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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我们的预料。克林顿“硬着头皮顶住”，拒绝主动提出辞职。此后国会又就弹劾总统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因为共和党无法获得国会中多数的支持，不得不放弃这项提案。而在总统性丑闻案件中一度积极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传媒，在经过几个星期的热炒之后，兴趣也发生转移，克林顿、莱文斯基和斯塔的名字逐渐在媒体上淡出。被“黑”的色情网站也恢复了原貌。至此，共和党借助性丑闻事件扳倒克林顿的企图功亏一篑。克林顿在经历了那场令人极度难堪的羞辱之后，依然厚着脸皮做他的总统。
根据我的观察与分析，克林顿之所以能够保住他的总统宝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在位期间，美国经济呈现出数十年来少有的繁荣景象，财政盈余不断增加，失业率降至历史的低点。大多数美国人担心撤换总统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其次，Ｊｏａｎ——我们进修班的“班主任”（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告诉我，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之所以主张克林顿留任，并非是因为他们喜欢克林顿，而是因为他们更不喜欢他的法定继任者——副总统戈尔。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主张克林顿留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在调查和处理克林顿性丑闻案的全过程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曾经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一般美国社会公众的心理调适能力及其方式。具体一点说，就是大多数美国人是如何实现对克林顿本人由厌恶到宽容的心理转变？毕竟，政治家的道德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啊！
但是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在经过权衡之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心理平衡支点，即将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相互分离。这样一来，整个事件的严重性就大大地降低了。我的朋友Ｂｏｂ和Ｓｕｅ——一对年近七旬的老夫妻——在和我们闲聊的时候说：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关系是他们两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我的另一位朋友Ｄｏｎ——一位严肃的基督教牧师——虽然曾经明确地对我说：克林顿应该受到严厉谴责。但是他又说：在这个问题上，一般人所能做的事，就是告诫他的女儿（们）远离像克林顿那样的人。当我追问他对克林顿去留的具体态度时，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了。最绝的是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年满八旬的美国老太太，一家媒体曾经引用她的话说：“我们对克林顿的要求，仅限于他努力尽一个美国总统的职责，至于他在床上的事情，还是让希拉里去管吧。”
归纳起来，克林顿性丑闻案调查和处理的经过，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式民主政治的几个基本面相：第一，公众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任何人都无法逃离公众的视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内发生的故事也不例外。克林顿不能以所谓“国家利益”的名义，动用行政权力阻碍性丑闻案件的调查和案情的公布；同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也不能以所谓“个人名誉权”受损为借口向大众媒体发难。第二，党派政治斗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在宪政法治的框架体制内进行。国会对克林顿的调查和弹劾，以及白宫的应对，都必须照章办事，有法可依。同时，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作为一种外在的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对两党政争起到了强大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媒体常常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让各种主张公开交锋，并不断公布民意调查的统计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事态的发展走向。由此可见，宪政法治与舆论监督是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理性化的的制度性保障。第三，决定克林顿政治命运的，不是共和党反对派，更不是克林顿本人，而是大多数美国民众。虽然这次没有采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而是在国会中进行投票表决，但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表态，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般社会公众的意愿。第四，大多数美国民众在考虑克林顿总统去留问题时，现实的、切身的个人经济利益的考量显然优先于抽象的、空泛的道德伦理价值判断。换言之，政治家的道德问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民众的政治态度并不完全取决于道德因素。政治家同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与行政才干固然很好，但是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对政治家行政能力的考量优先于对道德品行的考量（当然，这必须以政治家的个人道德问题不影响其对国家政治问题的判断与处理为前提）。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美国人的务实的经验理性吧。
政治家的个人道德问题和民主、共和两党的党派斗争之所以不至于对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是因为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制约无处不在。比如，克林顿性丑闻曝光以后，并未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便能逃脱社会舆论的谴责；国会内部反对派可以依法调查和公布总统的劣迹，并借助媒体进行大肆渲染，但是当弹劾总统的议案遭到否决以后，他们便不得不改换策略，另谋扳倒克林顿的合法途径，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一意孤行；国会中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党团阵营分野，但是在决定案情公布和克林顿去留等关键问题上，两党议员都不能不考虑社会公众的心态和反应。克林顿性丑闻得以曝光和他得以留任总统公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决策，实际上表明美国政坛的党派之争最终受制于多数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前者反映了对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后者反映了对社会公众经济利益考量的尊重。正是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因素，最终促成克林顿性丑闻案件的理性了结。
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激烈政争之后，克林顿照样做他的美国总统，活跃于国际国内政坛（据我观察，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那些硬性规定，克林顿后来再次竞选连任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国国内的各项社会生活继续按照自己原有的轨迹前进，没有产生太大的波动。对外方面，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强势地位也得以继续保持。
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赞成还是不赞成，这，就是美国式的政治民主。
透过劳特累克的眼睛看康康舞
？ 汪贤俊
在西方描绘舞蹈者的画家中最著名的算是德加和劳特累克了。吴冠中先生曾写了一篇题为《姑娘慢些舞，让德加画个够》的文章，描绘了德加在画中表现舞者轻盈妙曼的感觉。其实那是一种新兴资产阶级观看舞蹈时表现出的怡然自得，甚至有点洋洋得意的感觉。画的是芭蕾舞，有一种古典艺术的优雅，也有一丝罗可可的甜美，那是被认为上层社会有教养人的艺术。
十九世纪中叶后的巴黎还流行着另外一种舞蹈，那是下层社会中做洗衣工的姑娘们，劳累之余活动筋骨时跳的舞，叫“康康舞”，热情、粗野，充满了活力，有很多踢腿的动作，搓衣劳累的手拎着裙角，为的是让僵硬的腿脚尽情地活动起来。双腿残疾、可以继承祖先爵位的劳特累克，坐在昏暗的酒馆中描绘这种舞蹈，那又是怎样的感觉呀。
“劳特累克”是对画家“亨利·德·图鲁兹－劳特累克”（Ｈｅｎｒｉ
ｄｅ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Ｌａｕｔｉｅｒ Ｍｏｎｆａ
１８６４—１９０１）的简称，也含有尊敬的意思。“劳特累克”是个地名，曾是他祖先的伯爵领地。查理曼建立帝国时，将全国分为数百个伯爵区，分派诸多伯爵执掌各地权柄，如爱德华、香巴尼、阿基坦，等等。法国经过１７８９年大革命后，共和制在对抗复辟的王朝中逐渐确立起来，旧贵族逐渐没落，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活跃在政治、经济舞台上。图鲁兹家族为了延续他们引以为豪的高贵血统，世代近亲结婚的比较多，劳特累克的父母是表兄妹。劳特累克的外公让自己的女儿阿黛尔和她的表兄亚冯士伯爵结婚，这样，他的外孙可以袭用图鲁兹伯爵的爵号，在他的洗礼名上可以像国王那样加上“Ｘ世”。结果不幸的是年幼的劳特累克体弱多病，常发烧，又贫血，十四岁那年在自家公馆书房里打过蜡的地板上滑倒，一只腿骨折，翌年，另一只腿在花园中摔断，愈合后变形而无力，几乎停止了生长。成年后的劳特累克看上去还像个孩子。
两腿悬空地坐在酒馆里的劳特累克，用迅速有力的线条画跳动的舞女，舞女的腿画得有力又精巧。如果自己的腿像舞女那样就好了，就可以像父亲亚冯士伯爵一样，去贵族俱乐部，或者某某公馆，甚至去宫廷陪贵夫人、贵小姐们跳舞。劳特累克常想起父亲带自己去巴黎附近布洛涅森林骑马打猎，去上流社会应酬的情景，那是在自己的腿没有摔断之前。本来就不恋家，成天在外忙于无用的社交游乐的父亲，不愿再看到自己像侏儒样的儿子，更不愿看到自己儿子劳特累克毫无顾忌地画酒馆中的舞女，他认为那是腐朽堕落的艺术。
母亲希望他在祈祷上帝中、在阅读中寻找慰藉。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梵·高不是做过牧师，有过文学的梦，结果还是通过绘画表达他的内心炽热的情感吗？那个时代的法国少了宗教的热情，也慢慢冷却了由文学煽动起来的革命激情。那是讲求现实的时代，贫穷的人忙于生计，新兴的资产阶级忙于聚集财富，旧贵族们疲于享乐。有单纯理想的画家，如梵·高去阿尔寻找热情的太阳和像太阳一样的向日葵，高更则去塔希提小岛寻找淳朴的原始生活。１８８５年，劳特累克从家乡阿尔比来到了巴黎蒙马特尔，蒙马特尔有太多的酒馆，加莱特磨房、布吕昂的芦笛，还有著名的红磨房，那是因为画家劳特累克为它画过著名的广告招贴画，在那里他可以借助着科涅克白兰地，借助喧闹、热烈的康康舞暂时忘却痛苦，并在画画中寻找短暂的安慰。
蒙马特尔位于巴黎近郊的半田园地带，空地里种着花，空气中弥漫着维多利亚王朝风气世界的享乐气息，恋人们在街头巷尾毫无顾忌地接吻，而洗衣姑娘跳着康康舞，藉此抚慰发麻的双腿和内心的呻吟。康康舞还能带来什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人的想象力受到资本主义物欲论的刺激，只要看看正在建造中的、只求高度、无太多用途的“形象工程”埃菲尔铁塔就知道了，那是为举行万国博览会准备的，正好是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国内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法国，白天他们可以看新奇古怪的工业品，异国情调，晚上他们怎么办﹖精明的商人齐德拉告诉劳特累克，让康康舞上场，钱就会向他怀中涌来。蒙马特尔有很多舞厅，但没有把酒店、舞厅和妓院结合在一起的东西。齐德拉建造了这样的建筑物，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后来成为蒙马特尔标志的“红磨房”，外形像风车，有转动的风翅，上面装有从美国邮寄来的灯炮，夜晚可以闪闪发亮。齐德拉认为红色是吉利的颜色，能使女人漂亮，男人好色，嗓子会发干，会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红磨房里里外外的红色出现在劳特累克的画面中，如溅在画布上的红葡萄酒，如凝固的血液，看着，让人想起画家的腿痛。为了使色彩平衡，画面中出现了很多红色的补色——绿色，使他的画面多了丝丝的忧伤和阴冷的气息。
洗衣是蒙马特尔下层妇女的主要行业之一，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三法郎的报酬。会跳康康舞的洗衣姑娘召集在红磨房里，每月一百法郎，还有分红：齐德拉用这种方法拉拢人。康康舞不再是即兴舞，姑娘们编排在一起，喘着气，跳着被程式化的舞蹈，踢腿的动作变得色情和诱惑。画家的《跳舞的玛西儿·伦德》和《跳舞的珍妮·雅芙丽》等作品描绘舞女纵情于康康舞，宣泄热情时表现的机械和单调。舞厅里的领舞是台柱子，能歌善舞，能把握和调动全场的气氛。画家在《走进红磨房的拉·古吕》中，描绘了领舞者拉·古吕走进红磨房时，流露出的骄傲、自信而又冷漠的神情。舞女们过着昼夜颠倒、远离常态的生活。在休息厅里，她们不再分辨、也无法分辨先生和绅士们的甜言蜜语，那句是真，那句是假。画家的《红磨房一角》中神情木然的绅士和同样木讷的舞女坐在一起，像是在密谋和交易。
除了跳舞和交易外，她们内心的真情流向何处呢？不幸的人懂得了同情人。不像刚开始那样，她们不再问劳特累克的腿怎么回事，这会伤害这位贵族出生的年轻人的自尊心。画家像是她们中的一员，自如地出入在她们的起居室，描绘她们上场前匆匆地化装、卸装后的疲惫和乏味。她们开始向画家诉说她们的身世，她们伫立在黑夜的路灯下，不是为了钱，不是厌恶劳动，而是体内有太多的爱情。那时舞厅中流行歌手布吕安演唱的《圣·拉扎尔》，劳特累克曾为这首乐谱的封面做过插图。歌中唱到，那些被押送到圣·拉扎尔的女人不哀叹自己的不幸，而是牵挂正在失业、衣食无着落的“他”，谁会为其付酒水和发膏的钱﹖圣·拉扎尔是妓女的治疗医院，妓女们必须有巴黎的警察局给签发红卡片，否则就被关押到那儿。在画家的作品《检查》中，令人心酸地看到，排在队列中的两个女子赤裸着下体，上身裹着单薄的内衣，神情凄凉地等待接受命运的裁决。
劳特累克出生高贵，但肢体有残疾；舞女地位卑贱，但有健美、灵巧的腿脚。他们相互同情，并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人们形容德加的画，如同从锁孔中看到的一样，尤其是在描绘浴女和梳妆的舞女时，表现得轻松自然，同时也流露出观看者的恬适、愉悦和优越。而劳特累克作品丝毫没有表现窥视的欲望，画家在画她们，其实也是在画自己，画自己的丑陋、残疾、孤独和痛苦。而她们过着黑夜没有阳光的生活，狭小生活空间产生的摩擦，没有爱的性行为，使得她们变得偏激，有些神经质，时常相互争吵、谩骂，她们龇牙咧齿，突起下巴，胸口起伏。这种形象常出现在画家的作品中，就像《依维特·吉贝尔》中表现的那样。画家笔下的舞女并不美，甚至有几分丑化，丑化中有几分顾影自怜的爱恋和同情。劳特累克用同样的方式去丑化自己，像很多不幸的画家那样，如伦勃朗、梵·高等，都爱画自画像，而劳特累克的自画像，夸张变形，有的描绘得像侏儒。
由于插图画和红磨房的招贴画广为流传，再加上画家的高贵出身，连同康康舞唤起的暧昧想象，在一个喜好求新猎奇的社会风气中，画家很快成名，成为独立沙龙展的画家，作品还在英国展出。画家从了解自己中学会了宽容，一直到去世，都不曾怨恨父亲。当社会认可他的绘画才能时，他只希望父亲知道他是位有才华的画家，而不只是一个有辱家门的残疾人。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中，人们无法在劳特累克的作品中读出辛酸和悲哀。舞女和妓女，还有残疾而行为古怪的画家，反倒为红磨房吸引了更多的人。也无法设想那个时代的人能通过劳特累克的画，对这样的弱势群体产生真正的同情和关注。拿破仑三世之后，掌政的廉洁的共和主义者，反对官僚们寻欢作乐，甚至准备吊销妓女的营业执照，又听说她们是爱国的，七月十四日国庆那天，从吊袜带到鞋，她们都用国旗中的红、白、蓝三色，还把梯埃尔总统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结果吊销执照的事就不了了之。
由于饮酒过度，劳特累克的神经开始混乱，在夏特·圣加姆医院接受治疗，就像对待梵·高那样。启蒙后的法国强调理性，非常态的艺术家不是天才就是白痴，把天才当作白痴，会让辛辛苦苦复制传统的学院派画家更好受一些。被当作神经病患者的画家劳特累克，言行举止只好表现得像通常人认为的那样。《费加罗报》的美术评论家阿尔塞努·亚历山大还和他待上半天，证明他不仅正常，而且是处在最佳状态中的艺术家。画家得以出院，可没过多久，年仅三十六岁的画家就离开了人世，长眠于玛罗美附近的宁静小镇维尔德莱。
在１９０７年，劳特累克逝世的第六年，红磨房又因演出《埃及之梦》而名声大噪，在领舞者柯莱特的带动下，康康舞更加狂热泼辣。我们现在看到的好莱坞的歌舞大片《红磨房》，就是根据这段情节拍成的。此后，康康舞成为法国的典型民间舞蹈，而红磨房的舞女，主要从事歌舞，不过表演时更加裸露，身上只有几条丝带和几根羽毛做掩饰，赤裸着乳房，颤动着大腿，脸上挂着永远的微笑。红磨房一度成为有明星梦的漂亮女郎展现自己的渠道。而现在影视明星，哪怕是广告模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