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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心学转化。
明代心学约从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时开始。
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他的诗文，后人辑为《白
沙子》。陈献章一生为学，影响甚大。他虽明中大儒，但其主要观点，已与
②
程朱理学划清界线。他主张“天地我立，万化我生，宇宙在我”。在他看来，
③
“君子一心，万理尽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又说：“大地之大，万物
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
④
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他的这些议论，绝非程朱理学所肯言所
能言所欲言者，他以万物为体，以我为心，从而上承陆学，告别程朱，另外
举起一面旗帜。他的思想方法，本质上不在其理，而在其心。天下有道，亦
① 《明史·解缙传》，第147 卷。
②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7 页。
③ 同上书，第38 页。
④ 同上书，第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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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吾心；天下无道，亦在吾心。所以读经不是紧要事，虽然他并不反对读书，
但他认为改求诸心才是真正的求知之路。他说：“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
①
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他教人习学，以静为主，“但令端坐澄心，于
②
静中养出端倪” 。
陈献章之外又有湛若水。湛若水生于1466年，卒于1560年，是陈献章
的后辈。他与王守仁交好。虽然二人的主张并不十分相同，但在对心学的发
展方面，却各有贡献如许。按他的观点：“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
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心之说为外。”③
湛若水的哲学思想，以张载的气说为渊源；在许多地方，又与朱熹理学
有相通之处。但他虽然与张载气说有渊源，又不像张载那样，把“气”作为
认识论的基础；虽然与朱熹理学有相通之处，又反对朱熹理、心二元化的思
维方式。在他看来，“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
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
④
天地万事以为心者，心之为心也甚矣。”他的观念是心体合一的。所谓天地
古今，同此一心；宇宙阴阳，理气一体。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界，
确有很大影响。他是可以和王阳明争一席之地的明朝大儒。后人评价湛、王，
认为“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
⑤
门户。”但也因为他的学说终于不能和朱子之学划清界线，无论当时还是后
世，他的影响都不及王阳明来的更大。他是心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
物。
明代思想的转变至王阳明为一大高潮。王学之后，又有他的弟子们发挥
争议，拓展天地，成为明代中叶的最大显学，尤其他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
派，其影响尤为愈深愈大。但认真考虑王艮的泰州学派，又与王阳明的心学
发生差异，特别是从属于泰州学派的李贽，更是异而不党，卓尔不群。
王艮生于1483年，卒于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王
艮家贫，世代为灶户，即出身盐工家庭。他从小参加劳动，大约劳作时多，
读书时少。所以李贽曾说他“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但他却是泰州
学派的创始人，而且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使他的学说见解尖厉，别著锋芒，
或有些西方布鲁诺式的学人风格。他虽贫苦出身而不忘国，读书未多而不厌
学。他30多岁时，去江西听王阳明讲学，见面伊始，便有一场关于该不该议
论天下大事的争论。王阳明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他则认为“某草莽匹
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王阳明据此反驳他说“舜耕历山，
①
忻然乐而忘天下。”他不同意这批评，简捷明快地答道：“当时有尧在”。
其气势氛围，颇有些唇枪舌剑的味道。以后人的眼光看，这是王艮的观点更
合民情民意。但王艮推崇阳明心学，他的言行锋芒虽露，终不若王阳明心学
气象远大，体例完备，他拜王阳明为师，成为王阳明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之一。因为他对王学不但能身体力行，而且创立了明代一大学派。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3 页。
② 《明史·儒林二》，中华书局本，第7262 页。
③ 同上书，第7267 页。
④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93 页。
⑤ 《明儒学案·湛若水传》。
① 事见《王心斋全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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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最重视“百姓日用”之说，认为“人人皆可为君子”。所谓“夫
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与凡人没有本质区别。泰州之学以平民文化为
其特色，特色即本色，到了李贽、何心隐、罗妆芳时代，更显示出其异端风
采。而这异端风采，便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富时代气息的一种哲学精神。
与王阳明心学相抗拒亦相依托的明代思想人物，主要是罗舜初、王廷相。
罗、王二人的哲学思想，皆以“气”为先，在大范畴上，可与张载哲学归于
一脉。罗舜初（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大约与王
阳明同时，但其思想是与王学对立的。他的哲学，以“气”为本，不务旁杂。
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
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
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
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
①
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 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
浚川，原籍山西潞州，父辈时迁居河南仪封。可谓晋、豫人也。他一生经历，
与罗舜初多有相似处。对于民间疾苦，十分同情；对改革弊政，有勇有胆；
反对贪官污吏，不畏权臣暴吏；除恶尽善，不顾身家性命。他的哲学观点，
同样以气为本，他认为，“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
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世儒类以气体为无，厥睹误矣。愚
谓学者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②
罗、王哲学，更近儒学旧体。但其影响，则不及王阳明心学远矣。此无
他，因为王学更具开发潜质，也更适应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风格。
罗、王之学，虽亦反对理学，痛恨弊政，论其本意，不过一传统儒生而已。
其渊源远追汉儒，近逼宋儒，不及王阳明心学更富首创精神。
王阳明心学向着泰州学派转化，可谓明代思想一大转变。
明代后期，东林党人起来，复兴理学，再尊程朱，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其时，国家已到动乱边缘、宫廷腐败更是变本加厉，外患已到日生日长之时，
内乱又是一触即发之势。唯这一般士人，耿直为性，忠孝为本，“风声，雨
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一派，前
赴后继，虽与明朝共存亡，但那“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精神
与气派，是足以为后来儒生效法的。
自东林崛起而至明末，思想界人物如顾宪成（1550—1612年）、高攀龙
（1562—1626年）、刘宗周 （1578—1645年）、黄道周 （1585—1646年）
皆为儒学重镇。道周、宗周二先生更是明代末期宗师级人物，但他们多以学
品人品为先，论其哲学思想，则少有新意。直到明末清初三位中国式的启蒙
思想家出来，明代旧学旧说才又为之一变。
此变未果，而明亡矣。那么，为什么西方文艺复兴哲学与明代哲学走相
似的道路，但其结果却大有不同？不是说你变我也变，而且明代初期的国家
实力并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吗？
不错，确实是你变我也变，但是变与变也真的不一样。
一点不同，虽然双方都在变化，但是一方变化快，一方变化慢，加上马
太效应又在作怪，相比之下，距离越拉越大。形象点说，郑和的船队固然比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35 页。
② 同上书，第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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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的船队更强大，但北洋水师的兵舰就远不如英国的舰队更其船坚炮利
了。
一点不同，西方中世纪末期，教皇权力对各地工商城市的控制，时紧时
松，或紧或松。在意大利，就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之间产生了佛罗伦萨这样的
近代型工商城市文化。中国明代政权，对外虽然没有多少威力，对内却是控
制森严，不但缺乏产生佛罗伦萨这样的工商都市的客观条件，甚至没有产生
这样城市的可能性。
一点不同，西方自1350年文艺复兴兴起以来，已经出现和形成一个具有
相当独立的工商阶层，比如佛罗伦萨的管理者，就是当时的大商人代表。而
在明代，则没有一个商人可以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也没有一个地区形成
这种以工商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局面。
一点不同，西方近代文化最重视科学的应用和传播。哥白尼的地日说成
为西方近代思想文明的中心议题。但明代政府依然坚持以农立国的传统国
策，明代思想家包括那些异端思想家，顶多与民生日近，而与科学无涉。所
以“四大发明”固然出自中国，但彼时的中国人对它们却没有恰当评价，倒
是英国的培根对它们的作用有更充分的认识。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类型，已经属于近代资本
主义文明这个范畴，而中国文化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其主体，依然不脱封
建文化的旧模式，打破这个模式，还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而在当时，主
张学习西方科技的人物确实少而又少，纵有凤毛麟角似的几个先贤，也不具
备托马斯·莫尔、布鲁诺、埃拉斯谟、马丁·路德、蒙田一样的理论基础和
思想品格。
此所以王阳明终于不过是王阳明，而哥白尼却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大变
化。
2。心学大师王阳明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虽然著述极丰，但不甚看重体系，也不讲究抽象思
维。孔子习六艺，六艺只是6门功课，并不能代表他的儒学体系。但要研究
儒学，只知6艺不行，还要读《论语》，习《五经》，知思孟，明汉儒。孔
子对那些关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一类的问题，并非没有论述，但不追根问
底。比如他的鬼神思想，似在信与不信之间，究竟有无鬼神，并不认真追究。
比如他虽然极度重视道德伦常，但道德伦常缘何而生，缘何必如此而不如彼，
以何为本，以何为据，对于这些问题，他同样不作深究。那意向并非不明，
只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微言大义，会心而已。中国文化传统，
其意会性高于思辨性：其规范性胜过抽象性；其现实性超出理念性，其重视
道德伦常远远超乎对起源、本体及规律的研究。这个特点，到了汉时有所改
变，但依然失之粗疏不成体系，至宋明理学，才吸收释、道所长，有了质的
改变。理学讲理重道，使其体系日趋严整，其演绎功能亦臻于上乘。所以后
人有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的，道理在此。但宋代理学，也分两派，一派重理，
主要是程朱理学，一派重心，主要是陆九渊。然重心者不敌重理者，所以在
元代，程朱理学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明初，更是声势显赫，唯理独尊。
但理、心二途，缺一不可，历史总有一种满足性要求，这似乎是一条定律。
心学研究早晚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于是时至中明，王守仁的心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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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上承陆氏心学，又有新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一代显
学，对于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1472年生。他父亲作过吏部
尚书，他的家属于官僚加儒者式的家庭。
王阳明既好习经，又善思考，所以他能不拘泥于读经读书。史书说他“年
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
①
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足见他不是一位酸生。他好言
兵，也好访客，爱读书，也爱纵观山川形胜，反映出他独特的性格特征。他
一生追求仕宦，又能讲学论道，作诗为文，统军从政，苦思冥想，与他这种
性格、经历及家庭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王阳明早年仕途顺畅，加上他虽年轻但有见有识，很快得到提升。可惜
好景未长。正德三年即1508年，他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宦官刘瑾受宠，逮捕
南京给事中戴铣等20余人，他仗义执言，抗章奋救，结果，太监并龙颜一怒，
被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由此观之，他不但好学多思，而且为人做
事，也算有胆有识。他到贬谪地，并不心灰意冷。虽地处边荒，依然不忘儒
学教化。史载，由于他能“因俗化导”，当地居民相率伐木为屋，对他甚为
欢迎。刘瑾被诛，他重新得到信任，先被任命为庐陵知县，后来又迁升南京
刑事主事，一直作到南京太仆少卿、鸿胪卿。后以军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
国、新建伯，但他一生遭非议甚多，他虽对明王朝忠心不二，但明王朝却对
他常有疑难。
王阳明一生，无非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他的心学之说，二是奉旨出师，
讨剿有功。可谓是一个允文允武的人物，他原本进士出身，但带兵有道，统
军有法，几次出师，都传捷报。但也因此，过去一般大陆学者每当谈到他时，
总是多加鞭挞；加上他又是明代理学的主帅，属主观唯心主义范畴，更是两
罪归一，几乎无一是处。但他以书生之身而统军，确有些不凡之处。明有王
阳明，清有曾国藩，可说中国历史上书生将兵的两大典型。这说明他并非腐
儒，对于民间事、宫廷事、社会事都能情有关怀，并著以深思。他虽儒学人
物，但同情心重，他的散文名著《瘗旅文》，写得情深意重，字字千斤。他
率军“剿匪”，多所杀戳，竟至一战而杀7000人首级。他一面对造反者绝不
手软，一面又发文布告，讲述他的伤痛之情。他在《告谕浰头巢贼》文告中
写道：“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
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对此，也不好说他全是伪君子作风，
猫哭老鼠假惺惺。
他对皇帝一片忠贞，但皇帝对他却是信任时少，猜忌时多，他因功受封
①
“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步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