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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营养十分苍白的细皮嫩肉，这样的铁与如此的肉，就成为一个好故事必不可少的元素。解决办法是，叶振仓刚拖着脚镣回到囚室，立即就有刘阳明等人围上去，把一件衣服撕烂，用细布条把箍在脚脖子上的镣箍，细心的包裹起来，把铁与肉的“亲密接触”，替代为布与肉的“传统接触”，这样以来，在未来30天内，叶的脚脖子就不必担心被粗糙的铸铁磨得血肉模糊了。接着，他们又给叶“制造”了一条布绳，这条布绳的作用是，一头栓住脚镣，一头抓在手里，当叶走路时，他就用手提着脚镣，使它悬在空中，把走路时脚镣与地面的摩擦替代为脚镣与空气的摩擦，有效减少阻力，这样就不必拖着地上沉重的脚镣，行动就方便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还可以再给叶制造一条腰带，他把提在手里的绳子往腰带上一栓，这样他的双手也解放啦，除过总是不停的发出哗啦声外，脚镣好象已经不存在了。在从事蹲着吃饭、站在马桶边撒尿、去厕所大便这些重要活动时，脚镣也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不便。
另我真正开眼界的，是他在晚上时，可以从容地把裤子脱下来睡觉。其实也很简单：先把一边的裤腿从铁箍与脚脖子之间的夹缝中一点一点的退出来，等完全退出后，再把脱下来的裤腿从铁
箍与脚脖子之间拉回来，这样就脱掉一边了；如法炮制，另一边裤腿也可以完全脱掉。读者也可能会置疑这样费劲脱裤子的必要性，真可谓“脱裤子放屁”。其实不然，穿着衣服睡觉与脱掉衣服睡觉的感觉差别，与穿着裤子放屁和脱掉裤子放屁的效果岂可同日而语！最主要的是时间，我在前边已经反复强调过——监狱唯一富裕的就是时间，是大量过剩的时间，囚犯必须运用自己和自由人相反的思维，调动聪明才智，找到可以把时间消费掉的方法。把裤子从戴着脚镣的腿上脱下来，就是方法之一。为此，我们还要把衣服从戴着腿铐、臂铐的身上脱下来；甚至在冬天，我们还要把棉衣棉裤从戴着戒具的身上脱下来，时间越长越好；如果麻绳捆绑过夜，我们宁愿尝试把衣服从绑得和粽子一样的身上向下脱，时间越长越好；因为衣服脱下来不但成功消费掉了今天的时间，还以“按揭”方式消费了明天的时间——明天得用相同的时间和相反的流程把衣服再穿回去；它不但消费了加戴戒具者的时间，也消费了囚室全体囚犯的时间，衣服脱与穿固然是集体劳动，就是在旁边袖手围观，也是相当不错的娱乐项目。
我现在应该介绍脚镣如何“砸”了。因为箍在脚脖子上的铁箍，是两个半月形的，两个半月形合起来，才能完全包围住脚脖子。在半月形的结合部位留着圆孔，为了把脚镣加戴到身上，每个铁箍就必须用两颗铆钉。铆钉穿进孔里，两头长出不少，一头垫在铁砧子上，另一头用八磅铁锤使劲砸，直到把两边砸平整、砸出两个钉帽。这就是所谓的“砸脚镣”。期限届满，管教把戴镣人提出号子，再用铁锤和凿子把铆钉的盖子一点一点打掉，就可以解开脚镣了。我还必须说明的是，即便是用这样极端的方法禁锢身体自由，囚犯仍然有办法自己解除脚镣，恢复身体自由。这就是“剜脚镣”，用铁钉、筷子或任何东西剜掉铆钉的帽子，自行打开脚镣。这不是简单工作，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十天……总有把钉帽剜掉的时候，就像生命的种子总有办法破土而出。脚镣打开后，放风时再把它绑在身上，管教不注意看一般是发现不了的，放风结束回到号子就拿下来放在一边。如果被发现了，那就等着绑一绳好了！或脚镣手铐同时加戴。囚犯总是一边剜钉帽一边豪气的说：“戴吧，老子脚镣都敢戴还怕再戴上手铐！”如果运气好能骗到脚镣解除的那一天，就把铆钉胡乱放上去设法闯过最后一关。
脚镣以金属的冷酷强调了专制与自由的二元对立，并且以最简单的艺术手法把专制与自由的冲突典型化。我在监狱的第二件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尝试脚镣的味道。
第二十四章：高墙内外：我父亲的1989
1989年，一道墙把我和父亲隔在两边，我在高墙内，我的父亲在高墙外。高墙以内，我笑容满面，爱狱如家，吃饭香睡觉更香，但高墙之外的父亲如何，我却无法知道。刘军告诉我，人在监狱关久了，再看见街道上的人走路，觉得就像是在冰上滑行，至于看见骑行的自行车则觉得像是在空中飞翔啦，真可谓下雪时如果“黄狗身上白”，则“白狗身上肿”。我觉得很惊奇。其他囚犯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出去宣布逮捕、或者被提到县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大会绳捆索绑公开逮捕时，也有机会发现这种奇特的视觉现象。但大家都不明白原因，只能啧啧称奇。我回忆起1987年秋天我南下海南岛时，经过几天几夜连续的车船劳顿，当我终于在海口的新港码头上岸时，发现眼前静态的景物仍然在移动。我据此推测，长期在囚室面对静止的东西，眼睛的视觉神经发生退化，无法准确识别双脚的移动节奏，误以为是连续的匀速运动，也就是像在滑行，至于真正滑行的自行车，因为速度快，在已经退化的视觉神经那里，简直就像是在飞啦。这是我的“生理退化假说”，能否成立，现在仍有待科学家去进一步验证，这里我暂不作结论。
入狱两个月后，我终于有机会亲自观赏行人在街道滑行的美妙感觉。
读者朋友应该还能记得我在前边的介绍，连接街道与监狱的，有一条50米长的胡同，胡同两侧一边是县人民医院，另一边是县公安局。从街道进入胡同，沿公安局和医院之间走进去，首先进入一个铁门，铁门里是县武警中队，经武警中队院子再进入左手边的另一个院子，才是监狱。这天上午管教把我提出囚室，戴上手铐，押出监狱大门交给专案组后，周胜利说：“今天带你到公安局去审。”管教走开后，周赶紧对我说：“今天让你的家人见一下你。我们走出去时，你姑父等人会站在公安局对面、也就是邮局门口，咱们假装是碰巧遇见他们了，就让他们顺便见一下
你。为了不让他们见到你时心理难过，在路上我就不给你戴手铐了，但你自己一定要懂事啊！绝对不能谈任何涉及案情的话！”他在结尾时，加重了表达的语气。
见周这么说，我非常高兴，当然知道自己必须懂事，不能惹出乱子陷他于被动。我说：“非常感谢！我保证配合你们，不惹麻烦。”之后，他就和小杨两人一左一右贴身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武警院子，一出武警中队的大铁门，虽然我的身体在周、杨二位警察先生的贴身紧逼下，显得局促、狼狈，但我目光却以光的速度，自由地穿过50米长的胡同，一下子来到我熟悉的大街上，来到自由的街道，来到供人们自由行走的街道。就是这时，我看见街道上的人们，像溜冰一样在胡同口滑行，或从东向西，或从西向东，一闪而过。我记得我把这种新奇的视觉体验告诉了周胜利，他不置可否。
遗憾的是，直到快走到胡同口、即将拐进公安局大门时，我也没有发现我的亲人们的身影，在那么多来来去去滑行的身影中，我甚至没有发现一个其他熟悉的人，这令我惊奇不已。我们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拐进公安局大院。
我被带到第一次抓捕时的公安局二楼那间房子里。
看来周胜利今天根本就没打算审讯我。他和小杨坐在那里，桌上没有纸笔，也没有提问的提纲，甚至没有提问的思路，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今天是礼拜天，公安局大楼里是空的，显得很安静。我意识到今天可能是他专门安排我和家里人见面的。闲扯了一会儿，我告诉周胜利，我从窗户看见我姑父在邮局门口。周说是吗，我去看看。说着他就起身出去了，留下小杨一个人在看管我。几分钟后我就见到了我的父亲，这也是我和父亲各自在一生中与对方最特殊的一次相见。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儿子，一边是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一边是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阶下囚。
周胜利推开门，我就看见我父亲和我姑父走进来，后边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以及我的表弟、也就是姑父的长子等人。我连忙站起来，笑着，以主人的姿态对他们一群人说：“哈哈，你们怎么都来啦？欢迎欢迎，请坐！”
我镇定自若、轻松自如的样子，一定令他们感到意外，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但久久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本来以为见到的，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滥褛、神情沮丧、甚至遍体鳞伤的囚犯。他们不说话就是因为实际见到的和心里预先想象的发生了错位，思维一时调整不过来。周胜利招呼我父亲和我姑父坐下，其余的人就站在他们身旁看着我。为了让他们尽快调整心态，我面带笑容，打破沉默：“我很好啊，你们放心吧。”我还故意和我姑父开玩笑：“你这个还没有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胆子不小啊，也敢来看望我这个共产党的罪犯？”一句话把他们全部逗乐了，大家忍不住笑起来。我姑父和姑母是表亲结婚，他的二哥、四哥，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叔在台湾，几十年来他为此吃尽苦头。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如果要有进步、有出息，加入中共就是唯一的选择，而他因为两个哥哥在台湾，几十年来被当作“不能信任的人”，无法“进步”，甚至在他成为某机关的头头时也无法加入。有一次我碰见他一个人在街上转悠，问他，他解嘲说：“我的那些部下开党员会议，我只好出来转转啦。”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缓和，为了统战的需要，他的处境才有所好转。我在这次被捕前去他家看望他时，才知道为了进一步统战，县委硬性动员加入中共了。也因此，我一见面就和他开起了玩笑。他自己也笑得眯上了眼，骂我：“看这没心没肺的东西！啥时间啦还有心情开玩笑！”我靠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一脸坏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里边受罪了，很着急吧？”我知道这也是他们今天用人情说动周胜利，使他冒着风险、动用职权、巧妙安排要见到我的真正目的。“其实我在里边可舒服啦，吃饭免费，还有人专门递送，就是晚上睡觉，也有人拿枪站岗，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告诉你们，我在里边天天倒头大睡，已经把多年来忙于读书、忙于东奔西走而耽误的瞌睡都弥补回来啦！”
气氛明显轻松下来了，清瘦的父亲甚至也有了笑意，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放心。但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人以为监狱真的像我描绘的一样，不是天堂至少也是一个星级度假宾馆，不是度假宾馆至少也是县政府招待所吧。我的弟弟和妹妹就始终没有笑过。表弟在见面不久又转身出去了，现在他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酸汤水饺进来。我的口水差点就要流出来了，但我故做镇静，说我不饿，不用吃。我父亲当然不信我真的不饿，他说：“吃吧吃吧，就是不饿也少吃点。”我姑父也指着我的鼻子臭骂：“狗日的厉害！这个时候了还能充好汉！”在众人的催促下，我只好拿起筷子吃起来，我第一次发现饺子好像长腿了，只要把它放到嘴边，还没弄清咋回事，它自己就已经下了喉咙。
父亲本来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在我正吃期间，他问：“里边打人吗？”“不打。”我肯定的说。
“那刘德才的儿子咋被打死在里边啦？就是和你很好的刘安民的弟弟。”父亲还告诉我，家属把尸体抬到公安局闹了很长时间，最后才了结。看来这件事在外边影响很大，也一定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在我身处监狱的日日夜夜，使他夜不成寐。
父亲说的，就是我在第十四章介绍的12号监室在“模拟审判”中导致意外死亡的那件事，刘安民就是我中学时的同桌。我说：“那件事我知道，不是打死的，”于是我把我所知道的事件过程做了简要介绍，末了我还说，监狱外边，人们在玩耍中也经常发生意外。我的“正确舆论导向”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以他们能够放心为目的。虽然周胜利告诉我今天可以见到亲人时，我并未细心思量，也没有去刻意打算如何说、如何做，但从见到亲人的第一瞬间，我就凭借本能，知道了自己该如何说、说什么，包括我的笑声、表情和每个动作，都是为了让他们放心。在我谈笑的过程中，姑父又骂我了：“你个小狗日的没心没肺，咧着嘴巴笑，不知道熬煎，在里边倒是过得轻松自在，可你知道这些亲人们在外边受的啥罪、遭多大折磨吗？”我说：“我知道，但这是因为你们在外边不了解监狱里边的情况造成的，今天你们见到我了，看到我的真实情况了，这下就应该把心完全放下来啦。”
吃完饺子，我点上一支表弟递来的香烟。思考了一下，我临时决定，在这个难得的机会，要郑重其事的、严肃的给我的亲人们正式说点什么。我略微思考，理清了思路。“两位新老共产党员，我有重要的话要告诉你们”我仍然不忘记以调侃的语气开口，在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后，我口气一转，严肃的说：“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三不主义’。这就是：第一，不要管我；第二，不要害怕；第三，不要觉得丢人！”略一停顿，我逐条解释，“‘不要管我’意思，就是管了没有用。我知道你们肯定很着急，到处寻人，到处找关系想办法，甚至还花钱找人，希望能把我放出去，但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找人是白找，花钱更是白花。关于我的事情，在这个县里、甚至是省里，你们也找不到敢给你们表态说把我放了的人，如果谁给你们表态，那一定是为了骗钱。原因很简单，我的事情，取决于全国的形势，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事，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所以第一个不，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害怕’的意思，是我绝对没有犯罪，甚至也没有违法，因此我不会有事的，你们不必为我担心、着急、劳累。现在把我抓起来，这是形势的需要，但相信我一定不会有事的，这一点你们必须相信我，这第二个不，也就是请你们放心。‘不要觉得丢人’的意思，你们自己是明白的，因为你们一辈子做人，都把道德放在最高位置，都是品行高尚的人，咱们家族有记忆的历史上，恐怕也没有人坐过牢，我是咱们家族第一个读到大学的人，结果被关进监狱了，也成为第一个坐牢的人，在你们这两个党员看起来，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也许觉得很丢人，在别人面前有压力，抬不起头。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对于这次坐牢，我非常高兴，而且非常自豪，因为我不是杀人放火或偷鸡摸狗坐牢的，我不是因为违法坐牢，而是因为遵守法律才坐牢的，这样坐牢，对坐牢者不是惩罚而是奖赏，我在里边的每一天都很愉快，你们在监狱外边应该比我更加愉快。为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坐牢，这是伟大的事，坐牢光荣！我甚至希望你们以我为荣！”
语毕，满座无语。
如果亲人们无法接受我的观点，我至少希望我的精神状态能让他们放心；如果我进入亲人的梦乡，我希望不是美梦至少也不是噩梦；如果亲人们不能改变我的处境和命运，我希望我的乐观至少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心情。
一直坐在旁边的周胜利这时站起来说：“时间不早啦，你们还很忙，那你们就忙去吧。人今天让你们见到啦，这下你们也应该放心啦。”我也站起来附和周胜利的说法：“是啊，你们都回去吧，回去把心放下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尤其是父亲，注意自己的身体，只要你身体健康，我就什么都放心了。”
会见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亲人们不肯站起来，我只好代替周胜利劝说他们，让他们回去。他们在走出公安局办公室时，依依不舍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不肯回头，我感动万分，我的目光同样依依不舍的停留在亲人的身上，但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哈哈大笑着挥手让他们快点走。这是我整个坐牢期间与亲人唯一的一次会见。本来按照他们的规定，所有未经法院判决的“未决犯”一律禁止会见。可能我父亲想见到我，于是我姑父找到周胜利，周碍于人情，冒险安排了这次亲人相见。
他们刚走，周就给我戴上了手铐。在他给我戴手铐时，我发自内心的说：“谢谢！谢谢你们！”现在想来，周的做法，同样对公安局有利，一方面让家属放心，化解家属与专政机关之间的情感对抗，配合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瓦解罪犯的意志，攻克心防，利于审判，早日破案。1989年在我的父亲和我的一生中，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个人的角度，父亲在100天内经历了妻子去世和长子入狱两件事，从他的政治信仰来看，他经历了共产谎言在全世界的破产和自己所属政党的法西斯化。而我的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