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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希望战争不要在上海发生，无论军界、政界，还是在民间，都弥漫着一股很浓的侥幸图存的气氛。然而，1931年1月 28日晚上11时30分，这个希望被打碎了。当人们发现，日军海军陆战队分乘四辆铁甲车，由北四川路缓缓开出，驶入天通庵车站，然后由此向天通庵路、同济路推进时，终于明白，无可避免的命运降临了……
举世震惊的淞沪战争启幕了。
五分钟后，蔡廷锴在司令部里听到全上海都拉响了警报。在宝隆医院养病的蒋光鼐匆匆出院，和蔡廷锴一同赶往真茹车站指挥。他们一面向军政部报告，一面命令十九路军全部限三天之内集中上海附近，誓言“竭十九（路）军之全力，保存淞沪，非至一枪一卒，尽行牺牲，不肯退让。”《淞沪中日血战初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这场战争，从1月28日开始，打到3月1日，历时33天。杜月笙的收入也大受损失，他旗下的五只赌台，全部被迫收档，但他仍然为十九路军提供了大量金钱援助和后勤支援，十九路军对此感激不尽。国军投入的实际兵力，除十九路军外，还有张治中的第五军两个师，及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深知这场战争对上海经济将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由他私人支配的税警总团当时也在上海，立即投入了保卫大上海的战争。
在这33天之内，中日两军数次进行停战谈判，但都是日军的缓兵之计。
1月3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的宣言。这显然是做给西方看的姿态。
尽管战事爆发不久，美国即向中日双方提出照会，要求停止在上海的冲突，但毫无作用。1月30日，急于结束战事的宋子文，再度呼吁大国进行调停。1月31日，英国领事蓝溥森终于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英国领事馆举行谈判。
吴铁城要求日军首先撤至租界线以内，限三小时之内答复。日方说要两个星期来请求政府。最后由英、美领事提出折衷办法，以三日为期，限日本领事向政府请求撤军意见。在这三天内，双方均停止进攻。当经中日双方同意而散。
然而，仅几个小时之后——2月1日凌晨1时——日军便违背诺言，恢复进攻。
2月18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市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勒令中国军队全部撤退。市府于次日复牒驳斥。日军于是全面出击。战事达到白热化状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悉数投入战斗。上海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无论繁华商业区还是居民区，均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西方各国似乎对日本束手无策。蒋介石大失所望。
3月1日，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在南翔开会，决定暂时撤到第二线待援反攻。实际上是退出战斗。
此时，上海的难民人数，已近60万人，贸易完全停顿，关税收入下降75％；约有900家工厂和商店被毁或关闭，资本的损失，堪称天文数字。
宋子文痛心疾首地说：“‘上海事件’，对，是一次‘事件’，可是这次事件造成一万二千多人死伤，毁掉的财产价值共达数亿元以上，而使上海的巨额贸易停顿达数周之久。国联和那些大国袖手旁观。它们甚至允许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中国宁肯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而不愿向外国军事统治屈服。”［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星光书店，1985年版。
宋子文
宋子文不是政治家，他关心的是中国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而蒋介石则首先是一位政治领袖。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城市。宋子文对农村不甚了解，感受不到来自农村的威胁。因此，他对蒋介石在东部沿海的富庶之区受到战争摧残时，仍然忙于到江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瘴疠之地去剿共，感到不可理解。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举行休战以来的第15次会议。英、美、法、意四国公使作为调人出席。但中日双方的首席代表都告病不来。上午11时35分，双方首席代表各自在医院的病床上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申报》月刊向全国人民发出沉痛的呼告：“清晨醒来，梦幻灭了！”
事实证明，国联没有任何力量制裁日本。弱国无外交，诚为谠言。
为解决中日纠纷，早在1931年12月10日，已经决议组织调查团，但直到42天之后，调查团的成员名单才确定下来。共计五人，委员长李顿是英国人，英国枢密院顾问，国联第12次大会的英国次席代表。顾维钧博士作为中国代表，以顾问身份参加调查团。据他说，“国联行政院给他们规定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形成的满洲问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调查团没起什么作用。他们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欢迎宴会，面对的是一大堆互相矛盾、各执一词的材料。顾维钧说，调查团在中国期间，“玩得那样高兴（散步、谈笑甚至欢跳）”。这种情形，让人感到泄气。当时住在泰山的冯玉祥打电报给顾维钧，说这是“污辱中国人的事”。当调查团到泰山游玩时，冯玉祥故意避而不见。
就中央政府的心理来说，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调查团能起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想通过国联将中国的情况向全世界公布，以刺激西方的舆论，给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
经过一番“调查”，9月4日在北平签字、10月2日在日内瓦公布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虽然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但不同意东北恢复事变前原状，而是主张“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实际上是把东北变为国际共管。这也符合中国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愿望。报告书建议，由中日双方签订一份包括以下内容的条约：
一、东省经济上之开发，日本得自由参加，但不得因此而取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管理该地之权。
二、日本在热河现在享有之权利，予以维持。
三、居住及租地之权，推及于东省全境；同时对于领事裁判权之原则，酌予变更。
四、关于铁路之使用，订一协定。
调查结果可谓荒谬绝伦，除了中国政府一本正经地表示认真考虑之外，全国一片臭骂之声。可惜政府的故作低颜，并未赢得西方国家的同情，反而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
美国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单独担起制裁日本的责任，它充其量只是不承认中日双方签订有损门户开放、有损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或行政完整的条约。但这种不承认主义，并无武力作为后盾，完全是无作用的国际空谈。
至于英国，可由国联调查团的态度，看得非常清楚。1930年代初，主持英国外交事务的约翰·西蒙外交大臣，是绥靖主义的开山祖。他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尽量让日本去啃东北这块硬骨头，避免和英国抢长江流域的肥肉。
而法国所奉行的是无所作为的官僚政策，一味拖延调解，就是不肯作出决定。
尽管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了温和的容忍态度，但日本却毫不领情，这个面积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岛国，不仅完全拒绝国联的调查报告书，而且在1933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
为了表示他们根本不把西方的国际空谈放在眼里，日本在华北再次挑起事端。
1933年元旦，日本宪兵队在榆关城内四处开枪，收缴中国警察的枪械。当地驻军迟疑不决，不知该还击，还是退却。日军索性大举进攻，一夜之间，榆关便告失守。3月3日清晨，开鲁、南岭、北票都遭到敌人偷袭，国军猝不及防，狼狈后退。热河省主席只身逃走，日军仅以128人的兵力，轻易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3月9日，蒋介石、宋子文和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在保定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引咎辞职，由何应钦代理，直接指挥长城各战役。蒋介石继续留在华北坐镇。战况似乎一度好转。可惜好景不长，3月28日以后，局势急转直下，国军大败而逃。
何应钦
顾维钧极其难堪地说：“甚至连中国人也不能理解我们的军队何以竟如此败坏，如此缺乏抵抗的意志与决心。”然而，更令人难堪的是，5月3日，何应钦下令取消河北一带所有抗日义勇军、救国军名目，凡不遵命改编者，一律予以镇压。
何应钦的命令，不是无的放矢，它是对准冯玉祥的。当时冯玉祥已经从泰山下来，在张垣召集旧部，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5月26日，由冯玉祥一手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垣扯起大旗，冯玉祥通电就任同盟军总司令。但由于冯有中原大战的前科，他一出山，吓得中央政府手忙脚乱，比看见日本军队还紧张。
何应钦匆匆忙忙和日军签订了被汪精卫称为“限于军事，不涉政治”的《塘沽协定》，保证中国军队全面后撤，并且不再挑战扰乱。然后，一面调军入察，就近监视张垣动静，一面电告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名义。
冯玉祥挥师向多伦、沽源、宝昌等失地进攻，而中央军也向怀来集结待命。国府希望冯玉祥出任全国林垦督办，以种树为生。冯玉祥一口拒绝。内战迫在眉睫。南京方面盛传冯玉祥截扣平绥路客车和机车；在察哈尔强征民兵；聘请苏联顾问，联俄降共。此情此景，完全是翻炒“中原大战”的冷饭。
中央军陆续入察，共计12万人。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在庐山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对同盟军提出一份苛刻的通牒，如果冯玉祥拒绝，就以此为由，公开声罪致讨。
这份通牒包括四点：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哈尔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哈尔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产党人物，煽动赤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
7月31日，政府下令断绝从下花园至柴沟堡的交通。大军压境，冯玉祥的态度渐趋软化。他通电欢迎政府官员到察哈尔主政。同盟军总部顿时乱作一团，许多将领都认为冯擅发通电，和同盟军纲领第三条“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相违背，提请召开紧急会议，请冯说明理由。
会上，冯玉祥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发言，陈述同盟军的困境，然后丢下部属，拂袖而去。群龙无首的同盟军仓促间向万全、张北一带退去，总部人员一律由冯玉祥发资遣散，他自己则辞去本兼各职，不再做大哥了，回泰山继续隐居。
同盟军除了接受中央改编，别无出路。冯玉祥这次复出，转瞬即告谢幕，一场悲壮凄凉的孤军奋战，在政府的猜疑、排挤、摧残之下，黯然落幕。
在此期间，赣、鄂、豫、皖、湘、川、陕等省的国共战争片刻没有停止；陈济棠联合闽、粤、桂三省在广东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自树一帜，不听中央号令；十九路军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向闽浙边界推进，史称“福建事变”；加上由日本策划的东北、华北自治运动，一浪接着一浪。
1937年以前，中国一直四分五裂，群雄割据。这对外交政策的执行，无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政府在内——都不相信蒋介石的政权能够维持下去，原因就在于蒋无法控制中国的大部分省份，他的影响力仅局限于东部一隅。
当国联调查团在日本调查期间，日本的陆军大臣傲然表示，中日两国国民性根本相反，日本是整个的，中国是分裂的。暗示中国不成国家。
对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外交困难，顾维钧说过：“当时中国内部的四分五裂和明争暗斗，对我们在日内瓦所要达到的有限目标构成了严重障碍。”他进一步指出，分裂现象远非一个个别问题，还有许多地方集团，中央政府只不过是其中最强的一个集团，《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而这个集团的力量，在淞沪战争以后，已经开始快速地走下坡路了。
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但到底什么才是民族主义呢？蒋介石强调，“所谓民族运动，决非单纯的对外运动。盖民族运动应有内外两面，对外运动，仅为民族运动中之一部分。”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中央委员会党史会印，1984年。这是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一句名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被人们骂了几十年。
中国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中国。
可悲的是，中国的政治家们，只会用武力镇压、金钱收买，以为自己有军队，有几支破枪，掌握了国库的钥匙，就可以横行无忌，天下万物皆备于我矣。
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
【壹】政治南伐的后遗症，在整个国民党时代一直未能消除，而且愈演愈烈。由于政治上不断的分化、改组、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国民政府成为世界上最没有效率的政府之一。
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泥足深陷，苦不堪言。围剿共产党的战争年复一年，了无终期；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地主集团的关系若即若离，时好时坏；而外患日亟，迫在眉睫。举目四顾，偌大一个中国，简直就是个烂摊子。
蒋介石左右为难。来自农村的反对势力，随时有可能联合起来。冯玉祥在北方一度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西北军、东北军在陕西，十九路军在福建，都和共产党暗通款曲。广东的陈济棠和中央苏区一直有生意来往，第五次围剿时，他还和共产党秘密谈判，达成“互相停战，借道长征”的协议；共产党在张发奎的第四军里，几乎可以半公开地活动，张发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采取保护措施。
1933年以后，共产党开始考虑对国民党上层展开“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列入统战对象名单的主要有：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高桂滋、邓宝珊；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云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郝晏华《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几乎是清一色的东北、西北、西南实力派，东部的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东北、西北和西南集团，总是比较容易达成谅解？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比较容易合作？为什么只有国民党东部集团与共产党是水火不容，有你无我？那些来自南方、西北和东北的盟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获得的政治名声，都比来自东部的一干降将高出许多。这一现象，值得历史学家深究。
不难发现，在共产党和西南、西北、东北集团的背后，有着一片相同的土地，他们都是来自农村。东部集团则基本上是以城市绅商阶级为基础。道不同不相为谋。
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请愿团体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相继又发生淞沪抗战、伪满洲国事件、长城抗战、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五省自治和内蒙古独立事件。在国际上，蒋介石所期待的西方干预，千呼百唤不出来。尽管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把日本人赶下大海，但他不敢立即就大张挞伐，甚至连和日本断交的勇气都没有。他害怕中了西方人的圈套，万一他和日本宣战，而西方却袖手旁观，他的政府根本承受不起这个压力。西方国家一天不为他承担义务，他就一天下不了决断。
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哪里还有余暇和心情顾及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尽管宋子文和孔祥熙曾经付出极大的努力，使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有一线曙光，但这些成绩的光辉，都被频繁的战争冲淡了。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曾经说过：“国民政府从来没有得到一个真正机会来表现一下它能够做些什么。”［美］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28年北伐完成，党国要人，云集宁沪。东部的政治气氛异常热闹。在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宣布“以党建国”的军事时期已告一段落，中国将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10月3日，中央常会通过《训政纲领》。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南方政府和武汉政府——是以苏联作为样板的。孙文曾经提出过一整套治国平天下的大计，在他的著作里，上至建国大纲，下至开会仪式，巨细无遗，充类尽至。但孙文本人，在他的两度执政中，却没有真正实行过。现在蒋介石要来化梦想为现实了。
但一生戎马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