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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不怪责母亲和姐姐这样想。她们所经过的事和所处的环境深深的影响了她们。我们家中除了我们母子三人以外，还有外祖母和姨母，同我们住在一处。姨母比母亲小三岁，始终没有结婚。母亲是一个性情忠厚、头脑简单的人，姨母却十分聪明，工於心计。我们住在一处，却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的饭。母亲本来疼爱她的妹妹，又想到自己有两个孩子，妹妹却独身一人，还需要照顾老母亲，所以常常拿些财物给妹妹，姨母见母亲忠厚慷慨，便常常设法索取母亲的财物。及至母亲有需要的时候，想从姨母得些帮助，姨母却一点都不给她。母亲的东西常常和姨母共同享用，姨母的东西不但不和母亲一同享用，而且都严密的收藏起来，只要能用母亲的，便尽量去用。母亲起初还不在意，日久天长，她便渐渐注意了。加以自己手中有限的财物越用越少，也无力像以前那样慷慨，姨母见自己再不能从母亲得什么，态度便转为冷酷。母亲便痛苦起来。她本来是一心疼爱妹妹，不想竟得着这种结果，於是姊妹二人便常常争吵。母亲受了极深的刺激。她认为自己同胞的妹妹尚且这样，世界上哪能再有好人，哪能再有不想加害於她的人。从此以后，母亲便再不敢信任任何人了。
母亲在本院所住的邻舍中也没有遇见什么好人。她在这些人中间看见了不孝父母的儿子、顶撞婆母的儿妇、虐待妻子的男人、欺凌丈夫的妻子，苦待前妻子女的继母、彼此仇恨相争的弟兄。至於邻舍彼此说谎、互相争吵，那更是家常便饭。请想小小的一个院子里面住了十家人，并且常有迁出的、移入的；母亲以一个庸弱的寡妇，带了两个幼小的孩子，与这些人周旋，是何等不易的事！不把房子租给这些人呢，我们没有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租给这些人呢，母亲就受欺负，常常生气流泪。二十多年苦痛的经验，使母亲认定了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人。她认为所有的儿子都不孝父母，所有的媳妇都虐待公婆，所有的夫妻都是强的压迫弱的，所有的同胞、兄弟、姊妹都是彼此仇恨残杀，所有的人交接往来都是彼此利用，彼此欺骗，互相残害，互相鱼肉。母亲虽然在幼时就受了洗，加入了教会，但她在教会里也未曾遇见几个敬虔诚实、真正爱主的人，所见所闻的也是一些谎言、虚伪、嫉妒、分争、贪婪、邪恶、自私、利己。不信主的邻舍是那样，这些所谓「基督徒」的又是这样，母亲因此认为无论信主的或不信主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好人。这种观念深入她的心中，使她一生受了极多的痛苦。
姐姐是一个聪明人，作人相当正派，不过骄傲任性。姐姐和我在幼年读书的时候因为天资较高，成绩良好，考试的时候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奖励，母亲也高兴，时常对人夸奖我们二人如何聪明，这使我们姊弟二人在不知不觉中骄傲自大起来。一个人有了骄傲的心，便要高抬自己，轻看他人，喜爱虚荣，任性使气，与人不和，藐视不如自己的人，嫉妒比自己好的人。这样一来，无论与什么人同处，势必发生冲突纠纷，再加上母亲对我们宠爱放任，我们很自然的变成了极难对付的人。幸而我在十四岁的时候蒙了神的拯救，人生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姐姐却没有过这种转变。当我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同姐姐谈道，她还肯领受，有时也深深受感动，甚至下泪。1921年她在北京一个教会里作过一年青年工作。那个教会的主任行为极其卑劣，没有信仰，也没有品德。姐姐自从那一年以后，便常对人说，「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口是心非，假冒为善，借传道骗饭吃。只有我弟弟是一个傻子。」姐姐的心情既是这样，当然她不会信任任何人，也不会爱任何人，她读书约有十年左右，作教员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她竟没有一个长期的好友，因此性情越来越孤僻。她因为生性聪明，有时料人料事被她料得正确无误，她便自以为聪明绝顶，任何事都不会错误，因此越来越自信，竟常常猜疑人。只要她看一个人是坏人，她便认为她所看的绝不会错误，纵使你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她也绝不再加考虑。就是有时她发现自己有什么错处，她也绝不肯认错。
母亲和姐姐都不是凶恶的人。既不会打人，又不会骂人。但母女两人常在一处猜想某人存了什么恶意，某人有什么不良的企图，某人要设计加害於她们，某人要夺取她们的利益。这也难怪，因为二十年的时光中，她们确实是受了多次欺骗，吃了不少苦头。在这种情形之下，忽然来了一个她们从来不认识的青年女子，她们当然会照已往多年的经验，对这个新来的人加以种种揣测和猜疑。恰巧这个女子是在一个极简单良好的环境里长大起来的。她没有料到有人在那里揣测她、猜疑她。更因为她年岁不大，又丝毫没有处社会的经验，而且是从江南来的，对北方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都不了解，而且还不会说北京话，於是便动辄得咎了。
照一般的情形说，男人心宽量大，女人心小量窄。我们夫妻二人的性情正与常情相反。妻心宽量大，我却心小量窄，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我受的刺激比她更深。姐姐把许多自己揣测逆料的事当作事实对母亲讲，母亲因为知道女儿聪明，认为女儿所看的都准确无误，于是纠纷便层出不穷了。母亲虽然也常误会我们，但因为疼爱儿子，总是不肯发作。姐姐却常生气，情形严重的时候她会大声吵闹。我们常听见姐姐在晚间气愤愤的说话到深夜两三点钟。妻对这些话不愿意留心去听，免得给自己多找烦恼、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却想听个究竟，结果弄得心中痛苦难过。
自妻来到家中以后，我在母亲和姐姐眼中也成了外人，有什么话也再不同我说。这不是她们不爱我，乃是认为我的心已经不再向着她们，其实我爱她们的心并没有因着有了妻子便减少。我自从十七岁以后，特别关心母亲。神可以给我作见证，如果我有一点特别可口的食品，总是先想到母亲。每逢我被邀赴宴，想到母亲不能参加，便在回家的时候买点好吃的食品带给母亲。有一个时候我甚至说，「我宁可牺牲妻子，绝不牺牲母亲。」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妻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应当爱母亲，丈夫也应当爱妻子。不能为妻子舍弃母亲，也不能为母亲牺牲妻子。我想尽力安慰体贴母亲，我也想这样待妻子。可是母亲竟看我为外人，认为我的心已经属於妻子。母亲承认我待她很好，却不信任我。「娶了妻子不要妈」这种成见使母亲在她和我中间筑了一睹高墙，竟像钢骨水泥那样坚牢。本来只有姐姐一个人能拆除这堵高墙，因为母亲同姐姐最说得来。从前母亲每逢同邻舍争吵，我总尽力劝解，说这件事不完全是邻舍的错误，其中也有我们不对的地方。姐姐却在旁边帮助母亲，说那家邻舍怎样怎样无理，我想要在母亲的怒火上泼一盆水，姐姐却在母亲的怒火上浇一锅油。我这样作本来是真爱母亲，母亲别说我偏袒邻舍，使自己家中的人受屈。在这种情形之下，母亲当然信任姐姐，喜欢姐姐，对姐姐言听计从。如果姐姐告诉母亲说我并没有变心，母亲的成见便可以消除。无奈姐姐也是同样认为我一向都是袒护外人。母女二人既然都这样想，这堵墙不但不能拆除，而且越筑越高。如果我真变了心，那就比较好办了，把心一硬，母亲和姐姐无论怎样难过、怎样吃苦，我全不关心，那样我便再受不着什么痛苦。但现在我心中爱母亲和姐姐，她们却认为我变了心，把我看作外人，不领会我的爱，对我加以种种的猜疑和误会，我为自己伤心，我也为母亲和姐姐难过。我实在不忍心看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同胞的姐姐继续度着这种痛苦的生活，但我竟一筹莫展，这真够悲惨的了！
我劝一切作父母的千万不要存这种成见，以为儿子一娶了妻便不再爱父母。我不否认有许多儿子一结了婚就变心再不爱父母，但还有不少的儿子并未曾因为结了婚便不爱父母。如果作父母的存了这种成见，除了自己白受许多本来可以不必受的痛苦以外，还要使儿子伤心难过。如果儿子不十分好，你这样误会他，正是催迫他，使他远离你使他弃绝你。他因为伤心难过，便很容易起反感。他心里说，「我不孝敬你，你说我不孝；我孝敬你，你仍说我不孝，反正你总说我不孝，我爽快就不孝好了。」要知道一个人受人误会、受人冤枉是最痛苦的事，这比骂他、打他、用刀割他的肉更使他难过。那些不孝的儿子中间实在有不少是被父母逼得他们走到那种地步的。
聪明的父母在儿子结婚以后不但要好好待儿子，也要好好待儿妇。如果他们孝顺，他们会因父母的爱更加孝顺；如果他们不孝顺，你这样用爱心待他们，纵使不能完全感化了他们，至少也能减少他们不孝的意念和行为。假若儿子一结了婚，父母便认为他不再爱父母，因而疑惑他，看他为外人，只能使孝顺的儿子伤心受苦，还能使一些本来孝顺的儿子，因受刺激竟不再孝顺，至於素日不孝的，一定因此更不孝了。
家中发生这一切摩擦，大原因是成见太深，我个人的幼稚、缺少经验，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我没有提到婚事以前，我屡次用主的道劝戒姐姐，或面谈，或写信，有时说的话很严重，姐姐因爱我的缘故，纵使不接受，也绝不怪责我。到我订婚以后，因为没有想到姐姐对我已经有了成见，我仍是照以前那样待她，有一两次我从外省写信劝她，话语相当恳切严重。我的心还和以前一样，写的信还和以前相同，那想到姐姐竟因这信生了气，说我尚未结婚就这样定她的罪，攻击她，将来结婚以后，更不晓得要怎样虐待她了。
我结婚的前几个月，有一次我们所雇的女仆用一条麻绳穿鱼，不小心把麻绳落在秽水桶里，被姐姐看见了，就责备她。她赶快把麻绳捞出来，用清水洗过，要去穿鱼。姐姐说那条绳已经落在秽水里，不能用了。女仆就另找了一条绳来。姐姐说不能用另找来的，只能用原来的那一条。女仆再用清水把那条绳洗了一次。姐姐仍同她吵闹。女仆说，「洗过了，你说不洁净；另换一条，你又说不成；再洗了，你仍说不洁净，那可怎么办呢？」姐姐对她说，「我要未曾落在秽水桶里以前的那一条原来的麻绳，此外用哪一条也不行。」我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便又找了一条麻绳来，交给女仆，说，「用这一条罢，这条洁净，」姐姐仍不认可，并说，「哪一条都不行，必须用原来未曾落在秽水里的那一条。」我看姐姐这样使女仆作难便对她说，「她也是一个人，何必这样难为她呢？一定要用原来未曾落在秽水桶里的那一条，要了她的命，她也办不到阿！」不好了！这几句话惹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波。姐姐立时跳起来，对我喊着说，「妻子还没有进门，就这样对待姐姐了。帮助仆人，压迫姐姐，将来女人娶过来，还不知道要作什么呢！」如果我所记的不差，从我十几岁到那时，姐姐同我向来没有争吵过，我们同处总是非常和气。那天我所说的那几句话如果是在我订婚以前说的，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故。但因为那时我已经订婚一年半之久，姐姐已经对我有了成见，她便认为我变了心，想要压迫她。我因为自己是弟弟，不可和姐姐相争，便一言未发，退到自己的屋中去。姐姐负气，半日不同我说话。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去请姐姐吃饭，她哭了，我也哭了。
从我订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有了成见，我还一点都不晓得。许多话在我是无意说的，母亲和姐姐却有意听了去，然后在那里猜疑揣测，事情便越来越恶化。不过妻没有到我家以前，姐姐因为爱我，不肯发作，及至妻一进门，姐姐就顾不得我，便一起发作出来了。到底母亲还是特别爱儿子，许多时候姐姐吵闹，母亲怕使我难过，便起来拦阻她。姐姐又说母亲袒护我们，同母亲吵闹。我看见这种情形，真是苦痛到极点。
感谢神，在患难中还有祂丰盛的恩惠。妻在家中虽然遭遇了这些试炼，她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因为她知道她进入这个环境是神亲自带领的，并且她常常安慰我，劝导我。她还不满二十周岁，陪了丈夫到一个离开自己的家三千里远的地方来，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一个近人，忽然遭遇到这种风波，按常情说，她应当比我更痛苦得多。但她用一种很镇静的心情和态度应付这一切试炼。这样一来，我就少受了许多痛苦。如果母亲和姐姐误会我，妻再向我发怨言，那岂不更难受了么！如今她不但不向我发怨言，反倒时常安慰我，劝导我，当然我的试炼就轻得多了。
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与妻总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会忽然生起气来。我们十分谨慎，不敢多说话，还不晓得会因着那一句话引起误会来。我们有时从外面回家，一进胡同口，心情就紧张起来。我每逢从远处工作回来，出了火车站以后，坐在人力车上，心中就忐忑不安，不知道一进家门会听见什么声音，会看见什么脸色。我们苦，姐姐更苦。一个人常凭自己的揣测判断事情，就这样常常自己吃苦，又使别人吃苦。
我出远门的时候，妻无论在家中受什么委屈，到我回来她总不对我诉苦。有时我听见姐姐无理的话语，心中忍受不住，妻就对我说，「我们不要怪罪姐姐。她并不是明知道我没有错处故意同我作难。在她眼中看看我实在不好，当然难怪她要对我不满意。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我也会生气的。世界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有几个。」她这样一说，当然减消了我心中的不平和怒气。有时她听见姐姐生气，在里院大声说话，她在外院就自己小声唱赞美诗，免得自己听见不适宜的话不能得胜以致被激动。她从来不与姐姐顶嘴。她说，「如果我同姐姐冲突起来，将来怎样再同处呢？既然大家还必须一同过日子，就不要逞一时的不快，以致伤了和气。」更感谢神的，就是我们那只有几岁的儿子，在祖母、姑母、与父母中间从来不传一句话。他在祖母和姑母那里无论听见什么都不对我们说，他也不在祖母和姑母面前提说父母所说的话，或我们所作的任何事。当然我们也不从他口中讯问什么。有时姑母问他关乎我们的事，他就提别的事把话岔开。如果姑母再追问他，他便嬉笑着回答说，「我不管，我不管。」这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在家庭中挑起过任何事端。这些事都是神在试炼中赐给我们的特恩。
妻最初受这些难为，心中自然也感觉不舒服，也曾流过不少眼泪，但她始终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祂既然许可祂的孩子受苦，一定因为有许多的功课是她必须学习的，所以她靠着主能克制自己，不敢任性发作脾气。经过长时期的磨炼以后，她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心意也就更多明白一些。
我们在家庭里遭遇的试炼中最严重的有以下的两次：
1931年春季，妻患了极重的咳嗽，并且全身无力。到协和医院去诊视，发现是肺积水，而且两个肺尖都有结核的现象。情形一日比一日严重。我又常出外作工。她带了一个不足两周岁的孩子，家庭中又不能快快乐乐的度日。医生嘱咐她换地休养一些日子。母亲和姐姐却认为妻托词患病，要离开家。我在4月10日同妻再到协和医院诊查，医生说确是肺病，至少需要休息几个月之久，又说如果不及早治疗，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并问我能否送她入疗养院。我回到家中对母亲和姐姐述说诊查的经过，她们坚决认为妻并没有肺病，不过是想到外边去。姐姐还对我生气。她们说她们没有到医院去，谁知道诊查的是什么结果。我请她们到医院去见医生讯问一下，她们又说她们没有时间去。这时把我急得无法形容。过几日我又陪妻到德国医院照了一张胸部爱克司光相片，把片子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姐姐看。她们又说她们看不明白，意思似乎是说我同妻合伙欺骗她们。我靠着神夸一句口，凡是与我熟识的人都信我所说的话。我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绝不怀疑我，绝不再问我这件事是否真实。母亲和姐姐本来也这样信任我。及至我结婚以后，她们竟常不信我的话，这实在使我的心中痛苦得难以形容。比这更令我难过的，是妻病到这种地步，母亲和姐姐竟认为她没有病，不容许她外出疗养。如果我强送她到外边去就会惹起不堪设想的风波。在我作难的时候，我与外边所定领会的日子临近了，只好忍着心出了门，把有病的妻子丢在家里。
5月中旬在黄县工作的时候，那里的教会请求我夏季再到黄县讲道，我告诉他们说家中有病人，因此不敢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