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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基督教箴言报》政治专栏作家哈希一次问到美国组建快速部队情况：‘这些快速部队是什么样子，为他们提供的机动性的工具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装备是什么？’艾森豪威尔绕开机密的细节问题，讲了十几分钟。记者招待会结束，有人问哈希，总统在他提问时回答了些什么？哈希回答：‘我哪怕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必须返回办公室并尝试着从我的记录中领会其含义。’”〔１５〕
吉姆·哈蒂格是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曾当过美国《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艾森豪威尔对付新闻界的手段不少是他辅导的结果。哈蒂格作为在新闻圈子滚爬过的人，对付记者的手段炉火纯青。哈蒂格对记者们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从乘车到食宿，从安排记者单独会见总统到为记者准备新闻资料，细致入微，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新闻发言人之一。但后来记者们才发现，哈蒂格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周到且无可挑剔，又提供大量的资料，但他们却从来没从哈蒂格那里掏得满意的新闻。譬如介绍总统与外国元首的某一次会谈，哈蒂格在细节上大量地满足记者的好奇心，参加会谈的是哪个，谁穿了件什么样式的衣服，椅子的罩布是什么颜色，中间谁去了几次厕所，吸了几支烟……记者们记录累得半死，回去写稿子时却发现，哈蒂格给他们提供的是一笔记本的鸡毛蒜皮。这个哈蒂格活到今天肯定是超级黑客，他提供的大量信息垃圾，把记者的思维网站淤得瘫痪了，遑论反手提问。
如此看来，拉姆斯菲尔德简直就是艾森豪威尔、哈蒂格的后身，得其真传又加以光大，政客真是越来越精。
（四）
说，还是不说，不论出于公共利益还是个人私利的考虑，公众人物一旦面对记者，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而且没有成法，没有章程。
１９８７年参议员戈尔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问起了他吸食大麻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尴尬地沉默了很久。事后，在这一问题上，戈尔和父亲出现了分歧。老戈尔认为应当保持沉默；戈尔则认为应当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承认，以便轻装上阵。两人为此发生争执，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后来，还是决定发表一个声明。戈尔和他的助手讨论了声明表述上的各种细微差别，对于具体的措辞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终拟定了一个讲话稿。戈尔对于自己的行为加以辩护：“如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六十年代是一个变革时期，是一个国家成长、成熟、走出冷战、尽力解决越战问题和找回自己的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人，这些经历使我们更加强大。”〔１６〕
第二天，戈尔发表了这个简短的讲话后，有人认为他会为此断送前程，但很快地，一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也先后承认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舆论释然了。
对于同样的问题，小布什的方针是“打死也不说”。许多新闻媒介报道有关小布什曾吸毒的传言，但小布什及竞选班子一直拒绝对此发表意见。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７日，小布什在接受美国新闻网（ＣＮＮ）采访时说：“让我告诉你，这不是惟一一个谣传，但是你一旦回答了一个问题，他们就会散布第二个谣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一位记者说：“有人散布一个谣言，你就拿来向我发难，这不过是美国政客们玩弄的一个把戏，而你恰恰中了这种圈套。我不想跟你玩这种把戏。”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就此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六十九的美国人认为，政治家应该回答所有关于非法吸食毒品的问题。而《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网共同举办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坦白自己曾吸过毒的候选人不一定会在选举中败北〔１７〕。
有其父才有其子。老布什的“无可奉告”则具有行为艺术的色彩。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日，老布什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时讨好选民：“国会催促我加税，我会拒绝。然后他们会再催促我，我仍拒绝。他们若再催，我就会对他们说：‘听我说，我绝不加税。’”但到了１９９０年，当上总统后他却出台了一项增税计划。“一次他早上跑步时，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又改变了立场时。他指着自己的臀部，脱口说了一句：‘从这儿来找答案吧。’”老布什的这个“无可奉告”，惹来了新闻界一阵酷评。有的文章题目是《看我的臀部：布什的后手翻给预算斗争增加了新的混乱》〔１８〕。出尔反尔，在政治家是常有的事，记者专揭疮疤，也真容易让人气急败坏。
但是，恰恰是一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显示出了回答者的智慧，仿佛救起一个险球，捞了分。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是个反体制者，坐在台下骂台上。在１９９９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总统叶利钦授予他圣·安德烈勋章。这是彼得大帝１６９９年３月１０日设立的，当时作为俄国国家的最高奖，十月革命后被废止，后被叶利钦恢复。授予索尔仁尼琴是因为他“对祖国杰出的服务和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但是，索尔仁尼琴却对这块生日蛋糕不屑一顾。他发表声明说：“我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这一拒绝令当局面子太过不去了。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西苏耶夫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索尔仁尼琴）对官方和奖励持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度。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有拒绝和接受的权利。”然后他又解嘲似的说：“颁奖也是总统的一个责任，他知道，不能让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在过生日的时候默默无闻。”〔１９〕应该说，西苏耶夫的回答是个解除尴尬的范例。
好像俄罗斯人应对记者的嘴皮子功夫比美国人要强许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作家爱伦坡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保卫和平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您怎样看待苏联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莫里哀是个没有才能的剧作家，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后尤其明显。”记者手里拿着一份苏联报纸，但爱伦坡看不清楚是什么报。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译文是否正确，我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确实发表这样的文章，那只能表明文章的作者在文学方面不是内行，也不很聪明。”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法国的大文豪莫里哀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身为作家的爱伦坡当然清楚。接着，爱伦坡机智地发挥道：“我们说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者，但从来没有说我们已经消灭了傻瓜。”惹得记者们哄堂大笑起来〔２０〕。无论是谁，回答记者提问，有这样一个哄堂大笑的效果，多半是成功的。
（五）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大部分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陆续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有的还出台了新闻发言人手册，要求新闻发言人“不要撒谎；不要说‘无可奉告’；不要说‘对不起’、‘这件事情尚未证明’；回答记者提问要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将“无可奉告”列为新闻发言人的禁忌〔２１〕。
曾当过我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建议，外交官在回答提问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以他个人应对记者的经验是“因为这句话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２２〕。
“无可奉告”虽然说不得，但新闻发言人或其他公众人物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不可能事事都说个原原本本。“按新闻规律办事，全力与世界接轨，以展现中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形象”，这是政治原则，是一种政治理念，但不是政治技术尤其不是应对记者的技术。具体语境中的问答交流，具体的信息追逐与信息掌控之间的博弈真是千变万化，岂能简单到一个不许“无可奉告”了事？１９７７年春天，法国电视二台制作一部题为《二十五名中学生到总统家作客》的电视节目。一名学生问总统德斯坦：“您作为国家元首能不能做到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不说假话？”总统回答他说：“治理国家可以不说假话，我认为三年以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秘密是不能说的。”他接着说，“其实，秘密也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多！目前我至多掌握三四个秘密。”德斯坦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国家机密，例如我掌握了勃列日涅夫选定的接班人的名字，萨达特企图推翻卡扎菲上校的政权……一名女学生以清脆悦耳的声音问我：‘那您能告诉我们吗？’‘不，我不能告诉你们。尽管你们会保密，但一旦告诉你们，秘密就公开了。’全场哄堂大笑。”〔２３〕德斯坦面对的毕竟是中学生而不是刁钻的记者。任何一个人所能提供的都是有限的新闻资源，不仅是因为每个人的所知有限，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秘密公开了就不是秘密了。永远不要说“无可奉告”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比“无可奉告”还要狡猾的替代品。当然，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彻底消灭秘密，记者们愿意这样，公众也愿意这样，但政治家等一类公众人物是不想这样做的。秘密，就其本质来说，是权力的一部分。
注释：
〔１〕《英国连颁两项搞笑文学奖》，《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２〕董桥：《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４页。
〔３〕斯汀·马丁：《格林斯潘：金钱背后的人物》，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２１４页。
〔４〕〔５〕宋文京：《格林斯潘：仅次于上帝的人》，《畅销书摘》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２７页。
〔６〕〔７〕（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下风云一报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４４、１页。
〔８〕〔１４〕〔１５〕（美）史塔生：《推动和平》，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９〕（美）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版，第７２页。
〔１０〕（美）杰克·海敦：《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０９页。
〔１１〕王纬：《国际新闻的采访和编写》，《国际新闻界》，１９８２年１期，第３５页。
〔１２〕〔１３〕（英）凯·萨莫斯比·摩根：《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版，第３页。
〔１６〕袁征、陈宪奎：《问鼎白宫——戈尔与小布什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９页。
〔１７〕周立、龙翔编著：《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第１７７页。
〔１８〕弗兰德·格林斯顿：《总统的魅力——从罗斯福到克林顿的领袖风格》，北方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第２６０页。
〔１９〕《索尔仁尼琴拒绝领奖》，《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４日。
〔２０〕（苏）伊利亚·爱伦坡：《人·岁月·生活》第二卷，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２页。
〔２１〕《新闻发言人禁说“无可奉告”》，《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２〕《钱其琛“破例”十记外交》，《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３〕《德斯坦回忆录——对峙》，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０页。
总统性丑闻与社会公众的反应
？ 祁民富
读了袁传旭先生《传媒自由与美国宪政制度》一文（见《书屋》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就此信笔写来，作为袁先生文章的一个注脚。
１９９８年春夏克林顿性丑闻案开始曝光的时候，我正准备去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当时国内传媒对此事也有一些零星的报道，不过由于这些报道都是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并未十分在意。
８月份抵达美国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已经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一个中心话题。但在“斯塔报告”公布之前，美国各大传媒对此事的报道与评论，措辞依然十分谨慎，常常冠以“据说”、“未经证实”等字样，大多数文章的标题和媒体版面安排也不显得特别突出。
事件的高潮始于独立检察官科内斯·斯塔调查报告的公开发布。围绕是否公布“斯塔报告”的问题，美国国会曾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公布的一方强调公布这个调查报告可能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还可能危及美国的国际形象；而赞成公布报告的一方，则强调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结果后一种意见在表决中以微弱的优势获得通过。随后，美国的各大传媒迅疾通报了“斯塔报告”上网发布的确切时间。
我记得那是９月份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伊利诺大学学生会宽敞的微机实验室上机。中部时间下午两点整，机房内突然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扭头一看，发现机房内的一百多号学生都在兴奋地浏览“斯塔报告”网页！我也迅速加入了这个行列。
“斯塔报告”很长，除了独立检察官斯塔的调查综述和结论性文字外，还包括大量详尽的原始询问记录。斯塔以免于起诉为交换条件，迫使该案女主角莱文斯基做彻底的供述，其中颇多关于性事的细节描述。香港一家网站在公布中文版“斯塔报告”时，曾用“十翻云雨情，香艳胜小说”为标题，读来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但细细一想，还真不算是离谱的炒作。
“斯塔报告”的公布，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后的几周内，美国各大传媒都聚焦到这个问题上。ＮＢＣ电视台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Ｊａｙ
Ｌｅｎｏ在他的强档节目Ｔｏｎ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中，公然戴着克林顿的橡皮面具，手持一根硕大无比的雪茄，与三位漂亮的小姐（一式海军蓝贝雷帽和长裙穿戴，扮作莱文斯基状）在电视镜头前且歌且舞，插科打诨，引得观众们哈哈大笑；美国一家著名色情网站此间也遭到“黑客”的入侵，网页上的广告照片与动画都被改头换面，变成了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看起来不伦不类，令人捧腹。余波所及，我的ｈｏｓｔ
ｆａｍｉｌｙ（与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结对子”的美国家庭）——一对年轻的法学教授夫妇——在一次家庭化妆晚会上，也是一副“克—莱”氏打扮，为了突出“真实”的效果，女主人还特地用鸡蛋清在海军蓝长裙上制造了一摊“污渍”，见到每一位来宾都要特别炫耀一番……克林顿的政敌们借助这个事件搞臭克林顿的策略显然奏效。
经过媒体的这番炒作，克林顿受到沉重地打击。在电视直播的国会特别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看起来显得十分拘谨、颓丧和木讷，与往日出镜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充满朝气、机智诙谐的形象判若两人。
我们这一期在伊大东亚研究中心进修的访问学者共有十五人，分别来自中国各地的若干所大学。作为置身事外的中国人，有幸近距离地观看这出政治闹剧，当然觉得很新鲜也很有趣。茶余饭后，我们聚在一起时也常常谈到这个话题，并对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作了一些推测。我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常识和价值判断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克林顿必将下台无疑。
我们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虽然一般美国民众的道德伦理观念与中国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注重个性解放的理念使得婚外性关系在美国社会得到较多的理解与宽容，但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道德约束内容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若干国际性大都会（如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以外的“乡土美国”民间社区中。况且，这种事情发生在总统这样一位公众人物身上，便不再纯然是一个一般的个人道德问题。在支持弹劾克林顿的民众呼声中，我们听到了来自教会和教育界的一股强音：如果我们容忍了克林顿的这种行为，不对他提出弹劾，那么我们将为美国的年轻一代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典范？其次，克林顿政府与美国国会的矛盾，交织着个人意气之争和党派利益之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此，为了迫使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批准一项财政拨款，克林顿曾经动用非常手段，下令中央政府各机关停止办公一个星期，最终国会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克林顿由此获得美国政坛“坏小子”的称号。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将这视为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