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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跑群众跑了两年，问他烦不烦？他说：“不烦！”问他对那些演主角的演员羡不羡慕，像张平、于洋这些耀眼的明星。他说：“羡慕，但是我不着急。我有一个信念，不会永远跑群众的，总会有戏演的。”是的，正如瓦西里耶夫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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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名字上了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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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在影片《赵一曼》的演员名单字幕上出现了“伪警察乙——葛存壮”。他在审讯赵一曼的一场戏中，扮演了其中的一名伪警察，只在一个半身镜头里露了面。这是按当时的规定，有中景以上的演员就可以上名字。任何观众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名字，同行们也没有什么反响。对别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老嘎来说却是头等大事，是他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老嘎的名字居然上了新中国的影片，真是无比的荣耀！从滹沱河畔走来的农家顽童，从青岛贫民区走来的贫苦少年，从齐齐哈尔山东大院走来的失业青年，居然有朝一日上了新中国影片的字幕。这就是开头，这就是起点，确实值得大书特书。这种荣耀感在老嘎的心头萦绕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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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那个眼睛有神采的演员后来竟成了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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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饰演的第一个有戏份的角色是《六号门》中码头搬运工的监工朱把头。朱把头是在大把头后边转的小把头，是个反面人物。大把头张金龙由谢添扮演。导演吕班提出戏剧生活化，要求演员带着角色带着戏剧到生活中去。两个把头好似回到了旧社会，穿上绸裤褂，手拿纸折扇，耀武扬威，随意打骂工人。工人们则在工会全力支持摄制组的号召下配合演员，有的跪地求饶，有的挺身反抗。导演还要求把头到天津著名的皇宫舞厅去跳舞，到暗娼出没的小胡同中去溜达。考虑到万一被警察误会抓去，特地办了公安局的证明信揣在怀里。实际上，老嘎感到这样做没有多大的收益。倒是在工人们忆苦的座谈会上，听到他们对旧社会活生生的形象的叙述，有较深的感受。老嘎第一次演一个有戏份的角色，自己感到举足轻重，成败得失影响到未来的命运，因此全神贯注地投入。
朱把头有五六场戏，主要是表现把头们内部抽签决定和对方拼搏时由谁去送死。结果朱把头抽到了死签。他家有妻儿老小撇不下，便向大把头求饶，遭到拒绝。后来这场生死博斗被地下党知道给制止了。表现朱把头抽签和求饶时，导演都给了特写镜头。老嘎经受住了特写的考验，表现人物的身份、心理、感情都很准确。这个角色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最有趣的是，影片公映时我对老嘎的这个特写镜头注意到了。我当时还想，这个演员的眼睛挺有神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眼睛有神采的人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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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看完老嘎的表演，高兴地说：“我们厂又出了个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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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国庆献礼影片《红旗谱》。剧本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导演凌子风提出让老嘎扮演其中反面主角、老地主冯兰池。老嘎接到通知后，喜出望外。冯兰池的戏比较重，跨度又大，人物的年龄从二十几岁直到六七十岁。老嘎感到负担比较重，这时传来消息说演员要试镜头，才能最后确定。老嘎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表演经验不足，十有八九要吹台。正在他准备试镜头的时候，导演又通知老嘎不试镜头了，冯兰池决定由他扮演了。他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接着又担心自己把握不好，把戏演砸了。老嘎就去问凌导演怎么敢于这么大胆选用他。凌子风说就根据他平时跑群众的感觉，那种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老嘎觉得这个角色演好演坏，对他的艺术前途至关重要，兢兢业业地准备。当时摄制组很重视案头工作，集体讨论剧本主题，时代背景，讨论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老嘎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剧组又深入到冀中地区去听取群众意见，倾听他们的亲身感受，使老嘎增加了许多感性知识。他不停留在概念化的对地主的一般理解，而是抓住“这一个”地主的外部形象和内心的思想感情。他反复仔细阅读《红旗谱》的小说和剧本，把小说中关于冯兰池心理性格描写的片断剪下来贴在剧本上，一遍又一遍地揣摩。他根据小说中描写冯兰池的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去深挖，“老”者，老奸巨滑。“辣”者，阴险毒辣。这就是冯兰池的性格基调。老嘎成功地塑造出这样一个老地主，他每一次出现时，那猥琐的姿态和阴冷的眼神都渗透出这个老地主内心世界的阴险、卑鄙和残忍、毒辣。他看中了朱大贵手中的脯红鸟，大贵不卖给他，他就唆使乡丁抓大贵去当兵。他走到被捆住的大贵面前，带着阴冷的笑容说：“定而不疑的是该你出兵。”那神态那笑容充分表现了老地主内在的狡诈。老嘎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平时的社会阅历和这个角色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实属不易。
老嘎经常说起化妆师孙月梅对他的帮助。孙月梅给他织头套，在脸上抹胶水，粘胡子。老嘎说，孙月梅给他化完妆，他对着镜子一照，自我感觉很好，立刻信心倍增。这个角色的成功，有孙月梅不小的功劳。
影片完成后请厂领导审看。汪洋厂长看完后对老嘎的表演很满意，高兴地说：“我们厂又出了一个演员。”
从电影学院新分配来厂的青年演员雷鸣等告诉老嘎，他们学习时老师还把冯兰池当一个典型来分析。他们以为这个演员一定是一个糟老头子。见面后不胜惊讶，原来还是个小伙子呢。
冯兰池这个人物可以说是老嘎的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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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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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红旗谱》的同时，拍摄《粮食》的导演魏荣又约请老嘎扮演影片中的日本军官清水小队长。两片需同时拍摄，两位导演还曾有过一番争执，后来由汪厂长给协调解决了。常常是拍完《红旗谱》的一场戏后还来不及卸妆，《粮食》的小轿车就等在现场督促老嘎上车。忙得不亦乐乎。不久之后，影片《矿灯》的导演李恩杰又约请老嘎扮演影片中的日本经理岛田，这也是反面主角。老嘎一年之内同时在三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时我国每年所拍影片数量不多，一个演员能上一部影片就算是幸运的了。老嘎同时上三部戏，无怪乎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今年是嘎年了。”
老嘎在三个摄制组之间奔忙的时候，我正在积水潭医院住院，高烧不退，病因不明，做过各种检查，甚至抽骨髓化验分析。老嘎只来看过我一次，这一次带着我的母亲和儿子小嘎。从小娇养的我没有一句怨言。我理解他，支持他。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放在第二位。
老嘎在文工团演舞台戏都是扮演正面人物，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曾排演过两出话剧。一是《把眼光放远一点》，他在剧中扮演日本军官，另一出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他也在剧中扮演日本军官。大家对他的表演反映不错，从此好像就奠定了他饰演反派角色的道路。有些演员不愿意演反派，怕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老嘎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甚至觉得剧本中的反派往往写得比正面人物生动，演起来容易出彩，没有拘束感。可是我不喜欢看他演的反派形象，特别是他在《小二黑结婚》中扮演的流氓金旺，和《停战以后》中饰演的孙拐子，太让人恶心了。老嘎就说：“你也是干这一行的（指电影），怎么说话就跟普通观众一样？”平常看电影也是，我总是特别投入。有的时候看到人物遭遇不幸，危机四伏，或者什么悬念很强的侦破戏，紧张得不敢看。他说：“你怎么这样？拍电影明摆着是假的，你紧张什么？”我反驳他，干这一行的也要进戏，你那么冷静怎么行？作家写到动情处自己就会掉眼泪。导演拍摄一个剧本，如果不被感动，他就拍不好这部戏。我们老两口有时就这么抬扛。其实我俩说的是两个话题，都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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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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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拍过几十部影片，还有许多集电视剧，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我特别想说一说的是文革后期的一部影片《决裂》。
《决裂》是反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生活的，表现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兽医教授，名叫孙子清。老嘎就饰演这一人物。
一开始，导演打算选择老嘎饰演党委书记。老嘎看过剧本后觉得党委书记没什么演头，倒是教授孙子清这个人物写得很生动，很有光彩。但是他还是习惯于不挑不拣地接受了党委书记这个角色。后来，编剧胡春潮和导演研究，觉得老嘎不大适合演党委书记，更适合演孙子清。于是做了角色调整。通知老嘎改演孙子清时，他欣然接受。孙子清是被批判、被嘲讽的中间人物。老嘎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这个人物。
影片中有一场著名的讲解马尾巴功能的戏。孙教授给学生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用以嘲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繁琐不切实际。马尾巴有多大功能，还值得这么大书特书！这场戏富有喜剧色彩。老嘎掌握了喜剧表演的要领，只要情节安排到位了，越是严肃认真地去演，其喜剧效果就越强烈。他从规定情境出发，从人物思想感情出发，不故意耍噱头，严肃认真地讲课。对打搅讲课来求医的老农，以及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表现出真正的气急败坏。他的真实表演使这场戏取得了浓厚的喜剧效果，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时间，许多学校的黑板上出现了马尾巴的图像，孩子们纷纷效仿孙子清，嘲笑老师。我们的宝贝儿子小嘎正在上中学，他更是得意忘形，在黑板上画马尾巴，还写上“马尾巴的功能”，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虽然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犯有思想观念上的错误，但观众对演员的表演仍然十分喜爱，多年后，还一直戏呼老嘎“马尾巴的功能”或干脆简称“马尾巴”。
当时摄制组是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工作，一切听命于军宣队。讨论分镜头剧本也要集体表态，以军宣队点头为准，实在是十分可笑。军宣队哪里懂什么分镜头，却要在那里瞎指挥。创作人员也不得不违心地去适应。军宣队对生活作风更是过分要求，不管大事小事，鸡毛蒜皮，都要上纲上线批评，弄得大家战战兢兢唯恐出什么差错。有一次，几个演员在野地里抓到了一只八哥，十分喜爱，关在笼子里逗着玩。军宣队知道了，认为玩鸟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便让担任演员组长的老嘎去通知把鸟放掉。老嘎觉得玩玩鸟也没什么不可以，何必小题大做。但领导指示又不能不执行，就去告诉演员注意点，藏起来偷偷玩，别太张扬。哪知还是被军宣队看见了，就带着支部书记到演员组的房间里，亲自下令把八哥放掉了。这才算了了一件“大事”。
影片名叫《决裂》，这就是它的主题。表现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决裂。拍摄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江西共大是毛主席亲自肯定的，摄制组成员都满控热情地为体现这个主题进行创作，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影片放映以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惊动了江青。江青立刻调片子去看，看了以后按照她的艺术标准给予了言过其实的肯定，要求各有关部门组织观看这部影片。“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批评《决裂》是反动影片，有政治背景，是江青操纵的，主要创作人员编剧胡春潮，导演李文化还为此遭受批判审查。其实，拍片时江青没有插手，只是看后觉得可以“为我所用”，才大张旗鼓地宣传。老嘎认为这部影片只能说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特定时代的一个产物，有一定的错误，但不能说是反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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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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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老嘎来问琴我的态度，愿不愿意发展。我点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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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干革命，我们却在搞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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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是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
我和老嘎结婚的日子是1955年8月27日。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们都要庆贺纪念（特殊情况除外，比方说在文革、五七学校等）。特别是在40周年红宝石婚庆那一天，老嘎还陪我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买了一件红色双绉丝绸绣花的短袖衬衫。儿子为我们办了喜宴，邀请了亲朋好友共同饮酒欢聚。
45周年婚庆时，老嘎又为我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枚蓝宝石项坠，因为45周年名为蓝宝石婚。又和好朋友们欢聚。
但是回顾我们的婚礼，却是不愉快的。
那时我们已经相识相爱两年，正好他所在的摄制组（《平原游击队》）转移外景地路过北京，有几天停留。我们便决定在这几天内登记结婚。
1955年8月，全国都在继反胡风运动之后，发展为肃清反革命运动。我工作的单位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每天都在揪斗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常常是几天前还是革命同志，甚至是老革命，忽然便被揪出来，成了反革命。整个气氛紧张恐怖。我们却在这时登记结婚！
既然是地久天长，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什么不等运动过去以后再办呢！大家都在干革命，我们却置之度外搞儿女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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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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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告诫，婚礼不能张扬，男女双方的亲友不能聚在一起，以防反革命串联。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雇辆三轮车到小西天电影剧团演员宿舍去了。老嘎在张罗新房，没有去接我，也没有人送我。他们都在揪斗反革命呢。我就一个人去了。
我小时候看见过各种婚礼。有穿着白色曳地长裙，披着婚纱，捧着鲜花，非常豪华的西式婚礼。也有头顶着红盖头，坐着花轿，在锣鼓唢呐鞭炮声中轰轰烈烈的传统婚礼。参加革命后，见过新人在宾客一片“苦啊，苦啊！”的叫声中当众亲吻的婚礼。当然，最近这些年，婚礼又回到了过去，迎亲的小轿车排成一长串，新娘又披上婚纱，捧着鲜花了。
我们的婚礼恐怕是最简陋的了。老嘎在剧团临时借了一间房，一张双人床。我们把自己的行李抱过来，凑在一起，这就是洞房了。同事们把隔壁邻居的桌子、椅子借过来。他们凑份子，一人五角、一元，最多的两元。用这钱买了一张床单，买了糖果，恒大牌的纸烟。
早先，老嘎说鞋是最重要的，我们两人各买了一双新皮鞋。我的好朋友们送给我一条红绸裙，我做了一件泡泡纱的短袖衬衫，这就是我的结婚礼服。一位好友送给我一副耳环，这是我唯一的首饰。老嘎穿的就是日常的衣服。老嘎的同事们来说说笑笑，吃一颗糖，抽一支烟，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便散去了。这就是我们的花烛之夜。
我当时的心情很压抑，彷徨无助。没有一丝做新娘的喜悦快乐。我们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在全体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在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居然有人结婚。你头脑中还有没有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如果你的对象是暗藏反革命，你怎么办？”这么多的反革命，我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我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又是银行经理。我的社会关系中还有点莫须有的问题，我是不是也会被划成反革命？
老嘎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家庭和历史，他是真的脑瓜子里缺少政治。我也从没有问过他的身世。也许正因为我们都缺少政治，才走到了一起。
几天以后，老嘎跟摄制组走了。房子和床退还了。我搬着自己的行李回到了集体宿舍，依然过着单身的日子。婚礼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凄凉酸楚的经历。
老嘎回来后，在剧团宿舍要了一间房，借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桌、两把折叠椅。这样，我们便真正成家了。
我每天在西单剧本创作所上班。下班坐公交车到新街口下车，刚到站从车窗里便能看见他戴的那顶绒棉帽。看到那顶帽子，我心里就感到踏实。他每天都来接我。我俩从新街口步行到小西天宿舍。那时，这一段路还不通公交车呢。我们走到豁口，走过老城墙的门洞，经过护城河上的石桥，还有那稀稀拉拉的庄稼地。两人慢慢地走着，一点不觉得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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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