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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深知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所余无几，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陈初不稍让，坚称经此战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仍持其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政治主张。
然孙文的目光是全国性的，不受一时一地的条件所限。他相信非统一全国，不足以开创一个新时代，重造一个真民国。他决心不再等待。9月初，率领大本营向广西出发，沿漓江到达桂林。这时陈炯明驻节南宁，却故意避而不见。孙文愈加痛感陈炯明已成为统一大业的障碍。
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11月，陈炯明由南宁东返广州。邓铿在孙、陈之间极力斡旋，但效果似乎不大。孙文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这位不改江湖本色的大总统，心头一狠，把手枪交与部下，令其在陈炯明赴梧见面时，将其刺杀。见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事亦经总统府参军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但终因陈氏不肯赴会，刺杀行动始不了了之。
经过一番周折，1922年2月3日，孙文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故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文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向来坚称邓铿为陈炯明所杀，然事实岂真如是？据时人记述：“（邓）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即使《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代表国民党正统官史对陈全盘否定，然亦有如下记述：“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谢盛之、鲁直之、李睡仙编《陈炯明叛国史》。大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用常情判断，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断不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由此可见，邓铿的亲属亦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邓案是否程璧光案的翻版？当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可能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 月4日有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究竟谁是真凶，几十年来，官私文献滋多，各执其词；史家之论，更是众议成林。公说婆说，迄无确凿证据，以解悬疑，但邓案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造成致命一击，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铿之死，成了陈炯明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是粤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陈炯明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广东注定还要乱，还要在背叛的狂潮里历尽磨难，陈炯明并无回天之力。
在大本营内，胡汉民、蒋介石均主张先行回师解决“陈家军”，然后北伐。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氏：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汪精卫、廖仲恺都劝陈炯明到梧州向孙文认错，但陈炯明认为无错可认。蒋介石命令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一夜之间，悉数褫夺。陈炯明一怒而去，独自返回惠州。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陈炯明
孙文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实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不争气的奉军便被直军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顿成泡影。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鞠躬下台。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相约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故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孙文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予理会。
孙文既不肯让步，陈炯明又不肯低头，一干政客复从中兴波作浪，添油加醋，军人肆意干政，骄横不可理喻，以致双方的关系，变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最后酿成国之大故。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氏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叶举并不领情，亲率60多营粤军，以“清君侧，除宵小”为名，突然开入省城。
广州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则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孙文对北伐无故受阻，极其愤慨。他电召程潜到韶关，令他回省和陈炯明协商，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再说。程潜回广州后，与汪精卫、居正一道赶往惠州，和陈炯明反复讨论，达成妥协：一、由陈炯明担任陆军总长，驻肇庆；二、陈炯明于本月28日回省，欢迎孙文回省见面；三、关于后方秩序，由陈炯明完全负责。 HQDOOR
当即拟好电报，请陈炯明拍发。陈炯明先是勉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28日他不能回省。谈判落空了。
孙文决定回广州镇压。胡汉民竭力劝阻，他列举了孙文回穗的三大害处：一、总理去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就要隔绝；三、如果陈炯明毫不听命，前途不堪设想。孙文不以为意，轻蔑地说：“陈炯明不敢造反，他的部下都是一班利禄之徒，若是造反，无异自掘祖坟。”
6月1日，孙文以惊人的勇气，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踏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陈炯明深知，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陈炯明想独善其身，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透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陈炯明虽设法阻止，但政变仍然发生，徒呼奈何。粤军本来就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未脱草莽习气，陈炯明既身为统帅，无论粤军从善从恶，成王败寇，他都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咽下这颗苦果子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短兵相接，炮火乱轰。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
南方，在叛乱中战抖。
孙文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摇身一变，沦为“千古罪人”矣。
平心而论，孙、陈分裂的症结，在于对民国政制建设的取向不同，非“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乃两种政制模式之争也。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固有其时代局限，不无可议，然与国民党加诸陈炯明头上的“犯上”、“弒主”、“逆伦反常”等宗法罪名，实风马牛不相及。当时著名学者胡适，对“叛逆”、“叛弑”这样的罪名，亦提出了疑问：“秘密结社的仪式究竟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的政党？秘密结社用来维系党员的法子，在现代社会里是否可以持久？这一个‘制度’的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罢！”胡适《评秘密会社与组织政党》。《努力周报》第16期。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三章南方的狂潮
【壹】在中国，共产主义学说萌生于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于上海，但把这种学说真正变成一种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的，却是在南方。
粤军叛乱既作，孙文传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誓言“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6月29日，蒋介石从上海赶来，登舰随侍左右。海军与粤军在珠江沿岸隔水为战，不断互相炮火攻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民居住宅，十室九空。“此种惨状，为十年来所未见，诚巨劫矣。”《民国日报》1922年 7月9日。各界人士不断从中斡旋，希望调解孙、陈关系，使广州免遭兵燹。然粤军坚持要逐孙出广东，而孙文则不肯放弃职守，坚持待援平乱。双方竟成僵持之局。
7月1日，陈炯明向全国发出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通电，分析民国以来内乱频仍的原因：“中华民国光复，由各省共同构成，其取地方分权之制，本属于自然。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尚未规定，遂成纷扰之媒，起分裂之渐。中央恶各省之异己，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愈不可收拾矣。近世以来，国家与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承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莫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有实现也。准是以言，则联省自治政府之组织，诚不可缓。”陈炯明《致西南各省电》。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陈炯明派代表到孙文的座舰，表示愿意和解。孙文断然答复：“陈炯明对我，只能悔过自首，不能求和！”
然孙文翘首期待的北伐军，在回师途中，不幸被粤军所败。外援既绝，孙文孤悬白鹅潭，械弹两缺，死守下去，亦难有作为。8月9日，孙文被迫乘英国炮舰赴港，然后转赴上海。在上海撰文简述事变始末，沉痛指出：“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几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孙文《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回师失败的北伐军，退入福建境内。许崇智接到他们从汀州打来的电报问善后办法。许崇智根据孙文的意图答复：“实行孙（文）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段祺瑞是北方少数几个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都能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臣之一。他和徐世昌、冯国璋三人一向被视为北洋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合影。前排右起田桐、廖仲恺、居正、胡汉民、孙中山、陈其美、许崇智、郑鹤年、邓铿；中排左一萱野长知、右三谢持，后排左五戴季陶。
的化身，现在徐世昌作为文人总统下台了，冯国璋死了。而孙文则准备和最后一位北洋元老“携手联防”了。他的另一位合作伙伴是盘踞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自从和陈炯明决裂后，孙文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在离粤赴沪途中，他已迫不及待地加以公开谴责：“至如今日之所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
秋天，汪精卫带着一份合作计划到了东北，向张作霖建议，军事方面，由南方政府下令讨伐直系军阀，从广东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直系军队，而张作霖由东北直捣北京，南北夹击。政治方面，在打倒了直系军阀以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家统一和建设问题。
可以肯定，这种借助皖系、奉系军阀之力去打直系的“革命”，即使成功，最后也必然会沦为又一次的军阀混战，对中国前途毫无裨益。
经过了漫长而沉寂的秋天，11月，受孙文重金运动的滇桂粤联军，在大湟江举行白马会盟，四万大军誓师东下讨伐陈炯明，迅速将叶举的粤军逐出广州。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告下野。2月15日，孙文重返广州，取消总统称号，续行大元帅职权。
这次粤军政变，对孙文的美丽梦想，是致命一击。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他吃惊地发现，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不仅与民众漠不相干，而且连自己的党员，也都是一知半解。他在痛苦之余，下决心对国民党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
然而，孙文理想中的国民党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吗？当然不是。是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样的吗？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政党，仍然是中华革命党那样的——如果党员们都能自觉履行誓约的话。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孙文在帅府里整天颁布命令，签署文件，究竟有多少真正付诸实行，他也是一本糊涂账。
1923年10月25日，孙文委派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等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古应芬等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聘请苏联特派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开始着手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尽管没有明说，但孙文内心对国民党旧有组织，已经深感失望。他从来都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今天和会党合作，明天和军阀合作，对外一会亲美，一会亲日，一会亲德。结果到最后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他在南方的合作者是滇桂军阀，在北方的合作者是皖奉军阀。对外，他开始和苏俄接触。
1919年，经“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批共产主义者，在北方和无政府主义者结成了同盟。但这种结合并不长久，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相率退出。年幼的共产主义者深感缺乏足够的和强大的力量来指导酝酿中的共产党的出世。
直到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内部意见仍无法统一。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