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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点多钟，我请老凌喝酒，他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他一会儿神吹自己是怎样从别的乞丐手里抢过矿泉水瓶换钱，一会儿又侃自己坐牢的“光辉”经历，可我没有听的兴致了，一直在想着等一会儿“借”东西的事。
12点多钟，老凌大概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拿出手拉车，告诉我可以出发了。出了门，他走在前面，姿势依然往前一倾一倾的，每走一步都像随时要摔倒。就是这样一个连走路都困难的乞丐，竟然是盗窃老手，真令人匪夷所思。
走了大约400米远，到了老凌所说的那片工地。我看了一下表，这么短一点路程，我们竟走了40分钟。若以这种速度，“撤退”时倘被人发现，怎么跑得急！我诚惶诚恐，提心吊胆，着实捏着一把汗。
其实，钢管还是有人照看的，旁边就有一个亭子。他放下手拉车，示意我和他一起坐下，然后，他点燃一支烟，四周巡视着。
远处白天喧闹的汉口火车站，此时十分寂静。整条道路几乎很难看见行人，偶尔才有一两辆空的士从此缓慢滑行而过。工地上，10多根铝合金钢管躺在那儿，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灰白色的光。
我的心“咚咚”直跳，再看老凌，他却悠哉游哉地抽着烟，只是两眼不时地往工地四周扫描，看有无可疑之人。一根烟抽完后，他艰难地站起来，很果断地告诉我：“小兄弟放心，现在没人，我们可以过去了，动作要快。”说完，他解开了手拉车上的绳子。
我按照老凌的吩咐，拖着手拉车装作晚上捡垃圾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走到那堆钢管旁。老凌则跟在后面。看看四围无人，他马上动作麻利地抬起钢管，轻轻地放在手拉车上，一分钟不到，就已经装好了两三根。我装作给老凌帮忙，心里却在想着该怎么阻止这场盗窃继续下去。他看我动作缓慢，很生气地吼：“快点干，发什么呆？”
我扶着手拉车站在那里，正束手无策时，突然看见远处一辆白色富康车驶出汉口火车站广场，朝这边驶来。我连忙对他说：“老凌，像是警车，快，我们跑！”那车恰巧也很配合，停在不远处的发展大道旁。
一直低着头搬钢管的老凌一听这话，惊了一下，马上放下钢管，一瘸一拐地准备逃跑。跑了几步，回过头来问我：“哪里？人在哪里？”
“那辆富康车刚才在这儿停了一下，刚才我好像看到亭子里的灯亮了。”我指着附近的那个一直黑着灯的亭子。老凌还是有些害怕了：“他妈的！今天是有鬼，你去把车子弄过来，我在前面等你。”
我提着手拉车来到老凌面前。他仍然不死心，准备再坐着等一会儿。我一个劲儿劝他今天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天再来下手也不迟。并且我摸摸心口，说刚才心跳得厉害。他骂了我一句，说：“你这个胆小鬼，一点动静就把你吓得尿流。你一惊一诈的，把老子也吓得够呛！”毕竟是有些心虚了，我们开始打道回府。但回去的路上，他一步三回头，似乎很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归。
3、老凌的女人
第二天上午10时多，太阳从棚顶间隙射进来的光辉“刺”醒了我。我睁开惺忪睡眼，发现老凌正坐在床边就着白酒吃馒头。他喝酒的动作很猛，一口灌进去半两酒，然后啃两口馒头。
我想起昨晚的事，想他一定在怪我，便朝他赔不是。他说算了，不提昨晚的事，只顾喝自己的酒。这时，他从荷包里掏出烟来。这一次，不是像平常那样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一根，而是把整盒都掏出来了。我一看，是一包“长城”牌香烟，这种烟要两元多一盒，对他来讲算贵的，心想他肯定在炫耀自己的烟，便就势恭维他：“老凌，你抽的烟很高级的！”
老凌“哦”了一声，说：“我不喜欢抽那些‘水货’烟，那些烟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要买就买两块多钱一包的烟。”其实，他平常很少自己买烟，很多时候都是从地上捡“烟屁股”抽。
我想起老凌的老婆。据他说，他第一次坐牢前在村里生活还算不错的，抽的烟也是有档次的，这都得益于他的老婆很会操持家务。
我问：“你从牢里出来后，就没再去找你老婆？”
老凌很轻蔑的样子说：“那有什么找的？我一个人还自由些。”老凌出狱后，1995年曾去找过他的一个女儿。女儿在罗田县一家工厂上班，但仅此一次，再也没去找过。我猜想他和他的老婆之间也许另有隐情，但不好刨根问底。但我猜测，如果他的老婆没有走，而是在家等着他回去，他也许不会选择流浪。
平时，老凌是个喜欢谈论女人的人，要想找他说话，从“女人”入口是最容易打开他的话匣的。我让他给我讲讲他的罗曼史，包括流浪以后的。这下老凌来了精神，边啃馒头边侃了起来。
老凌讲，他来武汉修鞋时，经常有一些擦皮鞋的中年妇女跟他“搭白”（方言，交谈的意思），一“搭白”就好上了。“其实那些女人都是冲钱来的。刚好上时她不会找我要钱，但过了几天后就说这困难那困难地问我借钱，那还能不借？但一借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说：“这么多年来，跟你相好的恐怕有很多吧？”
老凌一脸的自豪：“以前做生意时，手头有些钱，我每到一个地方租房子，就会有不同的女人找我。如果没有女人找我，我会找她们。现在不行了，身上没钱，找了女人也养不起。不过平时要想找个女人玩一玩也容易，花的钱也不多。”老凌叹了一口气，尔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样的女人都没意思。要说让我最难忘的女人，还真有一个，不过我可从来没对外人讲，你听不听？”我说听。
原来，2001年上半年，老凌在汉口新华路流浪时，曾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发生了一段恋情。老凌讲，那段时间他总看到一个女人，背着一个包，坐在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候车大厅的凳子上，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旅客。一连几天都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像买了票要乘车的样子。凭经验，老凌判断这个妇女是外地人，很可能是想回家却没有钱。
他主动上前搭讪，并请她吃了一个盒饭。开始那妇女对他很警惕，不太和他讲话。但发现他没有恶意时，终于告诉他，她是湖南湘潭人，三个月前因和老公拌嘴，一气之下撇下儿子到武汉打工，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黑心”老板，做了三个月不但一分钱不给，还经常调戏她，令她难以忍受。现在她又想儿子了，想回湖南老家却没有钱，又没地方住，所以只好等在汽车站里。
老凌不失时机地安慰她，并带她到小南湖洗澡，然后带她到中山公园里去散心。那女的说老凌虽然身体不好，但心地善良，是一个好人。老凌觉得一切水到渠成，就这样在公园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共同之夜。第二天，老凌就在汉阳花80元钱租了一间房子，和那女人住在了一起。
从此，老凌到外面去“衔食”，女的操持着家，两人俨然一对夫妻。而老凌呢，觉得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一天，那妇女说想念儿子，要回家。老凌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说实话，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老凌对她已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但毕竟是人家的老婆，总是会走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老凌心里酸酸的，难过得要哭。
经过一夜的思考，老凌决定放行。他拿出捡垃圾和偷东西换来的积攒了4个多月的350元钱，给了那个女的。对方捧着钱，刹那间感动地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并抽抽噎噎地说：“我回家，我男人要是再打我，我就带着孩子跑过来跟你！”但回家直到现在，她再也没有来。
说起这段往事，老凌很伤感，语气十分低沉，燃起的烟一直没有抽，烧到烟蒂烫着手才丢。我明白，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女人的地位比曾经的妻子还重要，尽管从道义上来讲，二人的行为都有不尽合理的地方。
我见老凌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便劝他：“老凌，也许她来找过你，而你却搬家了呢。没有必要再伤感了！”
老凌听了，马上回过神来，并很快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有什么好伤感的？女人嘛，有缘分就碰到一起了，没有缘分一辈子也不会相见。再说，天底下女人多的是！”说完，他双手交叉往袖子里一笼，眯起眼睛靠在墙上。我识趣，悄悄地起床，买东西做午饭。
4、“乞丐大盗”的“坐车经”
2002年11月25日，这一天，是我和老凌在一起生活的第7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小木棚，一进去就闻到一股酒气，老凌正和一个乞丐在那里喝酒。见我回来，他忙向我招呼：“来得好，一起喝一杯！”
桌上的菜挺丰盛：有千张结，有花生米，有蚕豆，有豆瓣酱和大葱，还有一袋子馒头。老凌边拿大葱蘸豆瓣酱往口里送，边大声对我嚷：“老弟，今天是老张请客，专门为我送行的，你可得多喝几杯啊！”老张是指旁边的那位乞丐。
我听老凌说“送行”二字，觉得突然，便问：“是谁要走？你吗？要到哪里去？”
老凌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我怕冷，准备到广州去，再说，那边也好讨钱。”我猜想老凌是不是在骗人，因为此前他并没提起要走的事，有可能是为了诈同伙让他们请吃饭而故意找出理由。老凌是这一堆乞丐群的“老前辈”，看到哪个“发财”，他常常会借故宰上一刀。
我坐下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喝！”老凌拿起酒瓶，给我倒上一大碗。
我已经习惯了听乞丐说哪个要走，因为流浪漂泊是他们固有的生活形态。但他们平常都是北上或到中原内地，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乞丐的管理相对要松一些，南边广州、东边上海，据说管理是相当严的，乞丐很难混到饭吃。
老凌却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人管理就不到大街上去讨，专在小街小巷活动，那儿没有人管！”他还说，他以前多次到广州去，都是这样生存的，从来没被人抓过。
旁边喝酒的老张开腔了，说：“我们也不想在武汉混了，但是到广州的车票得200多块钱呀，有这些钱还不如在武汉好好过个年！”
老凌手一摆，说老张外行，不像个在外面混的。“哪要那多钱？花30多块钱，外加一瓶酒，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到广州了！”我知道，老凌现在手头上大约也就30多元钱，前几天他还是把火车站附近的那批钢管偷了一部分卖了。
老张说老凌在说酒话，花30多元钱，加一瓶酒是怎么可以到广州的？哪有这容易的事！
卖了一阵关子，老凌开始讲授他的秘诀：“在武昌火车站买一张到咸宁的车票，上到广州的车。上车后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乘务员看喝醉了，一般都不会查，如果一定要查，我就装疯卖傻。”说完，还很不屑一顾的样子，“那些人好对付得很！”
老张伸大拇指，连说佩服。我又问：“那出站怎么办？出站要查票的。”
老凌“哈哈”大笑道：“这你就傻了，我以前坐车从来不到广州，广州是查得比较严。我在广州前一站下车，一般小站都查得松，然后我再流浪到广州。怎么样，我的办法还可以吧？来，喝酒！”
趁着酒兴，老凌又讲起他在火车上的“收获”。他说，火车上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去年秋，到桂林去时，他喝得“醉醺醺”的故意往旁边一个女孩身上靠。那女孩把头扭向了一边，老凌趁机摸走了她座位下的皮箱。下车后打开皮箱，发现有3000多元钱，他连忙又坐回头车来到武汉，潇洒地玩了一个多月，直到将3000多元钱花个精光。
老凌说，每次在火车上，他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也会屡屡得手。
这一餐酒，我们喝了一个多小时。老凌喝得酩酊大醉，喝完酒又吵着去附近另外几个乞丐的木棚子里玩“斗地主”。老张忙叫来一个乞丐，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坐在床上，就着床头的蜡烛，一直玩到第二天天亮。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木棚里睡了一上午。下午，老凌起来，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看样子是真的要走了。我陪他到火车站买了张咸宁的车票，是晚上6点多的。我说要送他，他说不用了，你是个好人，好人做到底，干脆你去给我买瓶酒算了，喝着酒我会想念你的。我笑了笑，跑着去买了瓶3块钱的简装“沱牌”，塞进他的袋子里，然后看着他一瘸一崴地走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第十五章 “遗像”背后的秘密
1、手捧遗像的“万军”
——4个小时，披麻戴孝、手捧“遗像”的“万军”讨了近100元。
——“遗像”上的人竟然还活在世上！
——扶危济困是一种美德，但明知是骗人的仍然无原则地施予，对其骗人行为无疑是一种纵容。
手捧遗像的“万军”
2002年11月15日下午，太阳暖暖地照着。我在武昌傅家坡一带转悠，这里是武昌一个繁华的交通枢纽地带。在靠近建设银行大楼的一条商业街上，我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手捧遗像跪在地上。
又是“学生乞丐”！但眼前的这个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与那些胸挂纸牌的“学生乞丐”还是大有不同：他的头上缠一条白色的孝布，两只手还捧一个遗像——一个中年男人的，一副披麻戴孝的装扮。他双膝跪在一张垫子上，身旁放着一个书包，面前的地上铺着一张写有毛笔字的白纸。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时不时有人丢钱到他的面前。我踱步到他跟前，仔细看纸上写的字：
我叫万军，今年19岁，城关镇中学高一（二）班学生。因家中贫穷，父母到深圳打工，回家时父亲被汽车撞死，司机逃走。母亲整天哭哭啼啼，因此患了脑血栓，治病花了近2万元。我是背着母亲休学出来打工的，可多次寻找，没有找到工作，才在此行乞。
同是天下父母生，谁愿跪在当街中？
君帮一点含笑去，无论多少都感恩。
短短的100多个文字，且不说其中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语句不通顺，仅就内容可以发现有三个疑点：一、是哪个省哪个县的城关镇中学？二、既然是学生，怎么没有相关证明？三、母亲因悲伤哭泣就患上脑血栓，这在医学上站不住脚。尤其令我生疑的是，“万军”虽然低垂着头，但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始终游移不定，不停地偷偷观察路上的行人。尽管有诸多疑点，但他的长相，又与遗像上的人非常相似，这让我有些犯糊涂了，自己也不能确定纸上的内容是真是假。
许多行人看后，纷纷解囊，1元、2元的丢到“万军”面前。每当有人给钱后，他就向对方弯腰、点头，表示感谢；一旦看到面前丢来5元、10元钱的“大票子”，他就腾出一只捧遗像的手，将钱捡起揣进荷包里。只1个多小时，他就有20多元钱的进账。但看得出他也挺累的，过不了多久，就要变换一个姿势。
在一旁观察了近两个小时，我从包中拿出照相机给“万军”留影。由于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我请了旁观者中的一位年轻人来拍。不想，闪光灯一亮，“万军”惊恐地抬起了头。然后很快地收起地上的钱，将纸、遗像装进书包起身就走。我在后面跟上他，说刚才拍照那人已经走了。他看了我一眼，并不理会，扭头直走。我随后跟着，在附近商场的人群中穿梭了五六个来回，“万军”不时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突然他发现了我，就上了街心的人行天桥，在桥上继续观望。10几分钟后，他才慢悠悠地走下天桥。
“万军”走到一个公交车站点，停在那里看站牌。我以为他要乘坐公交车，赶紧从隐蔽处走出，向站点走去。这一次又被他发现了，他转头朝回走，拐进了一条小马路。“万军”时而加快脚步，时而停住观看。我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走出小马路，他拐进一个民房居住区。我心中暗喜，以为终于可以跟到他的居住地了。谁料如意算盘又落空了，走窄巷、过小道，他又穿出了居住区。
走到小东门与螃蟹甲交叉的十字路口，“万军”停下来站了半个多小时，一直惊魂不定的样子。我感到自己的跟踪有些“残忍”，害得他像惊弓之鸟。我奇怪，因为看我的打扮，应该和他属于同一类别，为何对我如此惧怕？
正这么想着，“万军”突然穿过十字路口，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下子就“失踪”了！此时已是晚上8时多，跟踪了3个多小时，还是被他跑掉了。
“万军”的行迹更让我生疑：如果他的情形真的如纸上所写，为什么对人这么警惕和防备？看来骗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2、享受麦当劳
流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忘记“万军”。有时觉得他在骗人，有时又想也许是自己多疑了，并针对当时的一些疑问一一否定：一、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