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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首要品质是人性化，人性化如何，决定着是文化、落后文化还是反文化。
焦虑与危机
——《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批判
？ 丁国强
《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是北大中文系所开设的学术讨论课的课堂实录。在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大学的思想空气也理所当然地稀薄起来。提问的兴致、研究的冲动、言说的激情越来越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面。即便是在离世俗很远的大学里面，问题中人、性情中人、孤独中人也实在是难以寻见了。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纯学者”都只是一种理想，一个幻影而已，即使是自由率真的灵魂之子在碰壁之后，也难保不世故起来，有的甚至越发变本加厉，像是发泄、报复一般，义无反顾地走向自我的反面。在平庸者、趋炎附势者之间，是没有真正的思想对话可言的。在当下这个批量生产知识的喧哗时代，挡在电视镜头和媒体炒作之外的自由对话是不多的。这在无形中显露了商业时代心智退化的危机。对话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并不仅仅在于人们在里面谈了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它启动了一种机制，张扬了一种追求，确立了一种精神秩序。冠名“旗歌”的一群研究生在这六次对话中所获得的是一种高于学术演练和文字游戏的精神狂欢。这些极富现场感的即兴表达向人们传递了一种不同于书面话语的别样智慧。
在这个躁动、媚俗的时代，舌头已经成为很顺手的作秀工具，谎话连篇而不脸红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了，而提问有时也背离了怀疑和追寻的本质，成为成就发言者的虚荣心、优越感的“托儿”。譬如说，某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天才和幸运，大肆渲染自己未成名前在一个小县城里的传奇。他看到文化馆的人不用按时上班，整天在大街上逛，于是就到文化馆上班，因为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写小说，结果就出名了。这一套话跑到北大课堂上讲，明显带有挑战智性和学院风格的意味。奇怪的是，中文系研究生并不恼怒。“大师”的吹嘘、调侃或者前言不搭后语，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原始文本，他们居然从中听出了一种节奏，一种味道，一种神韵，而且还能够从中找到某种内在逻辑，以证明他们早已设定的学术观点。这种交流完全是在心领神会中完成的，贯穿着相互诠释、相互论证、相互迁就的原则。这是一种以谋生为目的的合作，谁都不好意思砸掉对方的饭碗。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在一场体制内的讨论里面发现什么颠覆性。在这个很势利的年代，无论是对暴富者还是暴得大名者，人们是不惮于献上最肉麻的赞美的，直到黔驴技穷。大学课堂作为一个“探究性空间”，炒作性成分被限制到最低限度，在这种话语氛围中，居然还未能彻底摆脱世俗的明星崇拜的纠缠，说明了融合、混杂、妥协的力量已经超过质疑、反思、拷问和审视。可见，成功人士的统治已无处不在。
今天的“旗与歌”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理想主义激情已经相去甚远。用“转型期”这个暧昧的词汇来描绘当下的尴尬处境倒是颇有意味。转型带来了危机，也催生了投机，这一切都在喧嚣中进行。无论是小资情调还是愤青面孔，无论是私人写作还是公共表达，无论是体制内的生存者还是被放逐的边缘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放肆地生长，并行不悖。谁也不必幻想包揽什么，谁也不必指望别人来拯救。在这样一个分化的时代，人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从过去的生活经验和心造的优越感中摆脱出来。流行文化对偶像的疯狂追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失落情绪的变态流露，对“文革”那样的集体记忆的猛烈改写。其实，私人化表达的限度是可以看得见的，“个性”一旦泛滥到可以批量复制的地步，挂在人们口头的“立场”二字将是多么脆弱和可笑。这是一个言不及义、心不在焉的时代，在会议、课堂、影院等各种各样的现场里，手机声此起彼伏。人们举着被刘震云、冯小刚称作“手雷”的小玩意儿旁若无人地又喊又笑，仿佛在同这个嘈杂的世界叫板。对于不享有媒体特权的脆弱的个人来说，像严守一那样利用手机来制造令自己老婆上火的谎言和假象，也算是“自谋生路”的一种吧，自然也可以看做是与媒体的合谋。
“文化研究”成为北大课堂上的时髦词儿，大有取代文学批评之势。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因为文学越来越冷清，文化越来越热闹。以纸质传媒为中心的文化时代似乎已经终结。电视、广告、互联网等等无时无刻地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号，扩展着种种可能性。学术人对“文化研究”的钟情发生在文字泛滥、激情流失、文学梦想破碎的时候，显然有食尽鸟投林之感。难怪有人惊呼：文学批评扔下文学去享清福了。很少有批评者耐着性子去通读作品、解析文本了。他们所竭力保住的是一种话语权力，当文学无法赋予批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批评家只能通过割断传统来寻求另外一种秩序上的生存了。失去了批评，文学生态必定会严重受损，这里面有一个角色平衡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批评家放弃对文学发言，并不影响作家写作，也不影响文本传播，但是，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上看，批评的缺席无疑是一种价值的裂痕。匮乏文学气质的批评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名号，都是不伦不类的。温儒敏说：“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跨学科性质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是一种优势，也可能转化为一种劣势。从文学视野中游离出来，寻求社会学、经济学、思想史、政治学、女性学等驳杂学术资源的支持，对于解决“纯文学”的焦虑的意义其实是很有限的。从盲视状态跨入炫目的问题域中，“文学何以成为文学”难免会被忽略。
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构成现实世界的符号体系，而文学批评在乎的是文本及其影响。用文化来解释当下现实，来诠释观念变迁，确实能够改变传统文学批评中用概念和标签来对文学进行命名的恶习，但是，置身于文本之外、过于亲近传媒的文化研究，同样会陷入过度阐释和意义膨胀的误区。文化研究不是万能的，像汪晖这种中文系背景的学者所启动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论争，大都是茶杯里的风暴。他们所炮制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方案，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提出而已。在现有的学术体制内，在“思想无能”的状态下，批判知识分子的自身使命的完成，仍旧面临着许多障碍。无论是对于“他者”，还是对于自身，要想获得一种“同情的理解”，无不充满了对普遍性的界定、对可比性问题的把握、对特殊性问题的描述以及对生活世界的体验，是意义、价值和利益相互纠缠的过程。如何处理好终极关怀、价值中立与关注当下、参与操作的关系，对于学术人来说，异常微妙和复杂。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在流行文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知识分子沦落为文化市侩的危险更加突出。在精英梦碎之后，不少不肯退居边缘的知识分子用降低知识人格、放弃学术伦理的方式来完成自我的体制内生存。层出不穷的“潜规则”替代了秩序和规范，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越来越少。活着就是意义，生存就是硬道理，没有人再无缘无故地与周围世界过不去。即使是有人扮出叛逆者的模样，也仍然是相当可疑的。黄纪苏就断定：“一些号称体制的仇人很可能是体制的亲人。”他的发问很有意思：“那些‘反体制’的英雄，常看他们在电视里做嘉宾，国家课题费也没少拿。那些难道不是体制么？”《旗与歌》一书所谓的“另类现场”，其实也还是大学体制内的一种讨论课，虽然所到场的嘉宾口口声声“大家提的问题越尖锐越好”，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激烈碰撞。在学术对话的名号下所进行的不过是一种话语游戏，一种疲惫之后的敷衍。
其实，所谓的“文化研究”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那些对“文化研究”津津乐道的人，其真正兴趣并不在“文化”上面，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表面上看，文化研究是对精英话语的消解和对民间意识的融合，实质上是从自说自话的危机中摆脱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种种变化和波动最直接地体现在文学以外的种种文化形式上，如网络、电视、广告、手机短信等等。对复杂的社会心态和斑驳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无疑是对文化自我的一种放逐。当下的种种文化喧嚣，如二十世纪文化偶像评选、五花八门的排行榜、金庸华山论剑等炒作看似不伦不类，驴唇不对马嘴，实则是对以往那种纯粹的文学理想的一种反讽。文化研究的处境之所以如此尴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文学出身的研究者刚刚跳出文学的框框，就陷入了大众文化的陷阱之中。文化向来都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文学是个人的，而文化则属于乌合之众。美国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一书中就指出，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则，这里面包含着商业消费、娱乐休闲、个人偏嗜等诸多因素。这些东西更多的是感性的、欲望化的，是反对阐释的。苏珊·桑塔格说：“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反对阐释》）《旗与歌》所树立的正是这样一种传递虚假声音和异化风格的阐释精神。阐释，是沉默视界的反面，是对世俗真实的一种歪曲。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这个不可理喻的时代，那些硬要表白些什么、形容些什么的人，很难证明自己不是自找没趣。他们满口都是西方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他们所运用的说话方式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获得回应。“旗与歌”学术对话的主持人韩毓海那句开场白是有一种别样的幽默：“爱好学术的就这么多人，今晚全来了。”这是何等悲壮的精英立场，何等自我陶醉的优越感。他们的学术话语根源全在内部。他们有一种身份的敏感，将自己与乌合之众区分开来。这种警觉固然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某种角色本能，但是也透出了几分无奈和退缩。“文化研究”是挽救学院、文学、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危机的一张王牌。在无人理睬的时候，在一个人跳舞的时候，你总得想办法热闹一下，给自己一个体面而舒服的台阶。你玩的是文化，我研究的是文化。孰上孰下，不言自明，让人想起王朔作品的一句话：“你得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你。”这在无意间暴露出了对规训式权力的迷恋。南帆发问：“为什么大家要把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后娘养的孩子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既然是野种就没有必要非往家谱正宗里去挤不可。“旗”是政治，“歌”是艺术，对两者相互纠缠、相互攀附的想象需求，意味着当下知识者价值中立和独立发言的不可能。
（《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旗歌编，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第１版，定价：２６．８０元）
说过去的教授与现在的教授
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
？ 黄俊伟
从现在的教授贬值说起
眼下谈起大学教授这个“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的社会声望，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的文章〔１〕，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国高校教授成堆的写照。该文举例说：１９２７年时的南京大学（时称第四大学）没有一位教授，即使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吴有训博士、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博士、法国国家科学院毕业的严济慈博士，也都只聘为副教授；而现在南京大学的教授已达千多人；故该文还引用这个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对学生说的话：“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对此，季羡林先生也曾说过：“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说现在的大学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过于偏颇，我不太同意。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作为自己耳闻目睹的一种理性观察和实际接触，我一直相信，不很合格的教授毕竟是少数，多数教授、尤其是那些身为白丁的“纯教授”，其行为价值的取向仍属于置身学问并埋头苦干的“脊梁”一类，且当中不少人顶住了“官”念和外来高薪的种种诱惑而坚守住自己对学术本位的诉求，他们的贡献率无论如何都对得起国家给他们的俸禄。但近些年来，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值得探究。谢泳先生认为：“过去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２〕不过，今日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所谓“五步撞一教授，十步撞一博导，五十步撞一院士”的现象〔３〕，只是从“教授通货膨胀”的角度，论证当下教授贬值的一个原因；而真正导致教授身份危机的核心原因，恐怕还是指今日教授的精神气质和专业水准较之过去的教授，在社会权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显偏低，这使我萌生了写这篇“比较研究方向”文章的动机。
其实，探讨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的内涵，不需要用很多学理语言进行归纳描述。概而言之，一句话即可：专业能力与公共能力兼容并包，是教授身份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的坐标。因为，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具有相互关联的两极张力。前者指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物，所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意识；后者指教授的专业能力。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４〕。
教授的精神气质也可理解为是其形成自己专业能力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当这种人格品质面向公共社会领域时，能够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问题所蕴含的专业内涵，同时以大众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话语。一定意义上讲，教授社会权威地位的支撑点，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是专业规范的立法者，还要看他们能否跨越其专业领域，并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找一个自然融合的关联点，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公共规范的立法者、护法者，从而解释生活、申诉正义、张扬民主，履行教授的社会责任。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５〕。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提了几点希望：希望知识分子首先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学问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的意思”。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
我在一堆资料里寻找说明过去教授精神气质的事例时，发现符合金岳霖先生价值定位理想的教授，在过去“手工生产”教授的年代里，能找到不少佐证材料。有人说：怀念过去，多指怀念过去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查阅中，我也仿佛找到了这种感觉。根据精神气质的价值取向，归纳过去教授的行为特征，大致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观察：
一是首先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授具有超过常人的专业知识。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条件，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也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与本质。另一方面讲，教授是依靠学问谋生、因学问而存在的人，对学问的态度与工作质量如何，亦是检验教授资质是否合格的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