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5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的工作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早就认识我的女子屡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找我谈话，问我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热心爱主。我觉得她的热心似乎不是向着主，乃是向着我，我便留心防备着，不肯多与她接近。当她听说我要外出的时候，在一个聚会完毕以后她对我说，「我近来常听你讲道，很得帮助，现在你要出外了。我在这里孤单得很，无处再得人帮助，你在外出的时候能为我作什么呢？」我看出来她的意思是希望我能给她写信。我不肯作这样愚昧的事。我知道这样作是与她与我都没有益处的，我便回答她说，「我只能为你祷告，此外没有我能为你作的事。」我所料的不差，当我那年秋天从江南回来的时候，她家中果然托人来把介绍给我，当时我就推却了。这件事既没有成功，她也再不来参加聚会、表示爱主了。
1925年5月下旬，我到南京去访问几位很久藉着通信认识的圣徒。在那里我同神的一位老仆人谈话，征求他对我的婚姻有什么意见。他认为独身和结婚各有利弊。但归纳起来，他认为一个年老的传道人独身还没有不可，一个青年的男传道人若是独身，作起工来，处处是困难，事事不方便。我反复思想，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从那时开始放弃守独身的主张了。
那次在南京停留了十四天。未往南京以前，我原没有想到杭州去。但在我未离开南京以先我想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我自幼就常听说杭州的西湖风景非常美丽，因此想顺便到杭州去游览一下。有一位姊妹听说我要到杭州去，便介绍我到她的姑母那里去，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到她所熟识的一位弟兄那里去。我在6月16日到了杭州，就到那位弟兄那里去，请他为我寻觅一处适宜的旅舍，承他坚留我住在他家。我因为南京的另一位姊妹曾写信给她的姑母介绍我，感到有前去拜谒的必要，因此在22日便到下城天水桥礼拜堂，拜谒这位老人李静谦女士。承李女士介绍，我会晤了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约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星期日一早晨到那里，在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中讲了两次道。会毕，那里的信徒们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刘先生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那里很远，便嘱我迁到他家中来住，以免每日往返奔波。30日我迁到他家，接着又讲了三天的道。7月3日离了杭州，往嘉兴去开会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等船往福州去。不料在旅馆中竟患起病来。夜间头痛发热，难过得很，不但没有人照应，而且旅馆的客人夜间打牌吵嚷，令人不能得少许的睡眠。我在上海既没有熟识的朋友可投奔，只好赶快回家。但上海到北京需要两三日的行程，在南京还需要渡江换车。我已经病得不能支持，实在不能跋涉这样遥远的路途。在万分困难中，忽然想到杭州的刘先生夫妇待我那样和善慈爱，沪杭中间只有四五小时的行程，不如赶快到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路车回到杭州。到杭州休养了几天，病渐渐痊愈了。接着被邀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了杭州，到几个地方去，9月半回到北京。
9月14日回到北京，20日得杭州刘德森先生的快信，说杭州有些信徒在夏天听我讲道很得帮助，因此杭州各教会商定在10月间开七天的联合聚会，邀我去讲道。经过两天的祷告，我回信允诺他们自10月18日起在杭州开始聚会。我决定10月15日离京南下。不料到了10月间江浙两省发生战事，沪宁、沪杭两路都不通车，无法南下。24日与一位认识不久的人谈话，听见他说他的弟弟由天津乘海轮往上海，我忽然想到既有海路可走，为什么不乘船南下？那时战事已经转到津浦线上；江南的沪宁、沪杭两路已经恢复通车，一到上海，再有几个小时便到杭州了。既决定由海路南下，便在12月27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1日夜间到了杭州。自11月4日起，在杭州信一堂全城各教会联合的聚会中讲道七天，会中负责的人因为我与刘先生已经很熟，就托付刘先生夫妇招待我，因此我便第三次住在刘先生家中。
杭州的聚会是11月4日开始的。次日晚间聚会的时候，弹琴的一位太太因为有事没有到会，临时请刘先生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我同刘小姐虽然已经有过二十几天的认识，但我听说她只有十六七岁，并没有注意她，看她不过是一个孩子。我一向认为年岁相同男女才可以结婚，纵使相差，也不能超过一两岁。我们二人的年岁既相差八九年，自然不会想到婚姻的问题上去。当我看见她坐在那里弹琴的时候，忽然发现她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身量高大，装束也和成年人相同，梳了一个圆头，穿了宽大的袷袄和裙子，她乃是一个大人。（她那时正在学校教书）她虽然在圣公会所办的冯氏女校共有十年之久，也一直是在圣公会的信一堂聚会，但从来没有在那个礼拜堂中弹过琴。那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就是那一次的弹琴，使我开始看见一件以前未曾看见的事——她是大人，不是孩子。
我前后三次住在刘先生的家中，蒙他们夫妇的关心爱护，已经感到一种属灵的温暖。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我的母亲疼爱我，我和姐姐的感情也很良好，但我在家庭中根本呼吸不着属灵的空气。母亲和姐姐对那与我们同住一院的姨母感情相当不佳，对邻舍也是彼此猜疑争吵。我在家中每天所见所闻的事都使我疾首痛心。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和谐，没有体谅。母亲只知道爱她的两个孩子。姐姐只知道爱母亲和弟弟。我除了爱母亲和姐姐以外，还愿意爱在我旁边的人。但母亲和姐姐认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可爱。从我悔改得救以后，在家中所见所闻多是使我痛苦难过的事。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三天以后，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於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於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於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於失望及陷阱中！」（1925年11月8日日记）。
11月12日离杭州往崇德县工作，16日到嘉兴，这几天内，心里反复思想这件事，那天日记中记着说：
「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於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1925年11月16日日记）。
11月25日再回到杭州，自27日起，应冯氏女校的邀请，在该校讲道九天。11月27日与28日日记中有以下的两段记载：
「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於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於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1925年11月27日日记）。
「父乎，仍祈尔导仆，勿行错路，勿入迷途。为仆之婚事，祈父将父之美旨清楚向仆显明，勿容仆稍蹈错误，致贻异日之后悔。祈父尽除仆肉体之蒙蔽，俾仆得洞悉父旨。仆心诚愿。」（11月28日日记）。
那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了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我真希奇，许多青年人竟敢对异性人一见倾心，来往几次，就贸然谈爱情、提婚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11月29日经过了几次的祈祷，晚间同一位老年圣徒谈到这件事，求她的指导，征求她的意见。她应许为这件事祈祷，以后再看能不能作什么。过了几天，我从她知道刘先生夫妇对这件事没有允诺，也没有拒绝，他们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至於景文小姐呢，当她的母亲讯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回答说，「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
从1925年11月底，一直到1926年4月末，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我们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作任何决定，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以致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如果我要结婚，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母亲有一种偏见，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至於南方人更不必提了。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母亲常称他们为「南蛮子」。按事实看，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但我信如果这件事确是出於神的意思，神能转变母亲的心，使她赞同。如果神以为不好，我也求祂藉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母亲从我未落生就居了孀，为我辛苦了二十几年，把我抚育成人。我应当孝敬她、顺从她。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使母亲伤心。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本赞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不再进行。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
1926年5月10日我回到北京家中，12日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她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我向神所要的这最后一个证据，现在也清清楚楚的得着。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於神的美旨了。
在家中住了二十一天，6月1日又乘船南下，赴绍兴工作，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12月27日回到北京。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从那次离了杭州，有十七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7月到福建泉州去作工，23日再到杭州。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由内地会任芝卿老先生证婚。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他读创世记二章和二十四章，从亚当、夏娃，并以撒、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老先生作很长的训言。我站在堂中虽然因为天气炎热汗涔涔下，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篇祷告文：
「在天之恩父钦，小子以恳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感谢父恩，赐小子以此良侣。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更谢父恩，今日以父之宝训借尔仆之口训导提撕小子，使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前途之远大，俾小子知所警惕，知所奋勉。小子自知已往之种种失败、种种弱点。既沐父恩，敢求赦免已往一切；更将父之新恩赐、新灵力，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诸小子。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侣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志，爱父事主，共行天程，共作圣工。已往之失败，求父使之再不见於今后。求父以父圣洁之爱紧系吾二人於父之道中，使毕生不偏离左右，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将来亦能欢立於吾主之荣耀中，斯为小子之心所诚愿。」（1928年8月8日日记）。
我同妻在订婚以前虽然有了一年多的认识，我们却从来没有像现代的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只有几次她问过我关於真理的问题，此外我们两个人就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平常谈话总是和她的父母在一处。直到1926年冬订婚以后，我离了杭州到北方来，我们才彼此通信。有人问到我们的婚姻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我只好回答说，「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
结婚的前几天，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圣徒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东边。中间是礼拜堂，和一个圣经女校，再往西就是这座楼房了。因此结婚的那天没有用任何种车辆，出了礼拜堂穿过两层院门，就到我们住的房子了。岳母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送给我们每人一部圣经，里面各写了一节经训，送给我的是提前四章16节，送给妻的是提前四章12节。我是1900年7月25日生的，妻是1909年3月29日生的。我比她年长8年8个月零4天。结婚的那日，我才过28周岁，妻不足20周岁。我们从提婚到订婚，经过1年，从订婚到结婚，又有1年零8个月。我的朋友石天民在我结婚的日子送给我们一寸对联：「蒙神恩永结良侣；顺主命广传福音。」
我和妻婚事的成就，处处看见神奇妙的安排。我到杭州以后，如果不去拜访李静谦女士，根本就不会认识刘先生夫妇。以后到上海，如果不在旅馆里患病，也不会再回杭州。那一次的访问和那一次的患病都出於神的美旨。母亲和姐姐允许我们的婚事更是一件奇妙的事。按母亲以前对我的婚事的主张，她是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再看我结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们夫妻的态度，也不会想到订婚以前能得着她们的同意。我深信她们那时的允诺走出於神，好使这件事得以成就，她们的后来的不满意也是出於神，好使我们夫妇二人在试炼中学习当学的功课。我是一个北京人，神却很奇妙的把我领到江南，使我在那里遇到祂为我所预备的配偶，祂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
当我和妻未订婚以前，岳母因为听了我受磨炼的经历，曾问我说，「是不是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都必须经过磨炼？」我回答说，「我想是这样。」她说，「像景文这样没有经过什么磨炼的女孩子将怎么样呢？」我当时不能回答什么，我也不曾想到她要怎样经过磨炼。不料我们结婚不久，就有磨炼临到她了。
8月31日偕妻离杭州到上海。9月9日由上海乘海轮到青岛，在青岛讲道二十一天，以后又独自往胶州工作。10月15日与妻离青岛，乘轮船到天津，18日到北京。一到家中，我们便遇见我未想到的试炼。每次母亲和姐姐知道我那一天回家，必定早早预备好饭等待着我。那一天我和妻在下午四时到家，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冷淡。五时我和妻到车站去取行李，等了多时方取到手。六时半回到家中，母亲对我说，「我们母女和女仆都已经吃过饭了，你自己预备你们二人吃的饭罢。」我只好到街上买了菜来，作好了饭，同妻吃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心中觉得冰凉。我本来想母亲和姐姐看见我和妻一同归来，一定欢喜得很，大家快快乐乐的相聚。谁料到我们竟会遭逢这种待遇呢！我好似堕入五里雾中。次日清早，姐姐在里院大声吵闹，我知道那是对我们夫妻发的，但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事。姐姐吵闹，我在屋里哭泣，妻也陪我下泪。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妻更不明白。我们为主的缘故不能发作，只好忍受。到家的第三日，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几句话：
「吁！黑暗社会！黑暗家庭！黑暗人心！黑暗一至於是，宜乎神怒之将临於此恶世也。凡此种种罪恶，予皆身历其境，亲尝其味，是亦与予大有益助之事：一则使予知工作之道；二则使予能体恤同受试炼之人；三则促予热心事神，奔向永远之家，不以此世为重。既如此，予当谢父之恩，使予处此黑暗之家庭，受此痛苦之磨炼。」（1928年10月20日日记）。
从那时起，家中充满了猜忌、恶感、吵闹、不安。我留心观察，渐渐明白了事情的起源：主要是由於母亲和姐姐的成见与误会；我自己缺少经验与见识，也增加了这事的严重性。
还记得远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常对我们姊弟二人说，「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谈谈罢。将来永盛（我那时的名字）结了婚，家中有了外人，就不能再谈知心的话了。」我那时一点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远在我结婚十多年以前。在那个时候母亲就早早认定「儿妇是一个外人」，又早早认定「儿子一结婚就一定变心，再不爱母亲和姐姐，再不同她们一心。」这种观念在心中根深蒂固，无论怎样孝顺的儿子和媳妇，也难得她们的谅解了。
我一点不怪责母亲和姐姐这样想。她们所经过的事和所处的环境深深的影响了她们。我们家中除了我们母子三人以外，还有外祖母和姨母，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