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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这座以自然、宁静为灵魂的古城变得有些浮躁了，而这种浮躁又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先让我听到和看到的，是七十年代拆文庙。热河文庙规模很大，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至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建成，历时近三年。建文庙的想法是康熙四十年时，康熙帝有感热河城“聚民已达万家，耕桑以辟，户口以增，幅员之广，不啻数千里”，而有兴礼乐，立学校，建文庙之动机，感事不可缓。然而又存有待以百年之意。故到乾隆这里，财力物力等等都俱备了，就把他爷爷愿望实现了。热河文庙建筑宏大，仅亚于曲阜文庙，大于北京的文庙，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可惜在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中，却以建学校的名义，把其中主轴线上的数座大殿统统拆平变成了学校操场。如今想起来真是痛心不已。此外，那些年还刨了古街，扒了老房，棚了旱河（给旱河加盖，在上面盖房）。总之，好似非要把这个热河城的古朴和悠久都从根上铲光才甘心。
问，哪来的这股邪劲呢？
往下，还有更大的热闹呢。说来这事还和我有了点关系。起因是本该不影响游人的避暑山庄晨练，日后（至今）就练得有些吓人了。锣鼓齐鸣喇叭声声不说，还有各门各派各路高人大旗横帜招兵买马。气功最热的时候，宫内空场处能有十几种门派，包括“法轮功”，都各有自己的地盘和队伍。有练得满地打滚抽疯的，有练得撞树撞柱撞得树摇柱晃的，有练得修鞋的变成了“大师”，到处拽游人发功治病的，有练得麻子说把脸上的坑儿都练平了的。总之诸多“奇迹”在这里都出现了。
那年夏天，我陪一外地朋友早晨去离宫（即避暑山庄），一进去，把朋友吓一跳，以为在拍电视剧。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文章的题目是《离宫清晨有点燥》。很显然，这是一篇带有批评言语的文章。不过，在几千文字中，批评的内容是很有限的，我主要讲如何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看待离宫（已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公民应如何关心和爱护这座名苑。文章一发表，就有了强烈反响。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本来我讲的道理很充分，但反响的强大一方，并不是支持我的，而是反对的声音。偏偏省里的记者又来火上浇油，他们又拍电视又拍照片又上网，报纸文章的标题是《承德人要被撵出山庄》。大号黑体字很醒目，叫人看一眼就觉得出了什么事件似的。我那篇文章全文不足四千字，有一位老先生拿了篇六千字的反驳文章到报社要求发表。文章讲山庄在封建社会是帝王的，解放后回到人民的怀抱，就是人民自己的公园，我们不去享受，谁享？我们不去跳，谁跳？
承德是个小城，有一点事就随风飞絮，很快就全知道了。那一天，准确讲是个夏季的星期天，吃了早饭后，看天气不错，我外出转转。正走着，忽然就有人把我拦在避暑山庄前的大街上。那个场面令我既尴尬又害怕。一来大街上本来不是论理的地方，二来拦我的人很多。这场面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文革”。再者，当时我之所以有点发蒙，还因为带头拦我的竟是一个熟人，说来还是个老部下。尽管他比我要年长几岁，但在十多年前我确实在他工作的那个系统当过负责人，我们的个人关系还很不错。他当时满头大汗，身旁的人个个汗湿衣衫，一看就知是晨练的伙伴。他嗓门很大，大喊：“何局长（我当过多年地区文化局长），你干啥写那文章，你别走，我们正要找你说道说道呢！”
这一嗓子可了不得，一大片潮水般正在行走中的人都站住了，朝我这边围拢过来。外地人可能想象不出来我们这山庄晨练归来是何等的阵势。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如同当年电影院散场。只不过电影散场至多是千八百人，而这里绝不会少于万儿八千的，而且还是从一个宫门出来的。在这需要略做解释，若是平日早上，差不多八点钟前是“散场”的高峰，而在星期天，高峰出在九点左右。偏偏此时我“逆流而上”，彼此走个面对面，可以想象，一旦被众人围住了，必然是难以脱身。幸亏我急中生智，说这件事咱们回头再说吧，未等包围圈合拢，我嗖地钻了出去，才脱离了险境，再摸头上满是冷汗》》
事过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没去离宫。不是我缺少勇气，实话实说，这事不论换了谁，你就是再有理，面对那庞大且庞杂的人群，你也只能退缩，硬上毫无意义。不用人家动武，只要往前一挤，就能把你踩成肉酱，而你都无处喊冤。
其间我也不断地反思自己，难倒我说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平静并不是因为社会上赞成我观点的声音多了，也不是没有人要和我“理论”了，而是我这时又悟出一些道理，想找人心平气和地说一说。我想起曾答应人家“回头再说”，要言之有信，于是我决定和那位老同事聊聊。我起了一次大早，去山庄里寻他，然而让我失望，没有找到。当我再想去找，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练大劲了，脑出血，去世了。此时已是转年的春天，望着柳绿枝头湖水涟漪，我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我还是找出了一些答案。
事情大概应是这样的：热河身边这一大片山地，很早就建州立县了。到了民国初年，热河省正式建制，下辖二十多个市、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省份。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都曾在这里发生，并由此被世人记住。据记载，解放战争之初，毛泽东曾派人来热河，准备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由延安迁往这里。当时考虑这里面对华北平原，是可进可退的好地方，同时还因为承德是当时由我党控制的两个完整省份的省会城市之一（另一是张家口）。后来由于时局迅速变化未能实视，才改派中央工委去了平山县西柏坡。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热河始终是关内干部和部队去东北的重要中转地，因此，那时热河省是很受人关注的一个省份。全国解放以后，热河省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各项工作也是很努力的，有些在全国都占了相当的位置。在搞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这里有个叫朝梁子的地方，因办社积极性高，还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按语，即“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那句名言。那时，热河省政府在省会承德市大兴土木，已建（筹建）了规模宏大的剧场和办公大楼，这些建筑至今仍不过时，依然和众多现代楼宇并肩而立。当时热河省的干部情绪很高，都觉得在大家的辛勤努力下，热河省的工作会很快出现新局面。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市，也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尤其是东北籍的干部，来这里的很多。
然而，一件令许多人都想不到的大事很快就发生了。1956年初，热河省建制被撤消了。撤销的决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由政务院具体执行的。应该说这项决定是从新中国建设全局考虑做出的（同时撤销不止热河一省），对此，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但热河省的干部都表示拥护。随着热河省的辖区一分为三，干部一部分去了辽宁，一部分去了内蒙，大多数则留在本地，成了河北省下属的承德地委、行署的工作人员。于是，在那个春光依旧准时来到避暑山庄照耀热河的季节，中国北方的一个叫热河的省份却悄然消失了，热河省的往事也像一个梦，永久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不过，热河水无声无息地继续流淌，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说，昔日的热河省终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如今变成了一个地区，和长城以南的比较富裕的地区同为弟兄（地区），按说也是件好事，好就好在由此可能会受到一些额外的关照。然而，这种关照来是来了，只是来得晚了很多年，而首先来的则是一些不曾想到的烦恼与麻烦。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来到承德的。那时承德作为河北省的一个地区已经十多年了，可当我走进行署办公楼，尤其是接触了一些原热河省的干部时，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大省去后所留下的印迹。比如那楼的规模，当时在全省各地区肯定首屈一指。干部呢，讲话办事的气质，也无处不流露出自已曾在大机关工作过的。前面提过，当初热河省的干部有很多是从东北过来的，参加工作后一般都在沈阳、锦州这些城市工作生活过，后来是在“支援热河省”的号召下主动报名前来的。这些人身上有一股子“洋气”，故热河省以及尔后的承德地区，跳交际舞一直很盛行。而一批从冀中平原和太行山里出来的干部，身上则更多的保存着从家乡带来的乡土气息，尽管不用白毛巾罩头了，但独特的口音却把籍贯毫无遮挡地告诉了众人。日后他们陆续被派到承德，与原热河的干部虽然走到了一起，却又是很容易分辨开来的。
毋庸讳言，跟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在热河身旁的这方地面上，自热河省撤销之日起，一股“本土”情绪不由自主就产生了。对此我做过认真了解，了解到这种情绪其实并不是要搞什么独立性，更没有想搞“独立王国”。原热河省的干部也是受党教育多年，也是懂得党的纪律的。那么，与上级的矛盾出在哪里呢？
一些老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矛盾出就出在承德的许多情况与“口里”（长城关口，指长城以南）不一样。当上面的一项工作任务部署下来，口里众多地方觉得合适，但在承德山区这里就有些不甚合适，有的甚至很不合适。山里人（干部）性情又直，有时就表现出些个情绪，一来二去，总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希望能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结果就弄得上面先是很为难，长了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不服从领导，要搞“独立”呀。在那个强求步调一致的年代，如果有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况且，你们这些人原本又是从热河省划归过来的，是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呀。于是，在工作、感情和习惯上不断闹别扭之后，最终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结果，承德地区就在政治上吃了大亏。
吃大亏，其实也不是没有一点征兆的。原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离任后，并没有在新的省份任职，而就此改了行，做了外事工作，最后当了民政部副部长。王国权是个非常老成厚道的人，对热河这里很有感情，去世前些年，屡次来承德看望老部下，还要到山里看望贫困乡亲。他有文章成集，我拜读过。其中关于他在热河省的一些记载，看得出他很勤奋又有作为。尤其在治理干部下乡讲排场讲吃喝上，他下了大功夫。他是念过书的人，参加革命早，但不是武将。他做过多年大使，还做过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在中日关系上有过特殊的贡献。我不清楚他当热河省委书记是正部还是副部级，但从他日后的职务看，他可能没得到提升。
提升与否，这对王国权同志是无所谓的，人家投身革命本不图当官。但王国权可能没有考虑，其实他的去向与任用，对仍然留在承德的原热河省的干部影响很大。假如他到新并入的省当领导，哪怕不是一把手，承德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有句不好听的话，用在这里可能不合适，但我又找不着比它更合适的，那就是“树倒猢狲散”。这话可不是糟践谁，容我略作解释：九十年代，机构改革地市合并，当时承德地区的书记和专员都是省里派来的。合并之前，他们蔫不溜全走了，一时间，我作为地区的干部，看看身边同仁，大家就有点树倒的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现实。一个地方，即使从未有心搞小团体，但毕竟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彼此关系必然要密切。当头头的说走就走，下属面对新格局难免就有失落感。好在这种感觉在我这儿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这时我们正处在党内生活已经正常了的好时期。
而五十年代后期则不然，承德地区的老干部至今提起来还略有余悸（作病了）。这里无法回避要提一个人，那就是原热河省委秘书长王克东。当初就是他带队去朝梁子搞调查的。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同志的按语，就是在看了他的调查报告后才做出的。王克东，山东平原县人，1915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观城县、曹县县长。1945年到热河省，后任围场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调热河省政府任秘书长，后任省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工作很务实又讲真话的干部。至于王克东带队在朝梁子搞调查并写了报告的具体情况，包括承德一位资深的搞党史专门研究他的专家，一直想当面问个究竟，可惜他与克东同志多次讨论热河和承德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却忘记了问这件事。王克东去世后，这事成了专家的憾事，对于我们亦是如此。不过，我猜想，搞调查的时候，王克东并不是热河省的主要当家人，在全国搞合作化高潮之际，他的调查报告不可能是逆风而行的，否则毛泽东主席也不会写按语。但当热河省撤了后，王克东当了承德地委第一书记，成了主要当家人、决策者，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
王克东更加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塞外这片贫瘠的山区如何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渐渐地就有了他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承德地委制定的有关“毛驴下放”的一系列政策。这也成了他日后的一大罪状。什么是“毛驴下放”呢？1958年末，中央发现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开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1959年上半年，王克东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领导地委一班人对前段“左”的做法做政策性调整：降低了全区农业生产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大跃进”以来各种“大办”中的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对1958年的决算，实行三级核算，两级（大队、生产队）分配，公社提成，大队包干的分配方案；决定凡是毛驴以为生活服务为主的地方，将毛驴下放到户饲养；解散群众最为反感的农村食堂。
因为我在塞北农村插队五年，虽然年代稍后，但很明白“毛驴下放”的实质，就是允许农民个人饲养（拥有）毛驴。应该说这是很为老百姓着想的。当毛驴都入社后，农民想驮个柴火、粮食，以及走娘家，推碾子拉磨，就必须到生产队去“号”驴，即在队长那申请，排队，最终才能借到一条驴使。这对群众生活是非常不方便的。王克东的举动，显然既符合当时中央的精神，又符合群众的要求。在1958年末至1959年上半年，不仅王克东，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脚踏实地地在农村干着这一类事。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风”向突然变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自上而下地搞起了反“右倾”运动。与省里步调不甚一致的承德自然不可逃过这一劫，而王克东的命运尤其悲惨，一转眼就定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随后河北省委在《关于以王克东为代表的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将王克东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在党内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典型的政治代表”。
老天爷啊！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这一大段话是怎么排列出来的，更难想象被扣上这些大帽子之后意味着什么。回答又很简单，那就是政治上的死刑，人生道路的绝壁。如果承受力稍弱，就得自杀了。好在受这种冤屈的不是一两个人。况且这些人多数都是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承受力很强。于是，王克东就到石家庄的一个县去当副县长，开始了被发配后的另一种生活。但事情又远没有这么简单地收场，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他手下的干部呢？我都不忍心将下面的文字写出来，但又不得不写：
这一次以批判王克东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规模越搞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由批判王克东一人，进而牵连到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包括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在工作中支持过王克东或执行了地委所制定的政策的干部。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市、县委书记、委员、科局长、公社书记、社长等党员干部一百零三人；有九百五十六个单位连续搞了五个多月反右倾运动，有五百二十七名党员干部被认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二百七十二人被定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和“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大多数人被撤职、免职调离。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难所及，无一幸免。
一个小小的承德地区那时能有多少干部？这么一整，基本上把原热河留下的干部一网打尽了，侥幸者则惶惶不可终日，尔后外派来的干部，必然首先要与“热河派”划清界限站稳立场。“热河”终成了一个不敢言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