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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式能够让他的还债成为可能，所以他不想去蹬三轮，不蹬三轮又能靠什么赚钱，没技术，没资金，没经验，赚大钱除非贩毒，那可是刘思昌干的，他不能干也不敢干，所有的想象与设计都在天亮时分成为窗外的巨大的空白。他想不出更好办法，买三轮的钱还了冯三根后，正好顺水推舟地不买了。
陈道生这几天在街上到处乱转，像一只迷途的苍蝇在寻找冬天毫无可能的活路，他走过城市的马路和高楼，他发现城市的每一扇敞开的门都在拒绝着他进入的妄想，他还债的信心被色彩绚丽的城市搅得一片凌乱，他不知道如何熬过剩余的日子，一路上他像一个小学生在构思一篇永远也难以让老师满意的作文，风直接灌进他的脖子里，他一点都不冷。对冷的麻木与对交通规则的麻木是同步产生的，所以横穿马路被警察罚款五毛钱，一辆酷似刘思昌的桑塔纳轿车在陈道生的膝盖三厘米的地方紧急刹住，车窗里伸出一颗与刘思昌截然相反的脑袋，“你他妈的找死呀！”陈道生一闪身，诚恳地道歉着，“对不起，对不起！”
需要说明的是，陈道生这几天闲逛根本不是为了找工作，只是为了感受他在这个城市行走的可能性，走神与恍惚是最明显的感觉，其次就是他发现城市与他毫不相干，他的鞋子经过每一寸马路都有一种非法入侵的压力，城市否定他的行走的姿势和鞋子的方向，这使他首先决定不去蹬三轮。
然而，陈道生能看到风的缝隙，这些缝隙是任何其他人看不到的，他从缝隙里找到了回到三圣街的路，这让他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只手在他距离灭亡最近的地方拉住了他，父亲临死的话揣在他的口袋里和心灵里，“日子不是过下去的，而是熬下去的。”“熬下去”是煎熬下的活着，所以陈道生愿意像一只虾或一条鱼一样在油锅里跳舞，只要敢在油锅里跳，就有可能跳到锅台上来，就有可能活下去。这肯定是父亲的意思，他在四十五岁的时候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就能找到回三圣街76号的路。
吴奶奶见陈道生无事一样地回到了院子里，手里就拿着一棵砍了一半的大白菜过来了，她漏风的牙齿说出的话很柔软，音节之间像是用胶水粘住了一样，“道生呀，你不去蹬三轮是对的，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天老爷也帮不上忙了。”陈道生点点头，“吴奶奶，不怕你笑话，我这阵子有些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吴奶奶说，“三圣街总有些人担心钱没着落，可我们院子里总没有催债的吧。谁要是逼你，我就骂他家祖宗三代。”
陈道生说，“欠债还钱，该骂的是我。”
6
院子里，孙大强拧住儿子孙小果的耳朵用脚踢他的屁股，孙小果歪着脑袋随着孙大强手的方向打转，嘴里嗷嗷直叫，孙大强一边踢一边喘气，“我看你还敢不敢偷嘴了。”上小学五年级的孙小果偷了家里的五毛钱买了两串冰糖葫芦，放学回到家里还留了一串没舍得吃，到处找五毛钱下落的孙大强在儿子书包里发现了，小果一看爸爸的脸色，拔腿往院子里跑，孙大强一把揪住小果的耳朵，院子里就闹开了。从王奎家出来的陈道生拉开孙大强，韦秀兰从屋里冲出来将孩子搂入怀中，手指着孙大强嚷道，“你能花那么多钱吃药，儿子就不能吃两串冰糖葫芦？”孙大强说，“他小东西偷钱，无法无天了！”陈道生站在孙大强父子之间，然后摸着小果的头说，“别哭了，哪天大伯做一些冰糖葫芦，送给你吃，一分钱不要。”
陈道生随口一句，竟激活了压抑的灵感。
陈道生卖冰糖葫芦了。
从水果批发市场批发了一麻袋鲜红的山楂，又在糖酒公司买回十斤冰糖，洗净山楂，熬化冰糖，将山楂倒在锅里搅拌，再用自制的毛竹竹签串好裹了糖衣的山楂，一串串冰糖葫芦就出锅了，陈道生将冰糖葫芦插在草坯四周，绑到自行车后架上，沿街串巷地叫卖开了。冰糖葫芦高高竖立在车后面，它们紧密地团结在草坯四周，远远看去，像是风中一棵红玫瑰树鲜花怒放。
大街上，女孩子们嘴和腿一样忙碌，边逛街边吃冰糖葫芦渲染着她们逍遥而浪漫的情绪，只是陈道生看到这些活蹦乱跳的女孩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女儿小莉，人也就有些发愣，递出去糖葫芦，却忘了收钱，手毫无目的地僵在半空里，三五成群的女孩们看着陈道生心不在焉就笑了起来，“免费送给我吃呀？”这时陈道生才回过神来，“两毛钱一串，六串一块二。”收了钱的陈道生将毛票和对女儿的想象一起装进棉袄口袋里，心里暖烘烘的。
中午时分，陈道生推着自行车来到繁华的胜利大街，在百花商场门口，一个蓬头垢面的八九岁小乞丐将一只肮脏的小手伸到了陈道生的面前，“大叔，行行好吧！”陈道生很为难地说，“我哪有钱呢？我跟要饭的差不多，你要是饿，就拿一串去吃吧！”小乞丐一听这话，迅速从草坯上拔了一串就跑，这时一下子从人群里又钻出五六个小乞丐，肮脏的手全都伸了过来，一个市容管理员冲过来扬起了拳头，“你们这帮小混蛋，还不快滚！”小乞丐们泥鳅一样地钻进人群里不见了，市容管理员胳膊上套着红袖章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很凶，他指着陈道生的鼻子教训道，“你充什么大款？那么多乞丐你能给得起吗？”陈道生看市容管理员有些蛮横，就跟他抬杠了，“不到走投无路，谁愿意出来要饭？”市容管理员眼睛看也不看他一眼，顺手撕了一张票据塞给他，“你推着车在商场门口摆游摊，扰乱市容，罚款五毛！”陈道生急了，“你凭什么罚款？我什么时候摆摊了？”市容管理员嘴上的一圈胡子严肃而紧张，他指着不远处一块蓝地白字的牌子说，“你文盲呀！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眼睛就盯着钱看了是不是？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马上把你揪到执法队去。”陈道生看了牌子上禁止摆摊设点的警告，想起自己是出来挣钱还债的，不是争一口气的，就咽下一肚子窝囊，乖乖地掏出五毛钱递了过去，许多人停下脚步免费观看，陈道生脸涨得通红。收了钱的市容管理员还不忘要追加一句，“罚五毛钱让你长点记性。”陈道生想起当年在厂里备受尊重，想起当选市里先进时上台还跟副市长握过手，那时候这个管理员还不知在哪儿找活路呢，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用的破塑料袋被扔在寒冷的风中无人问津还被踏上一只脚，陈道生满腹悲凉，鼻子有点酸。
推着自行车的陈道生经过一个牛肉面小吃店前，卤牛肉的香味深入肺腑，陈道生嘴里情不自禁地浸出一腔口水，这时候他意识到肚子饿了，肠胃咕咕噜噜地在里面联合起来上访、造反，整个城市都已经 吃过午饭了，陈道生还没吃，他停下车问店主牛肉面多少钱一碗，一身牛肉味的店主站在客人稀少的店里伸长脖子，“小碗一块，大碗一块五。来一碗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我吃过了。”店主很不高兴地说，“吃过了还问什么？”陈道生没答话，推着车走向一个阳光很多的街角，街角的避风处，陈道生从草坯上拔出一串冰糖葫芦，一口一个，味道好极了，又甜又香，那一刻，他觉得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冰糖葫芦。吃完了，他又拔出一串，刚张开嘴，牙齿快要接近糖衣的时候，他停住了，然后慢慢地又插进草坯里。
太阳开始向西下沉，阳光像是电力不足的灯泡发出来，又黄又淡，阳光裹着风落在身上，不暖和，甚至更冷，陈道生迎着稀薄的阳光抹了一把鼻涕，看到他的冰糖葫芦已经所剩不多了，在经过寿春路小学门口时，一群放学的孩子像一群小老鼠一样活蹦乱跳地直扑过来，他们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抢光了所有糖葫芦，陈道生的手里攥着满满一大把毛票，有一种受欢迎被拥护的兴奋，这跟当劳模的感觉差不多。几个没买到的孩子追着手拿糖葫芦的孩子，苦苦哀求，咬上一口，幸福得满脸灿烂，难怪孙小果偷钱买糖葫芦，糖葫芦不仅好吃，而且好看，比起瓜子花生棒棒糖臭豆腐要受欢迎得多，陈道生悟出这些时，他的腿在蹬车回家的路上像动力十足的马达。
回到76号大院，院子里一片寂静，推开自家屋门，钱家珍不在，肯定是又到齐小云家打牌去了，钱家珍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只有到牌桌上去寻找激动人心的生活细节，可下了牌桌，她又必须面对就着腌萝卜喝稀饭的真实晚餐。其实这天下午钱家珍并没有打牌，她跟齐小云一起去瑶海区找一个瞎子算命，瞎子说她是“姨太太的命，稻草婆的运”，齐小云对她说，“你的命很好，只是运不好，运一到，保不准要享大福呢。”钱家珍在瞎子漆黑的视线里寻找到了光明，这让她很慷慨地掏了五块钱给瞎子，瞎子要找她一块二，她推开瞎子摸钱很准确的手说，“不用找了，等我好运一到，我给你五十。”
钱家珍心情良好地走进家门，陈道生已经数完了手中最后的块票和毛票，而且摞得整整齐齐的几小堆，像是等待检阅的队伍，开服装店的时候，看起来每天有一两百甚至三四百营业额，可扣除房租水电各种税费卫生费，还有一些卖不掉又退不回厂的货，从来就没尝过赚钱的滋味，除了有两个月略有赢余，一个月持平，其余十三个多月都是亏损，倾家荡产东挪西借一万二千块钱开的店，关门时只剩六千块钱不到的货。那种数百元大钞的手势就像银行里的营业员数的都是别人的钱，有所不同的是，他每天都似乎数不准，而且是越数越少。陈道生指望从服装店里翻身就如同人陷在沼泽里往上跳，越跳陷得越深，越跳离灭亡越近。陈道生现在总算想通了，正如钱家珍说的，他就是蹬三轮做小买卖的料，做小买卖也许还能活下去，想跳龙门只能跳进油锅。现在有了这一堆实实在在的块票毛票支撑着他的信心，全身上下如行云流水一样的舒展。开张第一天，一百五十串糖葫芦，每串两毛，成本仔细测算是八分钱，每串挣一毛二，总共挣了十八块钱，扣除被小乞丐拿走的一串和自己吃的一串，再扣除罚款的五毛钱。他今天总共净赚了十七块一毛钱，而且既不要交税，又不花大本钱，一点风险都没有。虽然靠这些钱还三十万很难，但大生意是从小生意做起的，刘思昌当年不就是倒塑料盆的，不过眼下拿刘思昌类比，心里还是有点别扭，但陈道生好像从哪份报纸上看过，香港巨富李嘉诚也是从送塑料花起家的，要是以此类推的话，往后的前景还真说不准。
陈道生对着一堆块票毛票借题发挥了一通，本来就心情良好的钱家珍喜出望外，在瞎子瞎话的鼓舞下，她觉得陈道生说的句句是真理，未来的幸福生活就摊开在这开裂的堆着小票子的桌上，她神采飞扬而又盲目乐观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跟你受了这么多年罪，往后说不准就真的能过上好日子，就像打麻将，牌背得太久了，总要和一个清一色的，你陈道生要有好运，那也是我带给你的，今天找瑶海的瞎子算过命了，他说我是‘姨太太的命，稻草婆的运’，命好就能转运。”
陈道生被钱家珍近乎痴心妄想的一番话煽动得热血沸腾，就像吸了白粉一样飘飘欲仙，可听了钱家珍的最后一句话后，他又像是被人从脑后面突然打了一闷棍，脸色铁青：“姨太太是给人家做小的，你跟我就是过稻草婆的日子，除非改嫁，哪有什么好命？瞎子瞎说！”
钱家珍突然悟了过来，她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桌上的钱一点温度都没有，屋内漫起越来越浓的黑暗，陈道生和钱家珍坐在黑暗中沉默，谁都没心思做晚饭。
屋外的天空很冷，天一黑，风就大起来了。
7
陈道生每天带二百串糖葫芦出门，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终于摸出了卖糖葫芦的规律，严管街的商场门口绝对不能卖，一逮到就要罚款，但可以在严管街拐弯的第一个巷口卖，那是去严管街的必经之路，客流量比较大，隐蔽性比较强，管得也比较松，属于战略上的薄弱地带，如果遇到大检查或来了什么上级领导的时候，市容管理的人就会增加，那么推着车叫卖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看二慢三快，先看是不是有市容的人出现在附近，然后慢慢地靠近客流量多的大街拐弯处的巷口，如果发现市容的人来了，要立即骑上车飞快地离开，一般对于这种游动摊点，跑了后市容的人也不会追的，这像打仗一样，很惊险，很刺激，陈道生甚至想到了这就是毛主席讲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追我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陈道生觉得这很有趣，两个月来，陈道生除了第一天被罚五毛，此后也只被抓到过一次，他什么话也没说，乖乖地掏了五毛钱。
在大街上不能久留是因为还要抓住两个时间段，一是上午十一点半，二是下午四点半，这两个时间正好学生放学，所以务必提前十五分钟赶到一所小学门口，放学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大铁门一开，小学生们一拥而上，糖葫芦一眨眼工夫就抢光了，要是遇上时间充裕，下午骑飞车赶回去再取些货去卖，最多的一天陈道生曾卖出过三百一十串。这里面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不能去中学门口卖，中学生总有一种已经长大的念头，无论男女生，虽然想吃，但都不愿在大庭广众下买，他们一般是在快到人迹罕至的巷子里才会悄悄地买上一两串，然后迅速离开。二是不能在固定的小学门口叫卖，叫卖久了，学校会出来干涉，说影响学校的周边环境，甚至指责陈道生扰乱了教学秩序，陈道生曾跟校方辩论过，“我又没到你教室里卖，怎么扰乱你教学秩序了，我看你们像林彪四人帮，就会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校方不理睬，然后会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要他出示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陈道生傻眼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被一个朋友骗了三十万，又没钱做大生意，做点小买卖慢慢还债，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清，一脸苦相，一腔的悲惨，警察们将信将疑，陈道生就说，“你要是不相信，就到三圣街去调查。我以前也是堂堂国营厂的正式工，还当过市里的劳模。”校方和警方看陈道生神情凄惶言辞恳切，就不再追究，说，“去吧，去吧！以后注意点！”没罚款，陈道生千恩万谢，推着车跑了。所以在小学门口叫卖，适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市几百所小学，就算在附近十里路范围内轮一遍也要好几个月，过一段时间再来，也就不再扎眼了，也没人过问了。
陈道生的手开裂了，风吹着的裂口里渗出细微的血丝，站在寒风如刀的风口里，陈道生的脸红一阵，黄一阵，陈道生刚出门时脸被风一吹，血往外涌，两边红了，到了下午，脸已被风吹麻木了，血在皮下也凝固不动了，脸上就呈现出蜡黄色，陈道生戴着当初店里卖不掉的棉帽，又厚又肥，丑陋而暖和，棉帽将头和两耳裹得严严实实，脸部实际上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像是从黑糊糊的帽子里抠出来的一块烧饼。陈道生在冷得腿直打哆嗦的时候，他就想起晚上回家坐在灯光下数块票毛票的动人情景，他的手指在数票子的过程中轻快如飞，想到这，他就不冷了，腿也不打颤了。真是奇怪，原来人怕冷并不是因为缺少棉袄棉裤……
陈道生站在风口等小学生放学的那天下午，钱家珍在齐小云家打牌，前一次在牌桌上慷慨输钱的大人物郭文达又来了，他们团结在牌桌上开始了战斗。齐小云丈夫高正山在粤风酒楼当厨师，一次郭文达去吃饭，饭后要找大厨，店老板叫来高正山，郭文达说你的菜做得比我在广州吃的粤菜还要正宗，随手就抽出一百块钱塞给高正山，高正山不敢接，郭文达说这是小费，我们在台北、香港吃饭付小费是很正常的，不要就是不给面子了，高正山在店老板的认可下很为难地收下小费，郭文达此后常来吃饭，一来二去就熟了，高正山非常崇拜这位梳着背头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的大人物，那风度，那神气太让人着迷。更让高正山蓬荜生辉的是郭文达在一个晚上突然造访他家，而且还送给他一个液化气电子打火机，高正山在惊喜激动之余问郭文达怎么知道他家住址的，郭文达笑着说，“不要说找你家在哪里，就是找你们市长在哪里，沿海对台导弹布置在哪里，我马上就可以报出来。”高正山有些紧张起来了，光荣的情绪马上变成了恐惧，“你是台湾特务？”郭文达笑了，“我是有二十六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国防大学毕业的，怎么能当国民党特务呢。”然后他神秘地小声对高正山两口子说，“我是中共中央情报部和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千万不能对外讲一个字，泄密出去那可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郭文达说他正在执行中央的一项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