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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已经见到了这个人，也同他谈了话，现在，你必须自己作出决定，得出结论了。
挂天主教圣像……这一定是为了对方国民军分子的可能的来访；这些国民军分子任何时候都可能来到此地，而信仰天主教的房东既然是他的教友，显然就会引起他们的好感，使他们心软。德国人对天主教徒也比对希腊正教教徒要友好得多。
不挂家庭成员照片……这使人想起奥库利奇的亲友，想起他们一家人的社会关系和战前的生活。我还想到，他们收到过什么信没有，收到过什么样人的信呢？
还有很多次要的事情我也很感兴趣，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奥库利奇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来找他，奥库利奇为什么对我隐瞒他们前天的来访，如果他们确是苏联军官的话？为什么呢？……目的何在？……
还有，勃林诺夫看到的那个背包，那里面装的是什么，而一小时后，当他们走上公路的时候，这个背包又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同奥库利奇的这次渴望已久的谈话对我来说是一无所获，我什么也没弄清楚，但形势迫使我必须立即采取坚决行动。我走近敞开的窗户，用双手当喇叭，喊了一声……我这是在给西日尼亚克打招呼。
几秒钟后，他手持冲锋枪走出灌木从，朝木屋跑来。看门狗狂吠着，跳着，想挣脱锁链。
我瞧了一眼奥库利奇……他站了起来，吓得呆若木鸡，看着窗外……
第42章 波里亚可夫中校
他没记错，被劫的“道奇”牌汽车轮胎的痕迹同阿廖辛小组在斯托尔布兹附近的森林中发现的车轮痕迹是一样的。
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又把照片研究了半天，然后把照片收起，打开了报纸，开始吃饭了。但是，他已经不能集中精神读那篇长文章了。
他匆匆忙忙地吃完“米饭烧肉”，便驱车赶往野战医院。
在保存着死亡诊断书的厚卷宗里（每份诊断书还附有病理解剖医生的证明），没有发现尼可莱·库兹米奇·古谢夫的文件。波里亚可夫照名单找了两遍。
野战医院的领导和住院处负责登记工作的人都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正在那里接受两列救护车的伤员。
波里亚可夫向值班医生打听了一下这件事。
“古谢夫上士，司机？……是我的病人。”她说道，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奇问道：“他还活着呢，怎么可能有死亡诊断书呢？……”
两分钟后，他们便走在宽敞的、两旁放着病床的走廊上了。波里亚可夫穿上了白大衣，因白大衣很肥大，他还边走边卷着袖子。乙醚和氯化汞的味道很强烈，这是令人讨厌的令人不快的一种气味，使他想起了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和莫斯科市、高尔基市这两个地方的野战医院。重伤之后，他曾在那里躺了将近五个月。
“他是被人在后面重击了两下头部而昏迷过去的，”女医生对他说道，“他的脑底骨折，患了脑震荡。接着，他又被人从后面在心脏附近捅了两刀，幸运的是，刀捅得不准，他只是受了重伤。”
一位十五岁左右的女护士推着放有担架的双轮车迎面走来，她推着的是个男伤员。
“但是，他现在脱离危险了没有？”波里亚可夫躲开双轮车问道。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提供什么保证。毫无疑问，最好不要同他谈话，如果非谈不可，那我也只好答应，但是，一般来说……您不要使他疲倦……”她突然以完全不打官腔的口气微笑道。这时，波里亚可夫才发现，女医生很年青，长得也不错。“战前，他曾经给一位什么医学院的教授开过车。现在他只有一个请求：要我们无论如何把他送给那位教授治疗……请往这边走。”
在四人一间的重伤员病房里，女医生指了指靠窗的那张病床就转身走了。一个男人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他有一张饱受磨难的瘦削的脸孔，头和胸部都缠着绷带。他毫无表情地瞪着两眼，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晚安，尼可莱·库兹米奇，”中校向他招呼道，“您身体好些了吗？”
古谢夫好象不知道自己躺在什么地方，遭到了什么不幸，只是沉默地望着波里亚可夫。
“尼可莱·库兹米奇，我在问，您觉得好些了吗？……您听得见我说的话吗？”
“我听得见，”过了一会儿古谢夫小声地答道，“您是教授吗？”
“不，我不是教授。我是反特局的军官……我们必须找到刺伤了您的那些人。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您能谈谈吗？……请努力试一下……这很重要。”
古谢夫一言不发。
“让我们从头谈起。”波里亚可夫坐在床边说道。“一星期前，您开着自己的汽车……”
中册 第43章 阿廖辛
首先，我要求奥库利奇出示他所有的证件。
他双脚稳稳地站在长凳上，从神龛的圣像后面取出了两个满是灰尘的护照递给了我，这是他自己和妻子和护照，是一九四Ｏ年贝霍夫民警局发给他们的。
“其他证件呢？！照片呢？……您的游击队奖章呢？”
他犹如一只兔子在看着毒蛇似的望着我，然后就无精打彩地迈开双腿往前室走去。在前室，他搬开了破旧的洗衣盆和那些发了霉的黑木箱上面的木板，木箱里也满是尘土，他吃力地伸手到箱子里去，从箱底取出一个铁盒子。
我把铁盒子拿回木屋，把盒子里的东西倒在桌上，这些东西是：
二级“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和证书一份，这是奥库利奇一星期前获得的，我已经知道此事；
德国占领军使用的马克一卷，是用绳子缠着的；
十张战前交售牛奶、肉和毛皮的收据；
一叠奥库利奇的照片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亲戚们的照片，其中有穿着红军军装的他们的两位弟弟的照片；
四张医生证明；
几张公债；
一小卷波兰纸币，是一百元一张的沙俄时代的纸币；
两张奖状，是奥库利奇战前在贝霍夫工业联合工厂由于工作出众而获得的。
在铁盒盒底的奖状下面，我看见了一张我熟悉的黄色的厚纸片，所谓通行证，即德国人发的身分证，是一九四二年利达市伪警察局局长布鲁特发给奥库利奇的。
“您为什么要保存这玩意儿呢？”我指着一叠占领军用的马克和德国颁发的身分证严肃地问道，“您以为德国人还会回来吗？”
“不。”
“那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东西？……不许说一句谎话！即使您在小事情上骗我，您也要当心后果！……首先，谈谈前天到您家里来过的那两个军官吧。他们是干什么的？您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他以殉难者的驯服眼神望了我一眼，便开始讲了起来。
那两位军官前天第一次出现在他家里，他们自称是为自己的部队换农副产品的。他们感兴趣的是羊肉、熏猪肉、精白面粉，其次是猪。他们是用煤油、盐和德国的新军装进行交换的。
在敌人占领期间，奥库利奇一直因为没有点灯的煤油用而十分苦恼，他只能以各种小油灯混日子，所以，在同这两位军官谈过话之后，他决定换些煤油存起来。今天一大早，他们乘汽车来了，留下了一罐煤油，放在木棚旁边，便带着奥库利奇驱车前往什洛维奇区，该区一家农舍里有奥库利奇饲养的全部家畜。到了那里以后，奥库利奇把一头不生仔儿的老羊牵出来交给了他们，但大尉不干，还把奥库利奇责备了一顿，最好他挑了一头肥大健壮的母羊运走了。
当往卡车上抱母羊时，他在帆布遮盖着的车斗里看见了几只羊躺在干草堆上，还有一头周岁大小的公猪，在靠近驾驶室的地方还有十来个油罐，同他得到的那个油罐一模一样，而在长凳下则放着几个口袋，奥库利奇没看见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两位军官很匆忙地把母羊放进车斗，立即就乘车走了。奥库利奇没记住卡车牌号，他根本就没注意这件事。
我问：这两个军官是只跟他进行了这种以物换物的交易，还是跟别人也做过这种交易？他迟疑了半天，才说出了两位邻居的姓名……柯尔契茨基和塔拉谢维奇。
未经盘问，奥库利奇就主动讲了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前天曾在他家地窖里放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据他们说，那里面装的是切成块儿的熏火腿，必须把背包放在阴凉处保存。为了防止被老鼠咬坏，他们把装有熏猪肉的背包放在一个空木桶里，然后在木桶盖上又压了一块大石头。这一切都是那位年青军官亲自动手做的，今天早晨也是他从木桶里取出背包的，奥库利奇碰也没碰过一下。
我到地窖里仔细地查看了这个木桶，果然不出所料，我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说明放过熏肉的痕迹，费了半天劲儿也没闻出一点猪肉味。应我的请求，主人把猫放进了地窖；小猫围着木桶转了转，用鼻子嗅了嗅，然后便纵身一跳，跳进了木桶，它开始嗅桶底和桶壁。于是，我想，背包里也许确实装的是熏猪肉或是其他食物。
在木棚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容积约五十公升的德国造的铁桶。我拧开盖子，把一根木棍伸进桶口，抽出来闻了闻，从气味上可以确信是煤油，而且是德国的合成煤油。在木棚旁边的地上还留有“司徒德尔”牌汽车的轮胎痕迹，而在大门口则可以看到从卡车上往下扔油罐时，油罐落在地上压的一个小坑。
事实证明了奥库利奇说的一切，因而我也相信了他的话。现在，他的恐惧也好，他向我隐瞒他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关系也好，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
他认识到，这种以物换物的交易是非法的，而且不无根据地怕因此而受到惩罚。大概他是这样想的：母羊已经被牵走了，现在呢，一旦煤油被查出来就可能被没收，他本人可能因参与盗窃国家军用物资的活动而坐牢。根据战时法令，他还有可能受到军法审判。所以，为了逃避这场灾祸，他以为隐瞒他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之间的这笔交易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他没想到，也没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煤油是战利品，近一个半月以来，德国人撤退时丢弃了几百座仓库和军用列车，那里面有很多军用物资和燃料。这些物资都应该登记，不过，当局对作战部队的官兵们利用一些战利品这件事一般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农村生活迫使人们尽量适应环境，奥库利奇当然也不例外，他不过是比别人更胆小、更谨慎罢了。
德国人已经被赶过了维斯拉河，但奥库利奇却继续保存着占领军的马克和身分证……万一他们再回来怎么办呢？……
他曾冒生命危险把旅政委藏在自己家中近一个月之久……这无疑是事实，但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德国人可能不会发现这件事，如果他不想隐藏这位政委，如果他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也将遭到游击队员们的惩罚。我坚信（尽管这是荒唐的想法），他主要是迫于恐惧，才救了政委一命，他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怎样做才能活命。
有关奥库利奇的一切情况，我似乎已经搞清楚了。
当我同他一起离开村子时，在汽车旁我对他的妻子说：“今天天黑以前您丈夫就会回来的，请您别担心，对邻居们也不要说什么。您明白吗？”
她点头表示明白了。
在什洛维奇，鲍若夫斯基老头儿和他的老婆子都证明说，今天早晨确实开来了一辆帆布遮盖着的大卡车，奥库利奇帮助军官们把自己饲养在他家的七头羊中的一头母羊抱上了卡车。这对老夫妇讲述的一些细节同奥库利奇对我说过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还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相貌。
汽车开出村子以后，我立即把奥库利奇放了，严肃地警告他，对我们之间的谈话不许向别人透露一个字。过了一分钟，我回头望了望他，他正快步朝家中走去，几乎是在跑步前进。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利达市。西日尼亚克发现，汽车的板簧断了一根条，他也阴郁的一言不发。
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行为有许多可疑之处，有些行为我们目前还完全无法解释。至于包装一百克猪油的玻璃纸……这种专供德军伞兵和空投特务食用的猪油的包装纸就更无法解释了。
但是，在同奥库利奇、鲍若夫斯基老夫妇和农民柯尔契茨基（塔拉谢维奇没在家）等人谈过话之后，我对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这条线索的信心已经大大地动摇了。
我还不能提出什么肯定的主张，但用塔曼采夫的话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水中捞月……
第44章 塔曼采夫
福姆岑柯按照我的命令把我唤醒，非常准时，一分不差，他认真地向我汇报了自己的观察情况：没有任何重要发现。
他们俩都很听话，尤其是福姆岑柯。他军衔比我高，但只要我说一句话，他就马上照办，象听话的小孩子一样。
他们俩都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过，男子汉大丈夫并不是一门专业。在关键适合，光靠这个是不行的，也是一文不值的……这就不必多说啦！他们没有能耐，年纪也不行了……人过三十，肌肉的反应能力就迟钝了……
尤莉娅在我鼻子底下已经去过三次森林了，她每一次都背回一些枯树枝，显然是准备过冬用的。每一次，为了观察她，我就爬到另一个阁楼窗口处。不过，她并不往森林深处走，待的时间也不长，她这是急着回家照顾孩子。毫无疑问，她到森林里去只有一个目的……拾柴禾。
她吃力地拖着一个又粗又大的树杈，艰难地迈着步子。她应该把树杈劈开，但后来她却拿了把生锈的斧头剁了起来。
斯维里德一定有斧头和锯，他还有马，劈柴也存了很多（还有两大堆引火的桦木劈柴），按亲戚关系来说，借辆小车给她用也是应该的。
尤莉娅正在屋子外面干活儿，在我们视线之内。这时，我便开始训练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
这些从作战部队来的专门抓空投特务的军官实际上是什么也不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职业侦探，要善于盯梢，咬住不放。但这两位却是看守房子的，他们会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呢？……在空军里，主要任务是保卫技术设备和飞机场，喏，还有防止飞机飞越目的地。所以，我早就说过：既然派他们来了，你也没有办法，不过，干什么还是得靠自己。
然而，我很清楚，干这种容易患痔疮工作的人，由于长时间毫无结果地坐着不动，即使是饱经风霜的男子汉，他们也难免会垂头丧气，一蹶不振。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要在这儿泡多久。
不管要泡多久，反正我们都得象捕鼠器里的弹簧那样随时准备行动。因此，我有责任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把他们训练一番，教给他们一些与我们所执行的任务有关的起码知识。
昨天夜里我就想好了这一切，我决定抓紧时间，每天给他们上两三个小时的课。
我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讲起的，即我是怎样第一次同空投特务相遇的；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不是发生在三年多以前，而是发生在昨天，甚至是今天。
这一切犹如现在发生在我的眼前：在奥尔沙市郊公路，那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星期。逃难的人流、装满坛坛罐罐和载运着老弱病残的马车，载运伤员的车队。到处是弹坑，路边倒卧着尸体。人们赶着牲畜、车队运载着机器、车床。他们走呵，走呵，甚至连孩子都背着件什么东西，大家早已筋疲力尽，但继续往前走着，只要远离开德国鬼子就好。人们在哭泣、嚎叫，到处是惊慌失措，乱七八糟，最荒唐的谣言，还有敌人的伞兵和空投特务。德寇的飞机在人们的头上盘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那个边防军独立团，当时正在撤出奥尔沙市郊的沿途一带执行检查行人的任务。根据正式命令，我们应完成的任务和职责还有：
在方面军后方维持必要的秩序；
检查证件，必要时，也就是发现可疑情况时，必须检查私人携带的物品，包括文职人员和军人的私人物品，不问其职位高低，还要检查一切来往的马车和汽车；
保护最重要的建筑物，保证通讯联系畅通；
拘留擅离职守，逃到后方来的红军官兵并把他们送往兵站；逮捕逃兵；
调度交通运输和撤退事宜，保证开往东部地区的运输车辆满载，必要时疏散各交通线上的难民；
当然，首要任务还是逮捕和消灭德国特务和空投特务，同敌人的伞兵进行斗争。
这都是在命令中明文规定的我们应完成的任务和应尽的职责，但是，当时我们干的事情比这些规定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