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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郭新民的样子，不像在说假话。我曾接触的乞丐，每天讨几十元、上百元的大有人在，像郭新民这么惨的，还真是少有碰到。我问他这些木头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刚刚在垃圾堆跟一个捡渣子的人抢来的，捡回去做饭。因为没钱买煤，只好捡木头回去烧。唉，真是一个苦命的人，50多岁了，还要跟人在垃圾堆里争抢几块木头！我不禁越来越同情起他来。
“每天讨这么少钱，哪来钱租房子呢？”我疑问又起。郭新民解释道：“不是我一个人租的，我们有6个人住在一起呢！都是一个村的，都是第一次出来讨饭，以为讨的钱够交房租，哪知道来了10多天，连生活费都讨不到。”
我有些惊愕：6个人一起出来，租住在一个房子里？我问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郭新民答应得很爽快，说只是房子内太乱，坐的地方都没有，怕委屈了我。
2、六位老人的晚餐
从我和郭新民相遇的地方，到他的租住地，正常人行走最多5分钟，可我和他走了近20分钟。
他住在一间当地村民搭建的简易房里。门前，三四个老人围在一起，蹲的蹲，站的站，在那里做饭。烧的是一种很古老的钢灶，这种灶只能烧木材、棉梗等物。我和他们打招呼，几位老人对我很客气。我就站在门口看他们做饭。屋外没有灯或蜡烛等照明物，墙面被烧得漆黑。他们的灶临墙而放，一个很破旧的锅内，正煮着满满一锅面条。烧的木头是很不规则的，甚至还有很难烧的夹板。
郭新民要我到屋里坐。走进屋内，乱七八糟的景象映入眼帘。这是一间仅十一二个平方米的砖瓦房，左边是一张床和一个地铺，上面垫的是破烂不堪的棉絮，被子也显得很脏，胡乱地堆在那里。右边堆着一些木头、木架子和几个缺口的碗、瓷缸。抬头上望，顶棚是几张发黄的篾席，最靠里边的两张破了个大洞。我问郭新民：“郭师傅，那里不漏雨吗？”
郭新民随便往地上一歪，点燃一支“游泳”烟，依然是那样一副缓慢的语气：“是呀，一下雨就漏。”
这样的环境怎么睡觉呢？尤其是睡在地铺上的人。旁边坐着的一位老师傅插话：“不好睡觉也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钱租好一点的房子。上一次下雨时屋内到处是水，晚上不能睡觉，只好坐到天亮。”
“这样的房子租金不是很贵吧？”我问。
刚才插话的老师傅叹了口气说：“武汉市哪有便宜的房子哟，如果住一个月，房租就是140块钱；如果住半个月，那就是一个人一天两块钱。”
这种价格，相对于这种房子来说还是算贵的。我坐在地铺上，和刚才插话的那位老师傅聊起来。我注意起他的打扮，他头上戴着一顶很旧的帽子，衣服很脏乱，抽的也是“游泳”烟。我问：“老师傅，您贵姓？”
老师傅说话的底气倒是很足，一副粗嗓门：“哈，我叫郭振华，今年70岁了。”
“那您和郭新民师傅是家门呢！”
郭新民“哈哈”一笑，这是自我们见面后他第一次发出笑声。他说：“小师傅，你不知道，他是我父亲！”
我有些吃惊：“他是您父亲？您们一起出来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到外面来讨饭的很多都是一家人，这样有个照应。”他指着外面说，“在外面做饭的，还有两个人是亲兄弟呢。”
在他的引见下，我见到了在屋外做饭的那对老兄弟。他们是哥哥秦文庭，今年78岁，弟弟秦文魁，今年63岁。另外的一个叫张先红，今年58岁，还一个叫秦德明，今年64岁。6个人都是一个镇上的（据郭振华介绍，他们镇就相当于村的级别），平时总在一起做事、晒太阳，这次是相约一起到武汉乞讨的。出来时，每个人带着一床被子或垫絮，指望能讨一些钱回家过年。
大约晚上10点，6个老人的晚餐煮好了，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秦文庭说，面里除放了少许的盐，其他什么也没有。另外，面条底下有稀饭，是用讨饭时别人施舍的一把把的米煮的。
“油也没有放吗？”我觉得不可思议，这可怎么吃呀。没想秦文庭却说：“有这吃就不错了。我们讨一天，付房租都不够，哪还有钱买油、胡椒、味精？”
秦文庭、秦文魁、张先红三个人端着碗从锅里挑面条。挑好面条后，将锅底的饭倒入一个盆子内。没有锅铲，秦文庭端锅，秦文魁和张先红用筷子使劲地向外扒饭。他们配合的动作很滑稽，三位老人还开着玩笑，可我却笑不出来。
看到三位老人吃这样的“晚餐”，看到他们难以下咽的样子，我心里酸酸的，喉咙里似乎被一个硬物塞住。他们说，自从来武汉后，每天都是这样吃的。如果在街上运气好的话，捡到别人丢的吃剩的盒饭，那就可以加一次餐了，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已是11点多了，我找了理由，向他们告别。临走时，我说还会来看您们的。6位老人非常客气，争相送我出门。街上寒风嗖嗖，走在路灯昏黄的光影下，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曾经面对过许多生活艰难的流浪汉和乞丐，但都不曾像这次这样感伤，也许因为他们是老人的缘故。可以说，这是我体验乞丐的过程中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3、和郭新民一起乞讨
第二天，我起床很早，8点钟的时候就赶到郭新民的住处。我想用一天的时间，陪郭新民等老人一起出去乞讨，看看他们在都市里乞讨是否真如所说的那般艰难。
赶到时，6位老人还没起床。约摸半小时后，他们陆续从床上起来，依然是下了一锅面条，吃过后，稍事休息便一起出门了。
走出邓家湾，6位老人互相道别，说些“祝您今天发财”之类的话，然后各走一个方向。我则与郭新民一道。因为腿不方便，他走一段路就停顿一下，走得很慢。看到迎面走过来人，便伸着碗过去讨钱。我发现，人们大都很厌恶郭新民，老远看到他便绕道而行，惟恐避之不及。即使走到了别人的跟前，别人不是“去去去”地赶他走就是视而不理，将脊背对着他，甚至还有人口里连说“个板妈”（武汉骂人的粗话），并要对他施以拳脚。有好心人给钱，那也是给1角钱、2角钱的。在别人家门口乞讨，有的人会给他一把米。
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武商亚贸广场门前时，他只讨到了8角钱、三把米，捡了两个矿泉水瓶、几块烂木头。讨到中午12时左右，收获依然不大。在武商亚贸广场旁的石牌岭路上，郭新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边喘着粗气边说：“哎，走累了，休息一下，看样子今天又讨不到钱了。”我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便到一家豆浆店买了两个油饼、一杯豆浆，说是请他吃的。他一再推辞不要，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还是接过去了，声音哽咽着连连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哪！”
坐了一会儿，郭新民的身子有些发抖。他说年纪大了身体也差，畏寒，要不是别人给他衣裳，说不定自己已冻死在武汉街头了。虽然没有讨到钱，但好心人给了他衣裳，总之武汉人还是很好的。“讨不到钱，不能怪别人不给，是自己没有用啊，有能力养活一家人还会沦落成乞丐吗？”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又哽咽起来，头压得很低。我是一个男人，能体会到他伤痛的心情。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郭新民站起来继续乞讨。我跟着他朝广埠屯方向走去。我们走得依然十分缓慢，他边乞讨边注意捡地上的矿泉水瓶和木头。在街道的十字路口，他很远看见一个矿泉水瓶，正准备俯下身去捡，对面跑过来一个年轻的乞丐，赶在他前头把瓶子捡走了。我正要上去和那个年轻乞丐论理，郭新民一把把我拦住，说：“每个‘叫花子’都不容易，何必为了一个瓶子争抢呢？”
郭新民有着农村人的质朴和善良。在广埠屯，一个比他年龄还要大的老乞丐在路边自来水管接水喝，拧不动水龙头，他便上去帮那个乞丐接了一瓶水。接完后，郭新民还是喃喃自语地说着那句话：“每个‘叫花子’都不容易，能帮别人就帮别人一下。等自己年老了，不能动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广埠屯电脑城附近，我们遇见了秦德明，这时太阳已经西下。虽然他们每天下午都会在这里相见，但还是分外亲热。秦德明也讨得不如意，只讨到了6元多钱。他们一起坐下来，边抽烟边感叹“生意”不好做。发了一通牢骚后，两人各奔东西。郭新民对我说：“我走得慢，现在得往回走了。”
4、准备扒车回家
郭新民今天的“收入”又非常差，只讨到5元6角钱、六把米，捡了8个矿泉水瓶子和一些木头。我和郭新民走进邓家湾时，他买了一筒面条，说这是今天的晚餐。 回到他租住的房子时，已是晚上9时多了。另外的5个人已在家吃面条的吃面条，煮面条的煮面条，面条与昨天所见到的一样。秦文庭边煮面条边说，没想到在武汉这个大城市讨钱这么难，每天只能讨几块钱。他们经过商量，决定过十来天就回家。 这是我料想到的，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要踏上回家的路途。我问：“那你们没有来多少天呀！你们可以多在武汉呆一些时候，也好多讨一些钱回家。” 张先红接过我的话回答：“不了，呆在这儿不如呆在家里踏实，总想着家人。能在这儿讨到钱也好说点，讨不到钱是受活罪！”对于我问的在武汉呆了多少天，6个人都说没有读过书，竟不记得来了多少天，至于今天是几日，也不知道。他们说反正快过年了，一定要赶在过年之前回家。 我为他们担心：“您们每天讨的钱除了生活，还有没有剩余？积攒的钱够买回家的车票吗？” 他们众口一词：“哪有钱买车票哟，我们好歹要扒上一辆拖煤的火车回去。” 我连忙阻止：“不能扒火车，那很危险不说，弄不好还会被人抓起来。” 张先红说：“不扒火车还能怎么样回去？我们手里又没有钱。” 是呀，没钱怎么回家，除了扒火车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只好转移话题。我问他们以后还会出来乞讨吗。他们每个人都说，乞讨真的非常艰难，自己颜面不顾了，却没有人愿意施舍。张先红说，再也不会出来做乞丐了，出来发不了财，家里再穷也要守着一家人过日子。 我问他们能不能留个电话。话音未落，郭新民就接上了：“电话？我还从来没打过电话呢，穷人谁安得起那个！” 秦德明说，镇上有部电话，但没有事，谁会去打呢，因此也不记得号码。 郭新民开始烧火煮面条了，我起身向他们告辞。临走时，我向他们建议，马上就要过年了，武汉人荷包里会比平常“暖和”，坚持到元旦可能讨钱要多些。等讨到了钱，再买张车票安安稳稳坐车回家多好，毕竟扒车危险性太大。他们都点头称是。 走到一个房屋的转角，我回头最后看了他们一眼。张先红正端着碗，目送着我离去，郭新民和秦德明则趴在地上对着钢灶吹风，一明一暗的炉火映着他们苍老的脸。我知道，我刚才的话对他们只是一种安慰，手上没有钱，说什么话也没用，该扒火车照样会扒。 走在路上，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我是真的不愿看到这些老人出来乞讨，年龄最大的都78岁了，正是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然而生存的重负依然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不得不漂泊异乡，在城市的风雨中伸手向人乞怜，到了年边要扒着火车回家过年。是什么导致他们要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仅仅是命运吗？我一直在思考着……
第十四章 “三进宫”的“乞丐大盗”
1、“三进宫”的老凌
2002年11月中下旬的一段日子，我在汉口一带寻访四处的流浪汉和乞丐们。那段日子的夜晚，我几乎都是宿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空旷工地旁，那里也是一个乞丐群居的地盘。
这里的工地由于闲置很久，一帮流浪汉和乞丐纷纷在这里搭起简易的棚子，捡几块木板架起一张床，就成了他们临时的一个家了。我就是在这里认识老凌的。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木棚里，我进去和他聊天，提出和他“搭伙”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找来几块木板，为我架了一张床。
老凌今年50岁，湖北麻城市闵集乡人，他在28岁那年得了一个怪病——肌肉萎缩。大腿莫名其妙地萎缩，比小腿还细；胳膊也开始萎缩，上面比下面细。他有一个兄弟也这样，有人说是遗传，可他的祖上三代都没有患过这种病。他不信，说是老天要惩罚他，让他受苦。他行动起来很不便，站起身都是臀部先起来，走路的姿势也是趔趔趄趄的。身体的原因，使他只能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
老凌坐过牢，并且是“三进宫”。他在20多岁的时候，那时腿脚还很正常，有一年过年时，村里杀了两头猪，放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半夜，他一个人撬开大门，弄一个很大的树丫，将半边猪搁在树丫上，轻轻地拖回了家。偷回来半边猪后，他觉得不过瘾，便又“杀”到办公室，又偷回了两个半边猪。但“不幸”的是，他被人举报了。公安部门到他家搜查，发现他偷的东西不光有猪，还有大量说不清来源的物品，这些赃物整整装了一汽车。他被判了8年刑。
讲起偷盗的事情，老凌丝毫不觉得脸红。他有一个怪理论：“人怎么致富？最快的途径就是一个字——偷！”据他讲，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见什么偷什么。这个习性也使得人们对他避而远之，甚至最亲的亲人也离开了他。21岁时，他曾与一个浠水的女孩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但因为被判刑，坐牢期间，老婆带着儿女远走他乡了。
老凌伤心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觉得无所谓了。他说：“我并没有觉得不能生存了，我还有一双手，不相信会饿死。”1996年，老凌来到武汉，在汉口二七路租了一间房子，还买了一套修鞋机，开始干起修鞋的活。他要的价钱比别人高，别人只收1元，他要收2元，但尽管如此，他的生意还是很好，因为他的手艺很不错。
老凌生性好动，还喜欢打牌。修鞋的那段时间，他每晚吃完饭后都要与几个在汉口做生意的老乡在一起“斗地主”。一天晚上，打完牌回家，家当都被偷了个精光。好在手头还有些钱，他又买回一台修鞋机，在汉口球场街重新开业了。
也许是老天作弄人，老凌的修鞋机又连续两次被盗。老凌说，自从干起修鞋的生意后，一直比较本分，控制自己不去偷东西，因为生意还不错，一天最少有30元钱的入账。他自嘲地说：“妈的，我不偷别人的东西，别人却偷起我的东西！”
第三个修鞋机被盗后，老凌便没有钱买了。房东催要房租时，他没有办法，只好卷起被子过起了流浪和乞讨的生活。
老凌如果坐着，丝毫看不出是个残疾人。但只要一走路，就可以发现他走得很吃力，几乎是整个身子倾斜着向前走。他说，我坐着讨钱没有人给，因为别人看我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走路呢，别人会认为我趔趔趄趄是装的，所以每天讨的钱很少，连生活都维持不住。
老凌“故疾”重患了，白日乞讨的时候，他到处“踩点”，发现可以盗窃的东西，便晚上出击。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建筑工地，一般是下半夜两三点钟，趁那些守门的睡着了，便偷一些值钱的钢板、钢材拿去卖。
我有些迷惑不解，以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能运得动那些建筑材料呢？他说：“很简单，搞一个折叠式手拉车，有什么东西不能偷的？”他洋洋自得地说，以前曾和一个湖南女乞丐租房子住，除了米是买的，其他的油、酱油、胡椒、味精什么的，都是晚上趁街头做夜宵生意的在下半夜打盹时偷的。
尽管是老偷儿，但终有失手的时候。他在偷建筑材料时，两次被工地的保安捉住。“这两次失手，一次把我关了一年多，一次把我关了两年多。”他说。
2、和老凌一起“借”钢管
说起偷盗之事，老凌从来不用“偷”字，只说“借”。他认为，人只要没有钱了，就可以去“借”点东西换钱。只要胆子大，敢“借”，人就不会饿死。哪怕被逮进去了，里面也有吃有喝，不比在外面流浪、乞讨差。
一天晚上，老凌建议我跟他一起到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工地去“借”钢管。他说：“我下午看到那个地方又割下来好多钢管堆在那里，今晚是一个好机会，你跟我一起去，卖的钱我们一人一半。”
说实话，老凌总给我讲他的偷盗故事，说得有板有眼，我也想亲眼见识一下他“借”东西的本领，当即一口答应了。不过，我有自己的思考，他要是真“借”的话，也不能让他得逞。毕竟我有自己潜在的身份，不可助纣为虐。
晚上10点多钟，我请老凌喝酒，他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他一会儿神吹自己是怎样从别的乞丐手里抢过矿泉水瓶换钱，一会儿又侃自己坐牢的“光辉”经历，可我没有听的兴致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