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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涯影响最大〔２０〕。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１９５１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２１〕。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国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地位的责任，大学教授们难辞其咎。但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识还是恪守学术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祸。因为，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并非圣贤的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而“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蔡元培先生语），去专事寂寞艰苦的学术研究。所以，讨论现在的教授和过去教授之间总体学识水平和精神气质的差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类比，要旨是探讨导致这种差异的体制性原因。而恢复现在的大学教授建立在专业自信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对教授学术成就的绝对尊敬要高于权力意志；其次则寄希望于教授们的道德自律。当然，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大学教授的社会“权威”身份，也许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注释：
〔１〕苗体君：《教授贬值为哪般》，《瞭望》２００１年第２１期。
〔２〕〔５〕〔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９〕引自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５１、３４、３７７、３７８、３７８、３８、３７页。
〔３〕姚国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０５页。
〔４〕〔１８〕任剑涛：《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志业抉择》，《东方》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６〕商子雍：《官是几等人才》，ｗｗｗ．ｂｏｏｋｅｒ．ｃｏｍ．ｃｎ。
〔７〕高墨：《清华思想讲座》，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１页。
〔８〕胡银根：《论大学教授的特征》，《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１３〕〔１５〕杨东平：《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２０２页。
〔１６〕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１７〕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０〕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１〕《世界经理人》，周刊〔ＥＢ〕，ｗｗｗ．ｉｃｘｏ．ｃｏｍ。
用“无可奉告”博弈
——媒介策略与媒介形象札记
？ 赵 维
（一）
西人性情幽默，评奖也不忘开心。除了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等一脸正经的奖项以外，还有一些搞笑、开心奖项。风光无限的奥斯卡大奖算严肃认真的，“奥斯卡十大罪恶奖”就有点玩笑的意味了。但把它看做“评委走眼奖”或“评委混蛋奖”，却也合乎主办者的“笑闹的外衣下面，自有其严肃的主题”的意旨。英国简明英语组织主办一年一度的“驴唇不对马嘴奖”，闻其名，就让人开心。
《中华读书报》报道说，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日，Ｐｌａ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英国简明英语组织）颁发的本年度“驴唇不对马嘴奖”，摘取桂冠的竟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获奖作品是２００３年２月他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发表的那番“知道不知道”的言论。拉姆斯菲尔德讲话原文如下：
就我们所知，有些事情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早已是已知的未知。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未知的未知——这些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ＢＢＣ的报道说，这些话反复读了几遍之后，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拉姆斯菲尔德到底是在说什么。
简明英语组织的宗旨是要确保向大众提供的信息使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该组织的发言人约翰·李斯特说，拉姆斯菲尔德式的语言正是他们力争取缔的。李斯特还诙谐地告诉路透社：“我们觉得自己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知道他在说什么”〔１〕。
中国人喜欢以“愚”与“智”月旦人物，拉姆菲尔德的语言表达能力真是“愚不可及”。在中国，不打小抄连四级英语通考都过不了关。
阅读西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传记，常常感叹那些人活得真不轻松，其中之一就是说话得谨慎小心，“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失言的恐惧，非当事者不足以体味于万一。撒切尔夫人当了首相后，首相府通知撒切尔先生说，今后公开发表演讲，稿子要先交官方审阅。“我尽量照办。”撒切尔先生说，“我草拟的演讲稿，自觉千锤百炼，考究极了，还拼命引用莎士比亚、利维等大师的原著。我呈上去给他们审阅；不久他们下评语说：‘通篇含含糊糊又东拼西凑。请仅限于含含糊糊而非东拼西凑。’”〔２〕脑子里装了那么多的事，有的事关家国，有的事关隐私，说出来还是咽回去，套用莎士比亚的说法，还真是个问题。面对记者追问，“仅限于含含糊糊”，走的是“化骨绵掌”的套路。
所以，我疑心英国简明英语组织书生气太足，把拉姆斯菲尔德的政治伎俩看得太简单了。中国人常说的“愚不可及”还有上半句，索兴说全了吧——“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某个人的聪明劲你或许能赶得上，但装傻那个水平你还真就差挺大一截子。傻瓜式的聪明，才是聪明中的极品。拉姆斯菲尔德庶几近焉！
对付记者，西方要人的水平远非那些金玉其外的影视明星可比，段位之高、手法之巧，人们在看得瞠目结舌、如痴如呆之后，只有佩服。常在电视上露面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是美国经济晴雨表一样的人物。有一次，那边总统选战正酣，报纸却说：“哪个笨蛋当选都不要紧，只要格林斯潘还当联储主席就行。”自然，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惹人注目。每季度当美联储开会时，一大早各大电视网就派了专人跟踪这个七十多岁的瘦老头子，看他怎么样从自己的车上走下来，怎样走上台阶，怎样迈进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大门。他们甚至研究出一个“皮包现象”：如果格林斯潘来开会时带的手提包鼓鼓囊囊，就一定会要提高利率；如果他的手提包很瘪，那么联邦的贷款利率就不会再次提高〔３〕。
身当重任，格林斯潘的公开讲话不仅极其小心谨慎，更充满了含义不明的暗示，躲躲绕绕，闪烁其词。这是他对付记者的拿手好戏。据说，格林斯潘刚刚上任五周，便自嘲道：“自从我成为中央银行家以来，我已经学会了不连惯地、嘟嘟哝哝地讲话。”〔４〕美国政治语系里就有“美联储语言”，指的就是格林斯潘的这种语言风格。他还有一段话，和拉姆斯菲尔德的获奖作品比起来简直是难分伯仲：“我知道你相信你明白你认为我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但说不准你意识到你所听到的不是我表达的意思。”〔５〕准确、明了是语言交流的一个最基本规则，这是语言学家的观点。
格林斯潘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我说得很清楚，那么你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这在西方尤其是政界和经济界是一句很经典的名言。
打定主意不让人听懂自己的话，是西方政要对付记者的常规武器，是公众人物特别是政界要人或者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们长期博弈中发明的一件政治技术产品。
（二）
在现代社会，不管哪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控制新闻传播，同时也必须通过新闻界与公众进行沟通，影响舆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便士报》诞生，传媒开始大众化的时代。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就是对付新闻记者的。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总统上台，他的负责新闻宣传的科特柳开始从政府领薪水，标志着新闻发言人进入政府序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新闻界掀起的揭露企业丑闻的“黑幕揭发运动”冲击下，工商界开始意识到除了市场竞争，他们还得应付新闻媒体，现代公共关系理论的诞生也指导企业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为了改善与新闻媒介以及公众的关系，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进入企业，他们是以新闻媒体和记者为对象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专业人士。以隐蔽的手法引导舆论、改善公众形象、求得公众认同也成了一项企业能力。政治、经济界要人及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经济运作过程的需要，把自己的某项政策议程，通过影响媒体议程设置，进而设定为公众的议程，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态势，成了社会控制的重要技巧。
１９６６年美国《信息自由法》颁布，它要求每个联邦机构要保证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拒绝提供情况的得接受司法审查，任意拒绝提供消息的官员会被罚款。新闻信息，被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来对待。政府和企业需要保密与新闻记者以公众知情权为依据，要求充分披露信息成了一对永恒矛盾。而且，在一个新闻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媒体之间的竞争，记者之间的竞争，对于新闻信息尤其私密的新闻信息的独家占有，是媒体和记者的追求，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王牌。“目光敏锐的记者几乎能抓住他所采访的那位政治家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向政治家叫板：“我们就爱说三道四，眼睛转个不停，衬衫领子破了，钮扣掉了一颗，鞋上有几个窟窿，表情有点心虚，肚里窝着火气，一时说话走嘴，凡此种种，都瞒不过我们的眼睛。”〔６〕他们声称“倘若一个新闻记者不是‘好事之徒’，那他还不如改行去做成本会计”〔７〕。
这是开场了就不会有结束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博弈。角力斗智中，双方的本事都在增长。
在公众人物与记者的博弈中，有一句话应该名垂千古，这就是“无可奉告”。有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一个城市的博物馆被一把火烧了。记者采访那个市的主管官员时，该官员很洋派，肩膀一耸，双手一摊，答曰：“无可奉告。”当时我真想对他喊，你蠢透了！在美国等这样的西方国家，“无可奉告”的官员多半是“嚼口香糖和放屁都不能同时进行”的货色，连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都对他的下属说：“千万不能说‘无可奉告’。”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一名记者说‘无可奉告’。一听到那样的话，他的鼻子就开始歙动，以为你在试图隐瞒什么。他就要四处嗅一嗅，想找出你藏匿的东西；他终究会找到某个能透露给他‘内情’的人。”〔８〕“像飞蛾扑火一样，记者总是情不禁地想写出好的新闻报道。”〔９〕这岂是一句“无可奉告”就打发了的？
美国的一位公关人士在为企业联络人员讲课时告诫：“最好的办法是以坦率的态度对待记者。对报界最好是开诚布公。除了不能告诉记者保险柜上的暗码，联络人员应当尽可能地与记者合作。”提这个建议的杰克·海敦本人是一家报纸的社论作家、记者。他这么说有点诱人上套之嫌，但下面的话证明了他的真诚：“如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记者找到你的头上那就很可能是这样），那你就不要指望通过不予合作的办法来隐瞒事实。出于自尊心，大多数记者会日夜工作，就是要把新闻挖出来——即使是从你的尸体上爬过去也在所不惜。”〔１０〕遇上了穷追不舍的记者，真是公众人物的最大不幸，公众人物的“无可奉告”之盾，渐渐失去了对记者的抵挡效用。
新闻系教学时煞费苦心地训练记者抵御“无可奉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告诉他的学生：“如果记者未能使消息来源相信揭发本身对他们（采访对象）自己来说是有利的，或者从长远角度来说对揭发者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好处的话，记者就要告诉被采访者，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了，无可奉告就意味着记者将不得不只报道事情的这一方面了。”另一个技巧就是告诉消息来源：“他们得到的情况本身可能是不全面的，但是无论如何，电台和报刊必须将这些即使是不全面、没有击中要害的情况刊登出去。但只要消息来源（指被采访者）肯于协助，这条消息也是可以做到更加准确无误的。”〔１１〕
新闻界对付“无可奉告”还有一个绝招，记者把他知道的不那么完整的事实简单的复述一遍，然后向采访对象求得证实。你若“无可奉告”，正中了他的圈套。他会在他陈述的后面加上一句：记者在向某人询问这件事情真相时，他的回答是“无可奉告”。这样的信息在受众那里产生的反应是，记者说的是真实的，被采访者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罢了。
（三）
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的英国情人凯·萨莫斯比·摩根的一段经历，仿佛专门是为艾森豪威尔“不要说无可奉告”的观点提供例证而发生的。二战期间，艾帅与他英籍私人司机摩根情深意挚，二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美国军方坚决反对并将摩根与他分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威胁：“如果他（艾森豪威尔）再提这件事，我一定会使他的后半生生活在地狱里。”一国将领在战争期间与一个外国女人发生恋情，被美国政府当做一件超级机密来对待。杜鲁门总统说：“作为一个总统，我最后干的一件事，就是从五角大楼的档案中找到这些信件，并将它销毁。”〔１２〕
事情过了三十多年，媒体仍需要当年艾帅的绯闻来娱乐公众。一位美国记者从万里以外将电话打到了摩根小姐的病床上。手术后的摩根小姐费力地接过电话，当听清记者追问的是她当年与艾森豪威尔的私情的时候，愤怒了：“这帮醉鬼和疯子深更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已经够讨厌的了，更为讨厌的是竟追踪到医院来打听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关系。”“‘无可奉告。’我说着挂断了电话。”当年，艾森豪威尔与摩根小姐情意缠绵的时候，还没有当总统，还没积累下对付记者不能说“无可奉告”的经验。摩根小姐虽“无可奉告”，报纸上还是发出了报道：“凯住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正在康复，她拒绝把与艾森豪威尔曾经计划结婚的事情透露给记者。”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哪儿，电话、电报从全球各个角落打到医院来”。摩根小姐陷入了媒体的疯狂追逐之中〔１３〕。
不准说“无可奉告”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助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您要做的是来回兜圈子讲话，不要说谎或说您不知道。只是不停顿地讲话，如果他们指责您答非所问，就给他们另外一些东西，让他们获得某种真实情况，但避免泄露那些‘无可奉告’保护的内容。”〔１４〕
艾森豪威尔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基督教箴言报》政治专栏作家哈希一次问到美国组建快速部队情况：‘这些快速部队是什么样子，为他们提供的机动性的工具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装备是什么？’艾森豪威尔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