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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双喜的洗礼，就是防止他把虱子、跳蚤之类的小朋友带进号子里来。你可以想象，如果它们进来了，那号子里将会多么热闹！曾经有一个囚犯不注意卫生，身上长出了虱子，遭到了其他囚犯的暴打——这是我听田金占讲的，他说是去年的事了。陈济仓也说：谁身上如果长出了这种东西，就先打一顿赶出11号——不管再调到哪个号子仍然少不了打！往死里打！为表示11号卫生状况极佳，刘军说，我们放屁都不臭，鼻孔挖出来的鼻痂都是透明的。放屁不臭是因为不存在消化不良的问题；鼻痂透明是因为无法呼吸外边的空气及空气中的灰尘，也没有香烟可吸。
监狱只有一个位于东北角的厕所，不分男女。厕所离11号和10号最近，也就是位于10号和11号之间的拐角处。记得有三个蹲位和一个长槽形的小便池。粪池则在院子外了，院子之外才是那道高墙。有一段时间关进来一个女犯，每天只好让她先去放风、上厕所，等她的事情办完了，其他号子才能开始放风。这个女犯虽然只关了很短时间，但仍给我们带来不少故事。她的故事容我押后另叙。
这样的厕所当然无法兼作浴室了。
我听说这个县的邻县监狱建有浴室，每周可以让犯人洗一次澡，也听说那是本省的一家模范监狱。我曾经有三次提出要求，希望把我关到那家监狱。刘中亚说，把你关在那里是我们决定的，不能由你自己来挑。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们将怎样洗澡了。
关双喜已经作过示范。我洗澡时和他的区别是不需要别人帮忙，我站在那里，从容地用毛巾沾水搽试身体——就是不洗冷水，你光着身子站到冷风中试试看！这时毛巾把冷水带到身上来，你的上下牙齿就在一起碰得呱呱作响了，而你的身体这时也抖动得就像狂风之中的稻草人了。入冬之后，所有犯人都停止了这种冬浴，好在监狱限制了我们的活动自由，同时也限制了病菌们的活动自由。整个冬天不洗澡，居然也没有囚犯因此染什么病。
春节到来的前一天，我终于又洗了一次真正的冷水浴。
早上放风时我用洗碗的哪个小盆儿，接了一盆清水回来，并宣布我今天要用它洗澡，全号子的人只好在今天全天放弃洗碗的打算，一天不洗碗其实也不算什么。下午饭后，估计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到了，我脱光衣服，用双手沾着刺骨的冷水，再把经过手掌“升温”过的冷水，抹到裸露的身体上，手掌在沾水的部位反复揉搓。就这样洗遍了全身，在我的背后，是全体囚犯的注目礼。官方拍过一部关于淮海大战的电影，其中有一个邓小平大冬天把凉水用桶从头上兜头浇
下来的冷浴镜头，英雄人物嘛，当时还抖也不抖，对此我表示怀疑。
说实话，我这样洗，自然不会多冷，至少比在院子的冷风中洗澡要好多了，但我的牙齿仍在呱呱作响。
那一盆冷水经小心使用，足够把全身抹一遍的。记得在我之后，还有刘阳明也如法炮制洗了一次。那时张新良、陈济仓已押往劳改场了，其他人表示他们不洗澡也可以过春节。他们不知是怕冷还是怕感冒。
一点说明：哪个洗碗用的小盆儿，第二天早上放风时，用洗衣粉里外刷洗一遍，就又成了洗碗盆儿了，清水装在里边，一样的清澈透明。
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天的冷水浴。
我曾多次把脑袋伸进小河的冰窟窿中洗头发，冰下的河水似乎还是温的，只是洗过的头发经冷风一吹，又结成冰了。
但这些经历，终不及囚室里的那次冷水浴痛快！
第十八章：囚徒是“无蹄类”草食动物
我对能否还原号子里生活的绝对真实，并无完全的信心。有位读过前边内容的网友说，希望我不要只是猎奇，而应该写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回复说，穿过十二年的时间，逆行到当时的心理现场，是很不容易的。
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正坐在一家西餐厅里。
西餐厅装修得很优雅，桌布的颜色也与整体格调很和谐。整面墙是落地的大玻璃窗，窗外的街上，南方的绿树在阳光下快活地摇曳，街上的汽车跑动的姿势，也极其优雅。餐厅里散坐着几桌中国人——高声喧哗是中国人的标志，据说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听到有人高声喧哗，不用抬头去看，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咱的同胞。有的可能是在谈生意，刚才进来时我看见他们在读手上的商业文件；有的在谈风花雪月之事——离我最近的这桌就是，先来了两个男的，打过电话不久，又来了两个女的。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他们并不认识，只是昨夜因发生了肉与钱的交易，今天又约在这里第二次见面。他们言谈甚欢。只是在我提笔时，他们的语言和窗外的市声，才一起从我耳朵淡出了。
几年前的一天，我曾在这家酒店门口碰见过杨在葆。一个高大的男人在几个人陪同下正从酒店往外走。同行的人对我说：瞧，是杨在葆。还有一次，我在这里还碰见了陈佩斯。这说明这是一家不错的酒店。我将在这里独坐一整天。我吃西餐，喝了咖啡，还有清香的龙井茶。我吃西餐的姿势虽然谈不上优雅，但西餐的确是美味。这些美味已经被我的肠胃享受过了。我吃得很舒服，很惬意，满足感十足。
生活真是美好，虽然我把现在的这种生活仅仅定义为“放风”，但生活仍是美好的。这是酒店二楼的西餐厅。我就坐在这里写囚室里的生活。你们此前阅读过的章节，有不少也是我坐在其他咖啡厅里写的。有朋友打电话来，我就说，啊，我正一个人坐在西餐厅里。朋友问你干吗呐？我笑着说正在写文章呐！朋友就在电话那头嬉笑。
这说明我吃酒店里的腥荤食品已经不再拉肚子了。
人类的铲型门齿，说明人类是草食动物——已经退化的阑尾也为此提供了解剖学上的证据；但人类牙齿中的两颗犬齿及手掌脚掌又提供了人类也是肉食动物的证据。如果人类长的是蹄而非掌，这才可以决定人类只能作为草食动物。
所有的囚犯都是“无蹄类”草食动物。或者更专业一点说，所有囚犯都是法律拟制的草食动物。囚犯的食物是玉米、小麦、土豆和白菜。
“拟制说”仅表明囚犯并非是先天性的只能吃草。当然法律并未以肯定的方式规定囚犯只许吃草或以否定的方式规定囚犯不能吃肉，更多的还是受监狱所在地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我在前边曾介绍过，我们把将在重要节日前一天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死囚称作“菜”，但我并未介绍这样命名的根据。也许只有以“菜”相称，才能把监狱装点得像隆重而丰盛的宴席吧——但这种更深刻的哲学性的思考，是当初的命名者力所不能及的。
在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传说：给死囚行刑之前，问他想吃什么，并根据他的要求，让他尽情饱餐一顿，然后痛快地绑赴刑场。我在有关影视作品中也见过此类煽情的场面：死囚一手抓着烧鸡，凶猛地咬下一大块，不等吞下去，另一只手上是一大碗酒，猛灌一口，酒从脸下横流而下，场面煞是壮观！或者是死囚的亲人，精心为他准备美食，用篮子装着送来，他在狱卒或武警的警戒下，专心享用。我不知这些影视作品的创作，是否有生活依据。也许是有的吧。至少我所经历的监狱，不是这样的情景。
元旦、“五一”、“十一”、春节是一年中四次执行死刑的习惯日——以县为单位，如果每县每年执行四次死刑，一般就选在这四个节日的前一日。如果不止四个，也可以选在别的日子了，这样才不至于在重要节日无“菜”可以作为祭祀之物。而在这样的重要节日，监狱里的所有囚犯才可以改善一次伙食。
我第一次赶上改善伙食，就是那一年的“十一”，那也是共产中国的四十年大庆。据说那年庆典的气氛极其荒诞，只是我不得而知，但那年执行了谁、甚至是否有“菜”可以执行，我现在居然回忆不起来了——这一点留待日后再据史料考证吧。那一日在下午三时进行的午餐，是米饭和炒肉。上午照例的那顿糊汤吃过不久，炊事员就来把碗收走了，当然是从那个风门递出去的。号子里空前兴奋起来，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绕即将到来的午餐进行的。用来猜测到底吃什么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被用来抢着回忆各自所吃过的东西，我自然免不了向他们介绍在全国各地见过的小吃，我甚至还向他们介绍了北京那种五毛钱一个的煎饼果子，大栅栏五分钱一碗的大碗茶。陈济仓以他惯有的心态，说他六月份到现在才等到这一餐，而我进来不到一个月就等来了。他的这种嫉妒心是很有杀伤力的。它很容易传染给其他囚犯，使他们对我生出嫉恨之心，因为其他囚犯已经是从该年“五一”等到现在了。而我不得不用巧妙的语言去安抚他们，消解其他囚犯与我的心理冲突。刘军小时曾随父母在新疆长大，我就夸新疆的烤羊肉串、馕和手抓饭，今年夏天，我曾在新疆逃亡过三十二天；陈济仓是驾驶员，我就夸他出车时带一个小酒壶在身上，日子过得潇洒；对其他人，我就讲，古代是“秋后问斩”，因为那时农忙结束、征税完毕，县官才得空提起朱笔，现在一年多次问斩，我们有多次改善伙食的机会，比古代囚犯幸运多了……每次问斩，监狱都要给全体囚犯改善一次伙食，这就是把死囚称作“菜”的直接原因。仿佛如果不枪毙他，我们就没有肉吃。
刘军不断地表示，他流口水了，并发誓放他出去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口气连吃十五只烧鸡。我说等你出去了，你就知道重要的不是烧鸡了，连吃十五只仅仅是你此刻的想法；陈济仓则讥讽说不知你爸爸有没有给你买十五只烧鸡的钱，让刘军脸色很难看。在饥肠辘辘中，我们不知把胃壁分泌出来的多少胃液，又坚决地吞回胃里去了。刘军只是比我坦率而已。期待中的肉到来之前，所长郭铁汉站在院子当中，进行了一次训话。他警告那些牢头狱霸，如果谁胆敢克扣其他犯人的饭菜，就准备等着加刑吧！
11号是相对公平地“号子社会”，我听说付海滨为牢头的5号，底层的囚犯已饿得快走不动路了，说他们早上提马桶，两眼都在发黑——并非眼圈儿发黑，而是出现盲视现象。于是在沉默中等待。心情很紧张，那种紧张兴奋的心情，就像在等待六合彩开奖。仇小汉或田金占，照例是不断地从门缝观察太阳的位置。
终于等来了。
米是装在碗里蒸好的，每人半碗。饭碗从风门递进来后，我们总能在第一时间认出自己的饭碗。个人抓紧自己的饭碗，再把碗从风门伸出去，炊事员把肉打到饭上，每人只有小半勺。关于这顿饭，我就不费笔墨了。因为几分钟之内它就被我们彻底消灭了。我们当时的话题，主要是集中在该慢慢享用还是狼吞虎咽。话题是刘军引起的，他整个下午都在后悔，他责怪自己吃得太快了。他不断地叹气，表示下一次他一定慢慢地、慢慢地吃。
我要写的事情，发生在“十一”的傍晚。
张新良首先笑着说：“狗日的！不行啦不行啦！”
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仇小汉迅速向门后墙角处的马桶跑去，他手上拿着半张报纸。只见他把报纸平摊着放在马桶里。马桶这时还没有满，只有大半桶尿，报纸就漂在尿上。他刚刚放好，张新良就在脱下裤子的同时，坐在马桶沿上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都听到从他屁股下传来唰唰的响声。
其实也用不了几次“唰唰”，张新良就拉完了。他肚子里又能有多少东西供他“唰唰”半天？这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张新良的那声“狗日的”，是对自己肚子的又爱又恨的昵称指代。而仇小汉放下去的那半张本省的省委机关日报，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离开它的坚强阻挡，桶里的尿就会在张新良肚子里的排泄物的冲击之下反溅上来。那张新良近距离的屁股就会好看了！
关于这份日报的故事，我在另一章里还要专门介绍。
在整个过程中，张的脸上始终是一脸兴奋而又无可奈何的傻笑，他嘴里也确实在嘿嘿地笑个不停。其他人都在笑，只有我当时看呆了。等他站起来时，已经十分轻松了，他的有点罗圈的双腿，很轻松地走回床上。我们每天的时间就是背靠墙壁，坐在大铺上，难怪人们把我们的生活称作“坐牢房”。
卢传胜又用另外半张报纸盖在上边。它的作用有两点：防止臭气过于自由的扩散；第二个人再出现险情时，就不用再手忙脚乱地临时去放了。
第三个人就是老资格囚犯田金占了。然后是刘阳明。在晚上睡觉之前，除过陈济仓和我，其他囚犯都重复了和张新良完全相同的行为。而那个收获颇丰的马桶，现在已经满满当当，有些屎尿的混合汁液已经溢流出来，在地上开始蔓延了，并向门口方向流去。夏日天长，尿溢出来四处横流的情况是经常的事。
我后来把这种群体表演的“行为艺术”，命名为“肠胃反向进化”。人类从草食动物进化为杂食动物，现在由我们以前卫行为艺术的方式，再试图把人还原为草食动物，让阑尾的功能死灰复燃故态复萌。
陈济仓没有参加表演，这是因为他老婆每隔几个星期，就让他有机会温习一遍他作为杂食动物的历史，使他的“反向进化”受到干扰或者中断。我是因为坐牢时间尚短，肠胃还来不及反向进化。但几个月后，我的呼吸系统的功能还真的进化了——早上放风时，我一走出牢门，就能闻到在冬天清新的空气中，从遥远的县城中环城路一带飘过来的炸油条的香味，总是拼命的大吸几口。
我在那年春节到来之前，也有机会单独表演了一次。这样有助于巩固我在号子里的地位，使其他囚犯可以确认我是“自己人”，是属于他们的一员。
那是在一次审讯中，担任记录员的小杨出于好心，给我带了一根油条。可能是他们公安局食堂的吧。仅有一根，我曾猜是他吃剩下的，还是特意给我买的。当天晚上，我终于中规中矩像模像样地表演了一回。为此害得刘军反复问我到底吃了什么好东西，我一再解释只是一根油条。可能他最后还是不相信我。
只懂驾驶汽车而不懂生物学的陈济仓，在中国四十年国庆之夜，用他的知识给我讲解了其中的奥妙。他说：监狱坐久了，人的肠子就变成了一条直通子，汽车上来，呼地一声就开到那头了。他还解释说，如果在山里的弯道上开车，你想开快都不行。
而我在吃过一根油条，也表演了一回“反向进化”的行为艺术的当晚，在《狱中日记》上写下了这么一段滑稽文字：肠胃长期以来，只接受低等食物，所造成的后果，使它们无法消化高级食物，这就像在长期愚民教化之下的民众，他们也没办法享受民主。如果突然给他们民主，说不定社会也要拉肚子的，由此可见启蒙多么重要云云。
我写的时候，有把握这段“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文字能通过审查。果然，在释放我时，他们审查了我狱中所写的所有文字，允许我带出来了。
有了这种经验，在1989年春节到来时，我们就向看守所要利特灵。我们当然没有生病，但我们不想重复得不偿失的荒诞逻辑——―吃了一顿带油的饭菜的，身体反而连一顿糊汤的营养都不曾获得，反而让马桶成为唯一的收获者。
但利特灵不是一次就能要到的。田金占讲过，曾有一个囚犯经常装病，向看守所要了很多药片，等积攒够一把了，他一口吞下去准备自杀，结果被送出去洗胃。因此在春节到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们就实施我们的“春节阴谋”，经常有人向管教报告说拉肚子了，要利特灵。在春节到来之前，11号成功地要到了足够的药片，平均每人两片，由刘军统一保管着。
那年春节前，我们每人吃下两片利特灵，心情愉快地等待春节的到来。
第十九章：一种犯罪行为的四种文本
下弦月挂在林梢，除过深秋的最后几声秋虫的鸣叫，山岭显得特别寂静。根据月亮的位置来判断，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山上突然燃起一堆篝火，摇曳不定的火光把几个身影放大后投射到茫茫夜空，最后完全与黑暗融合。如果再走近一点，就会听到几声低沉的人语，并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原来这几个人围住一堆篝火在忙着什么。初秋的后半夜，天已经很凉了，有人把双手伸到篝火上互相搓着取暖。这也许是几个赶长路的夜行人，他们在这里取暖休息后，还要赶更远的路吧。
不知不觉，一阵烤玉米的清香从篝火处向夜空扩散开来。原来这几个夜行人肚子饿了。不过，他们正在烤的嫩玉米棒子，一定是来自半山腰的那处坡地。也许明天上午时分，就有一个荷着薅锄的山民，对着连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