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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敌之力量在我主要作战方向上的损耗，则称我之代价最小，否则称不是
最小代价。如果我以最小代价达成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目标，则称我以最小
代价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以最小代价达成了主要和次要方向上的全部目标，
则称我以最小代价取得了最大胜利。所以，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胜利，正是
① 《练兵实纪·登坛口授》。
谋略效益优化的最集中的体现。
纵观中外战史，我们看到，除了特殊情况外，军事谋略家都力图在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胜利上作文章。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地使自己力量的损耗减少，使敌人力量的损耗增大，从而才能有以小代价取得大胜利的最基本前提。所以，在多案相较而择优用谋时，一般应以代价小而取胜大力标准。当然，为了在战略上实施重大谋略行动，为了全局的利益，局部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也是必要的和难免的。这就要算总账，算大账了。
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的胜利，最好是打歼灭战，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里所说的“损耗”是一种“量化”的语言，不是主张打消耗战。
二、择优用谋
（一）上中下策比较
上中下策比较在我国古代就已有了。“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无非都是说明择优用谋的道理。所谓最佳方案是指多方案比较而言的。如只是一个方案，无所谓最佳了。这种比较分析法是一种辩证的方法。
我国战国时期齐王与田忌赛马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参加比赛的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的马各一匹，在同一等级中齐王的马总要比田忌的强，每场比赛分三局。每局各出一匹马来比赛。
田忌接受孙膑的计策，将自己的马对齐王的马形成这样的对比关系：以下对上。以中对下，以上对中。结果田忌胜两局，负一局，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效益最优化的谋略方案。这个故事启示我们：赛谋斗智，可以以弱胜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轰炸日军大型护航船队的实例，也可说明择优用谋问题。日军船队从新不颠岛的腊包尔港出发到达目的地新几年亚的莱城，当时有两条航线：北线、南线，航程均需要3天。日军究竟选择哪一条航线，美军不得而知。据天气预报，北线的能见度将比南线差。在日军抵达莱城之前，美军将实施空中轰炸。如果美军选北线轰炸方案，日军也走北线，美军可以实施2天的轰炸，能消灭日军船队；如果美军选北线，而日军走南线，美军扑空之后，转回来再去轰炸南线，中间还能得到2天的时间保证，仍然可以消灭日军的船队；如果美军选南线，日军也走南线，美军则可以实施3天的轰炸，但此案没有把握，因为美军选南线，万一日军走北线，美军扑空后再返回北线时仅剩下1天时间，就难于奏效。美军经过权衡利弊，保证万无一失，选定北线轰炸方案。这一决策不论日军走哪条航线，都逃不了覆灭的下场。结果日军出现在北线，遭受美军的致命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太平洋攻取岛屿作战中，先是与日军逐个地争夺岛屿，兵力损耗很大，要取得全胜的时间也被迫拖延。以后，美军便将逐岛作战改变为越岛作战，如绕过台湾直取冲绳等等。越岛作战的谋略取得了很大的效益：大大降低了美国军力的损耗；使日本部署在太平洋和东南亚许多岛屿上的兵力发挥不了作用：越岛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结束战争的时间大大缩短等等。当然，这是美军在付出代价之后才选取的最优谋略。
我军战史中择优用谋的战例也是很多的，宣瓦战役就是成功之例。
一般来说，实现谋略效益优化的主要思路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损耗对方的力量为着眼点来考虑我方的行动方案。损耗对方的力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据一定的精神损耗规律来确定损耗对方力量的方法途径。如中国古代的长勺之战，曹刿就是依据“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士气损耗规律来谋取了败齐军之道的。二是损耗对方的物质力量。如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考虑我军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这一经验，并依此作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在实际作战中，这两方面不应作严格区分，且着重点应当放在损耗对方的有生力量上，在谋略活动开始时，科学的选择损耗值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选择不当，很可能使谋略活动无法全面而深入地展开。损耗值有多种多样，诸如地盘、人员、火力、时间、心理、经济、政治、外交等等的损耗。无论怎样多，它都是以一定目的规定的。战争双方都想损敌利己，正义之军损非正义之军以利于自己正义之气的弘扬，非正义之军损正义之军民以利于自己恶劣行径占上风，革命军损反革命军以利于自己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人格上获得解放，反革命之军损革命军以利于自己横行霸道；反侵略之军损侵略之军以利于自己在和平的环境里自我生存和发展，侵略之军损被侵略之军以利于自己生存空间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军事行动的目的都带有双向损耗、各自利己的性质。我们依据这一性质就能客观地确定损耗值。
2、考虑到战争或战役战斗的方向、阶段、偶然、突变、错综复杂等特性，就应当形成对达成同一目标的多种谋略方案。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作出效益优化的方案。从我方来说，在作战行动中，可以发挥我方最大优势和随时把握作战主动权的方案为上策，可以部分地发挥优势和部分地把握主动权的方案为中策，不大能发挥我方优势和不大能把握主动权的方案为下策。但是，仅仅从我方来考虑的情形，是片面的情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军“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上中下策也处在这种情形的变易中。例如，田忌赛马，就齐王来说，他的上策是以上对上，以中对中，以下对下，可发挥全部优势；他的中策是以下对中且中对下，或者以中对上且上对中，或者以下对下；他的下策是以上对下且以下对中。而齐王却只以上策为基本判据，即以同等级中每匹马都比田忌的马强为基本判据，排斥了对下、中策的运筹，结果齐王自以为是以上策被田忌的谋士孙膑运筹为了策了。又如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轰炸腊包尔海域的日军运输船队，美军的上策在南线，可轰炸3天，中策在北线，次中策为选择了南线而日军出现在北线，下策是选择了北线而日军出现在南线。可见，效益优化的谋略方案，不一定是上策，它是从上、中、下几策中比较得来的。
3、这种比较一般都遵循两条思路来展开，一条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往好处思考，对谋略的一方就是最小的最大，对对方就是最大的最小，另一条是从最好的情况出发往坏处思考，对谋略的一方来说就是最大的最小，对对方来说就是最小的最大。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第三条思路即从好处想到更好处，最大的最大或最小的最小。以上比较值通过代价理论、概率理论、风险度、可行性等方面的进一步思考、修正、补充、完善，我们就能得到效益优化的方案了。但是方案出来了，并不一定可以说工作完成了。
（二）科学论证，模拟运筹
方案虽已产生，但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建立在尽可能完备的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是否有自身推演的矛盾？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还有待谋略家来作进一步的解答。科学论证，模拟运筹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手段（电子计算机）进行这种解答的过程和形式。
对方案件完备性的科学论证就是通过不断了解、侦察、发现、收集和处理各方面的新情况或新数据来周密地验证或修改方案。在制定和优化方案时，谋略家基本依据于自己所掌握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我方的兵力兵器、军兵种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战斗编成和配置，每个作战单位开战前的状态，动作或同动作的关系和可能的时间，基本线路和方向上的情况；一般战役战术法；可类比的战例；军事科学理论等以及对方的这类情况。它们共同规定了谋略家所了解的一定实际的内容和范围。所谓新情况或新数据就是超过了这一内容和范围又被谋略家了解到的实际。由于兵行诈道，彼此保密；又由于谋略家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这类新情况或新数据就一定会出现，所以，一场战役或战斗的完备方案总是产生于不断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作的修改过程中。修改的大致步骤是：1、尽可能收集新情况新数据；2、新数据和原始数据作比较，看是否突破了方案的约束条件；3、评估预测新数据带来的可能的影响；4、确定是否修改、怎样修改。
对方案作矛盾性的科学论证就是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从谋略方案的一般内容出发推演出一些重要的具体结论，看这些结论是否矛盾，是否合理。集中优势兵力的方案有没有隐含分散兵力的矛盾；协同动作的方案会不会形成独立的各自行动；机动方案含不含有滞阻动作；有利于我的方案是不是正好有敌人的可乘之机等等。只有作了如此这般的考察论证，谋略方案的可靠性、可信性才能进一步提高。
当然，如果时间许可，方案还可以从作战模拟的角度来加以进一步地确证。所谓作战模拟就是对实战的环境和军事对抗行动作各种形式的相似性模仿，这些形式有实兵演习、兵棋作业、地图作业、沙盘作业和计算机作业等。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日益广泛的应用，军事运筹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谋略家不再面对小空间，单军种、低速低空兵器、可视界这类谋略对象来进行谋略，传统的直觉、经验、手工运算的运筹法也已显示出了不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局限，因而计算机系统辅助谋略的现代方法便应运而生了。正是这种方法或手段的出现，现代作战模拟才得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这里，我们仅就模拟运筹的一般思路方法作一些说明。
作为谋略辅助手段的模拟运筹，可用如下图示：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质量统一体，对于一定的谋略对象来说，也是这两方面规定性的统一。所以，借助现代数学理论和符号，我们可以对方案作数量形式化的处理。通过这一处理，我们就能够发现其中隐含着的数量关系，建立数学模型，进而编制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和数字图形显示语言，然后输入计算机进行运算，并对输出结果作分析评估。这里的关键环节是建立数学模型。大致来说，数学模型分矩阵形、随机形、统计形、图论形和混合形等，它们都是以一定的数学理论的分科运用来划分的。因此，建立数学模型需要有较深厚的数学基础，而且还要由军事技术工程方面的专家或专家集团来共同完成。
利用模型，我们就可以在计算机上演示出敌我损耗值，兵力兵器的配置，作战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的情况或状态参数，协同动作的时间安排，后勤供给的情况等等，也可以直接模仿双方不同方案之间的对抗战，得到各种对抗数据，求得效益优化的谋略方案。现代作战模拟作为谋略的一种手段有助于提高谋略家的预见力，有助于提供科学的判断，据以支持谋略优化方案的形成，有助于减少盲目性。
但是，就主要的方面来说，谋略者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活动，谋略效益优化的谋略活动仍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计算机模拟也只是受人、受谋略者支配、控制下的模拟，因此，在作创造性的谋略时，仍然是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为途径的。
（三）留有余地
由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自身和相互限制，任何一个谋略家或谋略家集团都不可能制定出绝对没有缺陷的方案，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即使是最优方案，也只是考虑了有限情况中的主要情况。特别是对风险比较大、思想比较奇的方案来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因此，留有余地，不仅是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的需要，而且是我方有效地控制和掌握自己的主动权，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的需要。
在制订谋略时，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留有余地：
1、作战目标选择适当。既不能取力所不能及的“远大”目标，也不能取无关战局决定性意义的目标。战略目标应当具有战略取胜的决定意义，战术目标应当具有战术取胜的决定意义。当然，作战目标还应当具有灵活性，即总目标设立后应当分解为各个作战单位的分目标。各分目标应当是各作战单位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最低值，从这一最低值出发，各作战单位就会有足够的自主权。凭借这一自主权，在不破坏总目标实现的情况下，各作战单位就能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2、作战空间应当有回旋余地。确定军事行动路线有进有退，进攻所达的纵深有最近距离和最远距离的考虑。人民战争的内线外线、后方前方、包围反包围、大块小块等等方面都应在谋略家的运筹之内。
3、作战时间的规定是以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同时考虑为前提的。必然性的规定是以我之所能及、主观之期望为表现的，它可以规定军事动作的最短时限。偶然性的规定是以彼之干扰破坏我之所能、客观条件的限制为表现的，它可以规定军事动作的最长时限。军队协同动作的时间、作战各阶段的时间都应当从最短时限和最长时限这两个方面来考虑，从中优化出合理的时限。
4、作战的兵力、兵器、军兵种的部署，一方面要强调整体优化组合的效应，另一方面要考虑从这一整体状态过渡到下一整体状态的应变组合效应。一定整体组合总是体现在实现一定目标的功能上，当这一目标实现后，这一整体组合就应当拆散，以便在新的目标上形成新的整体组合，这就是应变组合效应。在战争的进程中应变组合就是谋略家谋略优化部署时的退路。这一退路是风险度大的决策的退路。
5、后勤供给是上述各方面留有余地的通盘考虑所要注意到的基本限制条件。供给线太长，供给就很脆弱，供给的机动性太差，部队缺给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作战目标、空间、时间、部署的谋略都应当以这个基本限制条件为限制。谋之利害、知之保障、筹之营运，操之补偿，也是谋略家的基本谋略内容之一。
第十七章军政两手相辅相成
军政两手，相辅相成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惯用反革命的两手谋略来对付革命人民。一手是军事镇压，一手是政治欺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革命的人民必须学会用革命的两手，即以革命暴力和政治揭露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既不怕他们的恐吓，也不相信他们的好话。以打对打，以谈对谈，又打又谈，针锋相对。
一、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军政两手相辅相成
古罗马有一句谚语：“假使你希望和平，那你就必须准备战争。”本世纪英国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则对此说作进一步解释：“假使你希望和平，那你就必须了解战争。”利德尔·哈特这句看似很普通的话，确是一句至理名言。如果连战争的本质是什么都不了解，那又如何准备战争、谋取战争的胜利呢？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许多人已对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它所担负的使命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最先把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特殊活动形态的本质明确地揭示出来的是19世纪的克劳塞维茨（1780—1831）。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的一位职业军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根据当时欧洲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实践，开始思索战争问题，并写作了大量论文。1816年以后他开始构思系统的理论著作，即他死后才由别人出版的《战争论》。 1827 年他写完全书的初稿后，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写信给他的朋友罗德尔少校说：“战争，是我十几年来反复观察思索的大论题。战争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战争的本质或规律不完全是由它自身来决定的，战争，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操纵这个工具的手则是政治”。作者在《战争论》中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命题。他说：“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所表现的依然是战前就有的东西，即交战双方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利益，“只不过它是借用另一种文字和语言罢了”，因而，“战争虽然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