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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践证明：胸中无全局者出不了高谋。作为全局的指挥员及高级参
谋，都必须具有战略头脑，在全方位观察、审时度势的能力上，在总体谋划
运筹的水平上，务须高人一筹。
军事谋略总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历史任务和党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国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持世界和平。”我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作为全局的指挥员及高级参谋在思考统帅部的意图时，必须首先服从国家大局。
作为各地区各单位的指挥员，必须正视自己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统帅部的战略意图，思考和制定自己贯彻实施的最佳方案。并自觉地以局部服从全局，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善于把握中心关节。
我国古代战争中，虽未有“全局”的概念，但也可以从有些战例中借鉴。这里我们举个兴唐灭隋的战例。
公元617年——618年间，有过著名的唐隋霍邑之战。当年，李渊起兵太原后，挥兵3万南迸，遇隋将来老生、屈突通之阻击，同时遇雨不停，军中乏粮，大军不能顺利推进。此时，李渊派府佐沈叔安等回太原运粮，派使者刘文静去突厥请兵，又以好言同另一股势力李密联和。数日后，请兵者未果，运粮者未至，联和未决，李渊情急，欲改变南下决心，回师太原。随声附和者迎合李渊旨意说：“宋、屈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联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刘武周，事故者也（指突厥勾结刘武周的传闻）。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渊之子李世民则执异见。他说：“今禾菽彼野，何忧乏粮：未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刘武周与突厥外虽相符，内实相猜；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1 页。
②
〔民国〕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议》。
刘虽远离大原，岂可忘马邑（刘之所辖地域，今山西朔县）！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今天下，今遇小敌，遂以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何以自主！”李渊不听，决意北回。入夜李世民号哭于外，渊不解，复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李渊听后顿悟，在世民力主下，追回己北动之左军严阵以待，此时，粮至天晴，大军齐指霍邑，一举打败隋军宋老生部，取得霍邑大战的胜利。这里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但立足全局定谋和定谋贵察则是其中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李渊及其随声附和者，在“雨久不止、军中乏粮”的暂时困难情况下，没有从灭隋兴唐的全局出发分析形势，夸大眼前局部的不利条件，又以道听途说突厥联兵刘武周攻晋阳的谣传作为根据，动摇既定决策，欲收兵北回，几乎误了大事。而李世民力排众议，终于说服其父坚定初衷。可见儿子比老子智高一筹。高就高在“全局观念”和“定谋”而“贵察”的素质。察者，纵观全局之利弊，运筹帷幄；不为现象所迷惑，看到事物本质。李世民熟知兵经之处禾寂丰足之情，深晓敌将轻躁的弱点；了解李密为了顾忌自己的利益不能联和的底细；掌握了刘武周同突厥外相符、内相猜的利害矛盾，及其不愿舍所辖地域，而冒险远求于太原的心理。所以，在李渊固执坚持北还的情况下，他仍然“哭谏”，力挽危局，终于取得大战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立足全局施计用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这里只介绍一下1947年中央军委战略进攻的决策。
1947年7月至9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大家知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前，当时形势仍是严峻复杂的。蒋介石虽然军事上处境日益不利，其重乒深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在南线中央的晋冀豫战场兵力薄弱，其战略纵深中原地区亦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形”不利布局。顾此失彼、捉襟见时。但同我军相比。此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兵器仍占优势。蒋介石决心不变。拼命实行总动员，加紧拽括人力、物力，继续贯彻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加强山东、陕北两战场的攻势，力求迅速解决这两个战场的问题，再行转兵其它战场，以达其最后摧毁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的目的。由于战争已深入我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解放区受到很大摧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人力、物力补充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对全局作了透彻分析。看出敌人的优势已下降，士气低落；敌人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其后方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南线之敌较弱，给予我可来之机。于是，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决心在敌人的战略进攻尚未全部被粉碎，我军总兵力不超过敌军的情况下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这个从解放战争全局考虑的避实击虚的行动，是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进攻和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使解放军在战略上夺取主动地位。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通过如下部署实现的：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6月底自鲁西南强波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7月19日决定，以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新组成的第9纵队以及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则协助刘、邓经略中原。
8月上旬决定，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的6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在像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与刘、邓野战军和陈、谢集团共同经略中原。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造新的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是战略进攻全局的关键一着，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又是关键的关键。大别山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军只要能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统治，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在三路大军南进的同时，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山东和陕北战场从两翼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解放区。
以上战略部署，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三把尖刀插进敌人腹部，两把钳子钳住敌人两臂。此乃奇兵胜战之举，堪称致敌于死地的绝妙高棋。
三路大军突破黄河之后，与国民党主力军逐鹿中原，这对扭转全国战局，夺取战略主动权，为尔后决战，并打过长江，夺取全国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胸有全局，高瞻远瞩，而各路大军指挥员又能创造性地贯彻统帅部的意图。刘邓大军为了全局的利益，再硬的骨头也得啃，身背4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艰苦奋战；其他两路大军也是千方百计地克服无后方作战的困难，全力配合，协同作战。这同国民党军队的互相排挤倾轧。形成鲜明的对照。
蒋介石腹部被连插三刀，加上彭老总在西北战场死死拖住胡宗南不放，山东许、谭兵团又积极行动，吸引住大量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白崇禧（国民党的“小诸葛”）等顿时阵脚大乱，疲于奔命，手足无措。“哑铃”的两个“把”
（陕北、山东两个重点），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哑铃的“柄”却被折断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斗智艺术多么高超，蒋介石、白崇禧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等他们定下神来苦思对策重新反扑时，刘、邓已在大别山逐步站住脚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对金陵城的威胁，一定要设法排除。蒋介石等不惜老本，孤注一掷，但以后的日子每况愈下，无可亲何？！
回顾这段历史，老一辈革命家的“谋全局”的形象，历历在目。毛泽东当年运筹全局，但始终把握中心环节，大别山这只棋是要棋，只要这只棋活了，全局皆活。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这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一幕，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的和总路线服务的。自此之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加强战略意识，立足全局，如此重要。那末怎样处理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呢？毛泽东说过，我们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
战略上（全局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局部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毛泽东精辟阐述的全局与局部、质变和量变的辩证法，是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思索的。一切神机妙算，皆出于此。毛泽东解决了古今中外兵家的难题：从全局上看，敌强我弱如此悬殊，那么怎样才能以弱胜强呢？这就要我们在局部上造成我强敌弱的态势，逐步消灭敌人。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当我们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之后，总体上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再通过最后的决战，夺取全局的胜利。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是以弱胜强的三大通则。
从战略上说，我们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敌人处于战略的外线，居于战略进攻地位，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则处于战略的内线，居战略防御地位，应自觉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决定的。
从战役战斗的作战方针来说，我们采取的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正好相反；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作战方针。如果战役战斗方针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那就无法形成优势，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斗智艺术高超，恰好表现在正确处理战略与战役、战斗之间的关系上。
由于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方针，就不但在战场上（局部）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全局）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则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从全局来说，敌人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占统治地位；而从局部来说，我军则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占统治地位；许多局部的质变（对全局是量变）必将影响全局的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之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妙就妙在这里：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对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民众条件两个长处，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阵地战和游击战只作为辅助的作战形式。主要采用灵活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几个师对敌一个师，几万人对敌一万人，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一战如此，他战皆然。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我之小块革命根据地，逐渐变成大块，解放区先是分散的后来逐渐联成一片，以至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是辩证地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无不闪耀着毛泽东的斗智辩证法的光辉。尽管未来战争因条件变化会有新的打法。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则仍然是适用的。
前面我们说的是战争年代的情况，和平时期是否也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况且战时的全局观念必须依靠平时来培养。
战略上（全局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局部上）重视敌人，这是普遍真理。既敢于胜利，又善于胜利，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非左即右，要多花代价就是了。
智者会辩证地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愚者会把两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谋略水平如何？同敌手较量见胜败，与同僚相比见高低。
第十六章效益优化
效益优化，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军事谋略要求巧于运筹，善于智取。智取总是同蛮干相对而言的。斗智的目的就是要重效益（战果）。一个企业的经营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本小利大的最佳方案。一个指挥员打仗，也是这个道理，总要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胜利。有的仗花了很大代价却自己打败了，有的仗把敌人打跑了，或打个平手，打成击溃战，有的仗虽打胜了，但己方伤亡太大，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有的仗代价小、胜利大，称之为漂亮仗。是否用智和用谋，是否巧妙，结果不一样，显出指挥员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的高低。这里不仅有个政治责任心问题（勇敢、负责），而且有个科学态度和方法问题（智、巧）。指挥员的职务越高，越要讲科学，越要求智勇双全。绝不能以部属的生命当儿戏，一着不慎，就会增加许多无谓牺牲。指挥员要懂得上中下策比较，择优用谋。
一、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胜利
戚继光说：“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算得多，算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己，不知彼是也。”①
显然，戚继光是反对“舍命战”和“糊涂战”而主张“算定战”的。所谓“舍命战”，就是凭匹夫之勇打无准备之仗。所谓“糊涂战”，就是不了解、不分析敌我情况打莽撞仗。所谓“算定战”，是先谋后战，从各方面权衡利弊、严格计算，合算才打，不合算不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讲了一篇谋略中的军事运筹学道理，至今仍然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战争，也不管是哪一场战役或战斗，敌对双方的力量总是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总是处在不断损耗的过穆中。损耗越大，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损耗越小，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战争或战役战斗的结束，就是这种损耗的结束。
从代价理论的角度来讲，军事谋略通常以敌人的损耗为假定前提，以此
来决定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最低限度。例如，我要全歼或击溃敌人一个师，
由此决定出我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基本数量，这可以规定为我之主要作战
方向上的力量的投入；同时，又以敌人投入作战的总的军事力量为现实前提，
决定出我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最高限度，这可以定为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
上的力量的总投入。如果在主要作战方向上，我之军事力量的损耗小于敌人
之力量的损耗，则称我之代价小，否则称代价不小。如果在这一方向上我以
小的代价达成了这一方向上的目标，则称以小代价取得胜利，否则称以不小
的代价取得胜利。如果在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上，我之军事力量的总损耗仍
小于敌之力量在我主要作战方向上的损耗，则称我之代价最小，否则称不是
最小代价。如果我以最小代价达成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目标，则称我以最小
代价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以最小代价达成了主要和次要方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