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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然就是邪僻的路、苟且的路了。人要循正路而行，也就是循义而行，循理而行。作为〃义〃的路是大道，是大家都可以见到的，是一般都认为是正当的，也是绝大多数人都能顺着走的。
孟子并不一概否定求利致功的目的，他呼吁制民之产，士有所养就是明证。但是，士还应该有更高的抱负，而对所有人来说，无论追求什么，也都还有一个〃必以其道〃的问题。我们可能都想得到一笔财产，一个职位，但我们必须以正当的途径去获得它，而不能以苟且的方式去得到它。我们可能都想免除某些灾难，如饥饿、死亡，但也可能碰到只有通过苟且之路，伤天害理之行才能免除将加于自身的灾难的情况，这时我们就可能必须坦然承受这灾难，这就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含义，这是基本的义务，在这个时刻，〃舍生取义〃亦不为过。
再高一点，静心反省一下人除了谋利之外是否还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为了这一精神追求是否应当不惜以身殉道，这就还涉及到目的，就步入更高的境界了。但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义在不苟〃，〃有所不为〃。〃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 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④
孟子所反复叮咛的也就是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行为、手段的正当性， 决不能〃苟且〃， 不能〃诡迂〃，不能〃穿 〃，不能〃钻穴〃，不能行〃妾妇之道〃，而要行〃大丈夫之道〃。〃妾妇之道〃当然不宜拘于字义，〃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中行〃妾妇之道〃的恰恰是那个〃良人（丈夫）〃，孟子感叹道∶〃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⑤此一感叹并非绝叹， 它世世代代还在被人们以不同方式重复，此甚可哀也。由此也可看出价值目标对行为方式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志〃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行〃，这从自我的观点看尤其是这样。
但是，我们说过，从普遍的观点看，〃志〃是必须通过〃行〃来体现、来达到的，而所〃行〃之〃义〃就是〃路〃，走什么〃路〃在道德上往往要比达到什么〃目标〃更优先，更重要。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对〃路〃也可以比对〃志〃更好地予以判断。荀子甚至说，君子与小人之异不在追求的目标，而仅在追求的方式，即所求则同，所以求则异，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⑥但这里的〃所求相同〃似乎只应理解为最基本的欲求大致相同， 他们高层的欲望还是很不一样的，即我们上章所说的∶〃低同高异〃。
无论如何，除了道德人格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还要有许多不属于道德的目的和欲求， 如谋生求职一类，而如何求，走什么路，这就有义了，如果以正道求，那么，即使我的所求尚非宅于广博的仁心、爱心，而只是为一己一家的奉养，那么，我也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而且，长此以往，始终坚持直道而行，正道而求，无疑有益于、也许是最有益于陶冶我们的情操，最终把我们造就为一个高尚的人，甚至进入圣域。此即〃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总之，我们从〃义〃为〃人之正路〃的比喻可以得到的启发是∶第一，路是用来行的，用来到达某一目的的，所以，〃义〃直接与行为有关， 与手段有关；讨论〃义〃尚非讨论最终目的，讨论至善问题；第二，路是迹，是可见的，外在的，所以，〃义〃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是客观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第三，作为〃义〃的路是正路，是大道， 是常途，所以，〃义〃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人人所应当遵循的，也是绝大多数人所能够遵循的。
以上所说，我们也可以从〃义〃与〃道〃的联系得到印证。《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此，很显然，〃义〃、〃道〃、〃路〃三字的意思是一致的，所说的都是〃王道〃即〃社会正义〃，用不同的字只是为了避免重复。后来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也可以说是这种用法，也是〃道〃〃义〃等同。
不过，〃道〃有时虽可等同于〃义〃，却是在它包容了〃义〃的意义上等同的。〃道〃本身是一个更为深广的哲学范畴，而不止是一个伦理学概念。〃道〃还可以包括根本价值、最终目的的含义，也就是说包括〃最好〃〃至善〃〃最高理想〃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各派各家都〃志于道〃，〃以道自任〃，但不好说它们都〃志于义〃〃以义自任〃。〃义〃只是方式、手段，这时它与〃道〃的关系正如孔子所言∶〃行义以达其道。〃⑦也就是说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实现其理想。
春秋时期，孔、墨两家都甚重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 〃喻于义〃还是〃喻于利〃；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义为天下之大器〃，他们对义的客观性看来都没有发生过疑问，都把义看成是客观的原则规范，看成是具有明确内容的，孔子以《春秋》明〃大义〃，此〃大义〃显然不以个人主观意识为转移，墨子以葬父为例，说这不仅是我的义，也是你的义。后来荀子讲〃礼义〃，韩非讲〃公义〃，汉董仲舒讲〃以义正我〃， 唐韩愈讲〃行而宜之之谓义〃，也都没有怀疑过义的客观性。但是， 在《孟子·告子篇》中有两段批评〃仁内义外说〃的言论， 孟子在其它地方还谈到要〃集义〃而非〃义袭〃，要〃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等， 这些言论到宋明时特别为儒者所强调和推崇，〃义内说〃于是被敲定， 而〃义外说〃几乎成了一种禁忌，所以， 我们要专门疏解一下《孟子·告子篇》中的这些话。
告子说∶仁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义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我爱我的弟弟却不爱别人的弟弟，这是因我自己的缘故，所以说仁是内在的，我敬我家里的老人，也敬其他的老人，这是因他们年纪都比我大的缘故，所以说义是外在的。
孟子的反诘是∶不知道你所谓的义，是在老人那里还是在敬老的人那里？（如果说义是在外，是在被敬的对象即老人那里，那么，对象不同，恭敬心也应该不同才是，而实际上）就象喜欢吃别人家的烧肉的人，也喜欢吃自己家的烧肉，他喜欢吃烧肉的心并无不同一样，（不管对象是我家的老人， 还是其他的老人，恭敬之心也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义不在对象，而在主体，不在外，而在内）。⑧
紧接着孟子指导公者子与孟季子问难的一段也是批评〃仁内义外说〃，论据大致相同，限于篇幅，不具引，我们主要分析孟子与告子辩论的一段。
首先，从上例可以看出，告子所说的〃仁〃〃义〃是有特定含义的，仁是爱弟或爱亲，义是敬长，〃仁内义外〃一说的产生大概跟这种特定含义很有关系，因为爱亲比较自然，容易从心中油然而生，而敬长却不那么自然，容易感觉到具有某种外在的约束性，强制性。所以觉得是〃仁内义外〃。
但是，以内外来分别仁、义看来并不恰当，至少是不重要的。爱亲、敬长可以说都是某种义务，或者说都是总称的儒家的〃仁〃之〃义〃，它们作为原则规范，都是客观的，外在的，而若把它们看作内心品德，从个人的道德践履出发， 它们又可以说都是主观的，内在的了。
其次，义的客观性或外在性也不宜理解为是存在于对象那里，这一点孟子反驳得有道理，后来王阳明也有过类似的驳论，大意是说，如果说孝的理在父亲那里，那父亲一死，这理岂不就没了吗？
当然，我们认为，这理最终也不是存在于主体那里，存在于心灵之中，尤其是上述具体的义理。因为个人既是对象，也是主体，个人作为对象会死去，作为主体也会死去，所以，孝的理也不会存在于儿子或主体的心里。这一理宁可说是存在于人与人的父子关系之中，只要这一关系是客观的，这一孝义或孝理也就是客观的， 我们且不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 而是只要人类存在和延续一天，这种父子关系存在一日，也就有这种孝义孝理存在一日。人类的基本义务可以说都是从这种客观关系发源的，义务客观性的根据就在于这种客观关系。当孟季子说∶一个人心里敬的是自己的大哥（仁），但在一起饮酒时却先敬本乡长者而非先敬自己大哥，因而可证义是外在的而非由内时，孟子解释说这是因为本乡长者〃在位故也〃，这个〃位〃就是指一种客观关系。
总之，我们说，告子在此确实是说得有些不妥的，不妥之一是以内、外分别仁、义并不恰当，不妥之二把〃义外〃理解为〃义〃存在于对象那里也不妥当。而究其原因，则在于把不能超越一种自我的观点，不能摆脱仅仅从人我的关系看问题，这样，一看到义不在自我，就以为义在他人了，不看到义不在主体，就以为义在对象了，告子没有看到，义务是存在于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之中，是这种客观关系的应有之义。但是告子的基本方向还是正确的，他不过是想肯定孔、墨都已经肯定的东西而巳。
即便是孟子，他虽然批评〃仁内义外说〃，但他所说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不也有〃仁内义外说〃的倾向吗？在这一并列仁义的句子中，〃义〃既非是〃人心〃，岂不也是外在的吗？而且，他对仁、义的特定含义的解释也有接近告子处，如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⑨那么，孟子批评告子难道只是因为〃好辩〃吗？
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若从孟子的整个思想着眼，就会发现此辩含有深意。孟子与告子的争论是在人性论的背景下展开的，告子认为，人性就好象柜柳树，义理就好象杯盘，把人性纳于仁义，就好象用柜柳树来制成杯盘。这样，就有过于强调义从外部对人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而忽视人的主体自觉性和自律性的危险。孟子则要鼓舞人的自信心，高扬人的主体性，所以他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宗旨，正如朱子在《孟子集注》中引范氏所言∶〃二章问答，大指略同，皆反复譬喻以晓当世，使明仁义之在内，则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为尧舜矣。〃⑩而在其它一些地方，正如我们上面所见，孟子并不否认〃义〃也有客观的一面，孟子把〃义〃视为〃人之正路〃，说士必须〃居仁由义〃，赋予〃义〃以明确的内容，如〃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皆可见其对义务客观性质和内容的承认。但若涉及根本，则孟子当然又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
不过，我们在此并不想涉及心、性、天等更高层次的义理根据的问题，而只想顺便指出，孟子不仅仁义并提，而且使义内化，从而使〃义〃字又有了一种新涵义即〃义务心〃。这样，〃义〃一字就不仅含有我们前面所说的客观的〃义务〃〃义理〃的意思，也含有主观的〃义务心〃〃义务感〃的意思。在〃四端说〃中，这〃义务心〃就是〃羞恶之心〃（在此，甚至最明白可见的客观之〃礼〃也内化为〃恭敬之心〃，这是我们很不容易理解的）。我们下面就要来谈这一〃义务心〃，这也是我们从良心论的角度所必须谈的。
我们现在再回到《释名》所给出的对〃义〃字的解释∶〃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宜〃实际就是〃理〃，而裁制事物使之合〃宜〃合〃理〃的则是〃心〃，是〃心〃在裁制事物，决定行为，但它并非凭空决定，而是必须使之合〃理〃。所以，〃义〃字也可以说同时包括有客观之〃义务〃〃义理〃和主观之〃义务心〃双重含义，但最主要、最优先的当然还是客观的〃义理〃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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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义务的敬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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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敬义
三、对义务的敬重心
前己述，〃义〃可分为两层意思∶一是从事上论，〃义〃指客观的义务、义理；二是就心上论，〃义〃指主观的义务心、责任感。而我们现在来看这义务心，又可将其再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义务的理性认识，或径直说是对义理的认识，在此，使之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关键是首先采取一种普遍的道德观点，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个问题；二是对义务的一种情感态度，在此，最值得向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推荐的是一种对义务的敬重心，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孟子把义务心阐述为一种〃羞恶之心〃，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解释说∶〃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我们要注意这是在〃四端说〃中的解释∶孟子实际是把良心之端分析为四∶恻隐之心为仁、羞恶之心为义、辞让或恭敬之心为礼、是非之心为智。〃义〃在内化的同时也缩小了其原来的蕴含，〃义〃不再具有〃人之正路〃或〃正当〃的广义，而是〃羞恶〃或〃恶恶〃的狭义，主要是一种类似于〃耻〃的感情，若扩大其意思，也可以说〃善善恶恶〃，即把〃择善〃的正面意思也包括进来， 也就是说在〃善恶〃之间进行抉择，但这与作为〃是非之心〃的〃智〃又似有重叠之嫌。〃智〃也是〃辨是非，别可否〃。后来朱子说〃义如利刀相似〃、〃义主收敛〃、〃义字如一横剑相似，凡事物到前，便两分去〃、 〃义之在心，乃是决裂果断者也。〃11
这些说法，都是讲的一种裁断抉择。这说法看来跟〃义〃的本字〃宜〃原有〃杀〃的意思有些关联，是〃杀〃意的一种隐蔽的流衍。至今我们仍在用的〃舍生取义〃、〃慷慨就义〃等成语中也存有一种肃杀、凛然的气息，表示着刚决果断而赴死、殉节的意思。所以，要说〃义〃和〃智〃有区别的话，区别也许就在〃义〃主要指对我自身行为的选择，且所裁所决的〃是非〃常常是〃大是大非〃，是处在紧要关头，甚至生死关头的裁决。
这种对〃义务心〃的解释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尤其突出了主体的意志抉择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不可忘记∶这一〃义务心〃只是四端之一， 它在被内化时其蕴含也缩小了，〃礼〃分走了〃恭敬〃之意，〃智〃分走了一般的〃是非之心〃，而作为道德行为动力之源的〃恻隐之心〃，则为〃仁〃所涵有。〃仁〃并且可以作为一个总称，包括心之四德，而〃义〃却不能包〃仁〃，也不能包括其它二德，这样，它作为〃义务心〃实际上就不是全面的。〃义 〃从心上论，若偏于感情的理解，则是〃羞恶〃，若偏于意志的理解，则是〃裁断〃，而尤其是指斩钉截铁地〃禁邪辟恶〃，〃宁死不为〃。
〃羞恶〃和〃去恶〃先都得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正〃，这种〃知道〃就必须诉诸原则、义理，然而，我们在此且不谈在〃羞恶〃之前就应有的对义理的认识，而是谈在这种认识之前就应有的一种对义务的〃敬重〃之情，这种敬重涉及到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恰当估计。我们还有必要指出，把〃义务心〃单纯理解为〃裁断〃并不是没有一种导向非理性的抉择伦理学的危险的。如果把〃裁制决断〃推到极端， 就可能把人置于或者太自傲，自我期许太高，或者太绝望，类似于〃垂死挣扎〃的地位，12而这两者都不是对人的处境、本性和使命的恰当描述。
所以，我们想转而看对〃义务心〃的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由康德所提出的。〃义务心〃概念在康德那里是这样引入的∶康德先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出发， 认为世上除了〃善良意志〃之外，没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本身即好的东西。然而，在人那里，这一〃善良意志〃实际就是〃义务心〃，因为，人并非上帝，并不可能从心所欲，任意挥洒都是〃正当行为〃，〃全善之举〃，人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欲望、喜好，这些欲望、喜好都可能对真正的道德行为构成障碍和限制，正因为在人心里有这些障碍和限制，〃正当〃也就要变成〃应当〃，对人构成命令，构成义务，而非生性所自然，心灵所本悦，这并非是说义务与人性就没有相合处，而是说，只要有那怕一丝不合，从原则的普遍性着眼，也就必须以绝对命令的形式表现，必须作为义务向人们提出，说〃你勿……〃〃你应当……〃，而非说〃吾欲……〃〃吾悦……〃。人必须克服自己的种种主观障碍和限制，摆脱喜好和欲望，而纯然出自对义务的敬重而行动。这一对义务的敬重也就是〃义务心〃，只有纯然出自义务心的正当行为才是不仅合法，也合乎道德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具有道德的价值。
可见，〃义务心〃就是内心对义务的敬重和推崇，从一个行为者的角度看，就是一事当前，不问自己的一切欲望、喜好和利益，而只问∶〃这是否是我的义务？〃只要是我的义务，我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