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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夸大诗歌和理论的社会文化功能，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诗歌或理论把什么庞然大物给颠覆了，做了，灭了，瓦解了，解构了，还说得有声有色，诸如那个庞然大物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什么的。诗歌和理论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小笔尖那么一伸，就能横扫千军万马﹖把我们的诗歌扔到伊拉克，就能发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我就不信！李白、杜甫当年都没有敢这样要求诗歌，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不是诗人和理论家的自大狂还能是什么？我相信，那些自诩能颠覆什么庞然大物的诗歌最终只能是被颠覆、被灭掉、被做掉。它们的毁灭不是哪个对手来完成的，而是它们自己。这种毁灭丝毫也不悲壮，而是无人关注的自消自灭。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诗歌负载那些不属于诗歌的东西，诗歌担待不起。
我常说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我特想把手伸出窗外，让它暴露在真实的阳光、空气、雨水里。这个玻璃就喻指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念，它们像厚厚的绝缘体，有几十万光年之厚，把我们和真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每天被禁锢在这些观念里，还以为是对生活的真实触摸。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学者炒卖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在哪里﹖我找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有看见后现代的影子。当然，这是个笑话。那些炒卖后现代的教授先生们有没有发现，后现代只是书本里对现实的栽赃和虚构。当那些教授们合上了后现代书本，从他们的后现代研究中回到日常生活中，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每天上班、挣工资、买房子、送孩子去幼儿园等等活动中，有多少后现代的内容﹖最多不过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了一点而已！教授应该有正视中国基本现实的定力，不要被书本一吆喝，就以为人类到了用手走路的地步。
现在这些到处充斥的古怪观念把很多人搞得晕头转向。这种现象在校园里表现得尤其严重。学生们对本来平平常常的诗歌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学生受到的观念、流派的蛊惑、误导、暗示实在是太多了，平常心早就没有了。比如，没有读诗之前，就有人给你往歪路上“培训”：这是“非非派”、“莽汉主义”，那是“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等。这样，拿到作品之后，你不可能不预期它是一堆下流话、絮叨话，要不是下流话、絮叨话反而不正常。这种局面得改变，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松，以平常心对待诗歌，卸掉那些附加在诗歌身上的不属于诗歌的东西。
可能我的这些话不够前沿，不够时髦，保守、落后、老掉牙了，在大家看来，属于原始主义、落伍主义，甚至和“四人帮”一样反动。这没关系。我现在对诗歌的态度是大溃退，但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可能会引起争论，这就是：美学是一种伪学问。文艺评论要是对作品进行美学化的处理，或者说是观念化、理论化的处理，那将是无效的。当然，我也清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态度，目前这种炒卖西方文化思潮的学术路子还会走下去，这背后有非学术的动力，诸如盲目、饭碗、名利等等，它其实和“文化大革命”一样盲目。
二
我的话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反批评。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否定现在风行的这种文学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读后感，就是鉴赏式的批评。这是批评的正路。这种批评的主体是读者，评论家只有作为一个读者，才可以做这样的批评。
有人说诗歌应该给大学生看，或给大众看，我认为都不周全。不是想打禅语，我认为诗歌是写给那些读诗的人看的。这些读诗的人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工人、农民、民工、党政要员等等，来者不拘。这些读诗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评诗。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读者和评论家的关系。对李白来说，有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有评论家心目中的李白。这两个李白看似有联系，其实根本就不搭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李白的读者要去翻看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从里面找到关于李白的研究文章，诸如“论李白诗歌的夸张手法”、“论李白诗歌的恋母主题”、“论李白诗歌的内在抒情结构”一类玩意，然后再去阅读李白的诗。通常读者想读李白，就径自买来一本李白的诗集看，最多因为语言隔膜，要选择一个注释详细准确、对写作背景有认真介绍的版本。至于理解和鉴赏李白则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但这种理解和鉴赏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出离不了一个由作品本身大体确定的方向和范围。决不会像现代的接受理论浮夸的那样：随心所欲，互相抵牾。我想，要是有人把“床前明月光”读成旅馆使用说明，那不是表明他在鉴赏上有什么再创作的权利和才能，而只是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痴呆傻子。
评论家研究李白，则是为了寄生出学术成果。李白是他们撰写论文的由头或药引子。李白活在盛唐，至今已经一千好几百年了。这中间，中外研究李白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大都通过这种方式捞到了学位和职称。这中间也曾冒出各种称霸一时的李白研究权威，信誓旦旦，自诩李白之谜统统被他解开了，再要理解李白，必须从他开始。可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李白依旧光焰万丈，而那些称名一时的李白权威都销声匿迹、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了。时间最终使人明白了一切：相比之下，那些踏踏实实整理李白著作，为李白诗歌做题记、考本事、加注解的学者，保证了李白的诗歌穿越时空的阻隔仍能为后人阅读，他们的工作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们的名字也得到了后世的颂扬。
由此可见，读者心目中的李白和研究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根本不一样的。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活的、开放的，是读者的人生知己，可以终生相互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学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死的、封闭的，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一个谋生的财神爷。正因为这样，我说千年以来的所谓李白研究是一项学术产业。我为什么称它为学术产业呢﹖请听我的详细解释。李白研究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活动，而是一种经营活动，是一种讲投入和产出、成本和利润的经营活动。它的生产主体，也就是吃李白饭的所谓研究者，生产的产品就是论文或著作，产品的购买者就是特定的时代。每个时代都需要用学术来装点，弄出一点学术繁荣的模样来。评论家只要能闹出一点声音，把学术杂志一类特定时代的“学术宣传栏”、“文化装饰橱窗”及时给填满了，生产任务也就完成了，经营活动也就实现了。作为交换，时代会给评论家带来饭碗、职称、地位、名声等。这种文学评论成果其实只在学术圈内循环，学术圈外的人根本就不关心它们。文学批评完全是这种文化产业制度的产物，也是众多文化产业中最没有文化积累的项目。仔细想想，一千多年的李白研究有什么文化积累﹖我可以坦率地说，没有任何积累，完全是零进展事实也就是这样，一代的李白研究者来了，通过这种虚假的生产，捞到了现世的名利，然后就连同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消失无踪了，为下一代李白研究者的出现清理出场地。一代一代的李白研究都是在重复，在做无用功，决不会造出第二个李白来。
因此，文学批评可以职业化，诗歌写作则不能职业化。一个人要靠诗歌写作吃饭，那他肯定要被活活饿死，这表明诗歌写作是一种私人行为。文学批评家一早晨爬起来就可以写评论，一直写到晚上上床敦伦，这表明它是一种职业行为。写诗则不可能这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大早就像上班那样开始写诗，写上八个小时，然后下班回家吃饭休息。诗人不管如何勤奋，写诗都要靠灵感作为药引子，没有这个药引子，根本就做不成诗，而灵感决不会每天早晨八点就在办公桌前等你。写诗是一种创作行为，文学评论则是一种寄生行为、依附行为。因为是创作行为，它就很像太上老君炼丹，只要能炼成一粒丹，就能长生不老，诗人的长生不老就是至少能把一首诗写进读者的心坎里，让千千万万个读者反复品读。这就表明，他活出了人生的滋味，能和千千万万个读者产生共鸣。至于名声，不过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躲也躲不过，扔也扔不掉，因为这是真名声。
文学评论家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寄生形象，在寄生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写点鉴赏性的东西，才能有点切实的积极意义，即给好的文学作品抬抬轿子，给坏的作品卸卸轿子。这不仅有利于扶持好的作者，也有利于引导好读者。可现在的文学评论不忠实于这种寄生的角色，反客为主。它们或者到处搬弄时髦的理论，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观念小模型，胡乱裁割生动鲜活的作品；或者打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文学批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苗头，就是搞文化批判。据说，这也是从国外最新引进的成果。文学批评成为文化批判，这简直是对文学批评的莫大嘲讽，可倡行者不仅不以之为耻，反而得意洋洋，俨然是自己的创获，可以与国际接轨。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变成文化批判，是对文学批评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因为文化批判是一种几乎所有学科都具有的衍生功能，甚至是非学科的一般知识、意见、情绪等都具有的功能，引车担浆之徒都可以搞文化批判。文学批评公然标举文化批判，那它的学科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难道表现在具体的切入角度或知识材料的差异上﹖这简直是在搞笑！
还有一种文学评论，总想在文学之外给文学写作建构一个完美的规律，破解文学的所有谜底。这种愿望的来源特别古老，美学尤其是思辨美学就是它的老祖宗。思辨美学大师黑格尔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可他对美的定义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曾经唬倒了数不清的美学虔诚者。这句话确实听来摸不着头脑，要弄明白它，真得对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费很大的工夫。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想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红色是美的，那是因为我们从红色中看到了“红色”这个概念。我想，这决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庸俗化解释。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格尔在胡说八道。
可是，现在还有人有着与黑格尔同样的野心，在建构大的观念解释模型，妄图彻底解释艺术的一切问题，只是做得不如黑格尔庞大普遍罢了。有人责怪评论家没有艺术感觉，说话不牢靠。这些指责不对，要想让评论家造出无所不能的艺术解释模型，前提就是他要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放开胆子去制造观念解释模型。就说这位黑格尔，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从他的传记材料看，他的艺术鉴赏力极其低下，一生只喜欢看当时德国一个三流作家写的骑士小说，翻了一辈子都爱不释手。我估计，他的《美学》里的文学艺术材料，全都是从二手、三手、四手材料中转用的。一个人要是真有艺术鉴赏力，决不会搞出这样的鬼东西，来否定和扼杀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感性的美。因此，我前面说道：美学是一个伪学问。
（本文是在诗刊社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６日月末沙龙上的发言，一些地方在整理时又做了扩充和引申。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
文化与反文化
？ 苏中杰
这里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指精神文化，即人类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思想意识、观念形态、宗教信仰、社会规范、教育法律、道德习俗以及科学技术和知识。对此，说法一致的多，已写进某些教科书。那么，什么是反文化呢？一种说法认为，反文化属亚文化（非居主导地位或不具全社会性的思想文化）的特殊类型，是对现存思想文化持敌对态度的思想文化，其特点是不居社会主导地位，不具有普遍性。另一种说法认为，反文化是指某种文化内部摧毁其终极性价值规范的倾向。两种说法具有互补性，且为不少论者接受，并以此认识反文化，便把一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抗议运动，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等，视为反文化运动。在认定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反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把五四运动看成反文化运动，岂不荒谬？这种混乱，惹出了思索的不便和褒贬的错位，其害不言自明。
其实，那个“反”字并不坏，如“反专制”、“反腐败”、“反恐怖”，都是褒扬性概念。但“文化”（包括连带的“传统”）这个概念可并不全是中性的，而且还有相当的褒义成分，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某种文化之前加个“反”字，这种文化的面目就不太好看了，如指“文革”没错，指五四运动则有误导性，因此有必要做个梳理。
既然“文化”这个概念中性偏褒，它就应具有其必要的品质。所以笔者认为，人类随其走出动物界而成为人所产生的文化，其品质首先应该是人性化（没有人性还成为人吗？），在发展过程中，支持人性化品质的应该是人文化、正义化、理性化、科学化、道德化、规则化、开放化、革新化。人性化，当然包括人格独立化，精神自由化，因为舍此则无任何人性化可言。其后的多种“化”，都是以人性化为目标的，为人的自我发展服务的。尽管在已往历史社会阶段，上述各种“化”的程度有限，但从整体看来之所以能成其为文化，就是因为其品质保证了这个进步的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只要其积极性和进取性不会磨灭，它就是文化，就有发展的生命力，一直是人的希望之所在。
如果我们这样界定文化的品质，那么，什么是反文化，就十分清楚了。
以此观之，五四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谁是文化，谁是反文化呢？显然，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精神，核心是人性化的，具有人文化、正义化、理性化、科学化、道德化、规则化、开放化、革新化等基本文化品质。而以专制为其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它是反人文、反正义、反理性、反科学、反道德、反规则、反开放和反革新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几千年来反人性化即反文化的结果。五四精神反这种反文化，它就是文化。我们说“文革”是反文化，就是因为“文革”所反的就是文化的上述品质和内容。毫无疑问，“文革”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反文化，但是，当我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有人就认为这是“全盘否定”式的“咸式思维”，是“文革”行为。其实，“文革”不但没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专制性发展到空前残酷的程度，使其所积蓄的丑恶性和破坏性史无前例地大爆发。和苏联克格勃的上层特务杀害基层特务并不是终止特务政治而是强化特务政治是一个逻辑，“文革”看似“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都可以不要，但都是为了发展更狠的专制——“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我们看清“文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统关系，批判传统文化，是为了切断“文革”之源，而以批判“文革”之名而有意或无意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内核，可是相当有害的啊。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文化和反文化概念上的错位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在承认文化这个概念之褒性意义的同时，并不否认各种文化品质上的差异。由于历史社会原因所形成的文化品质之高低，使文化有了先进和落后之分。而落后文化虽然落后，但也不属于反文化，只要它有开放性、包容性、革新性品质，它就会形成一套新陈代谢机制，弃旧图新，吸收新的血液，主动朝进步文化靠拢，赶上进步文化，不会堕落成反文化。但是，落后文化要是没有这样的品质，为了自己的一统天下，以排他性代替开放性，以保守代替革新，尤其是不为各种意见搭建争鸣的平台，压制不同意见，封锁文化信息，限制交流自由，敌视进步文化，那就异化为反文化了。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二战时所形成的法西斯文化和当前世界上出现的恐怖文化，就是异化而来的反文化。
文化形成之初的地域性，决定了任何文化都有其品质上的不足，只有在互补中寻求发展。但互补不是自以为是，总想以一统天下的帝王式观念征服他人，而是要在交流中碰撞，在改造中图新，甚至在脱胎换骨中求生。如今世界迎来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地球村势必建立不以任何文化意志为转移的地球文化。这就为各种文化开辟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迎来了严峻的考验。是发展还是停滞，是生存还是淘汰，是成为更进步的文化还是沦为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