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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莱蒙托夫
1837年1月29日，当普希金逝世的消息传开，俄国社会震惊了。一位青年诗人在悲愤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有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等候你们。
你们黄金的响声贿赂不动他，他看透了一切思想与行为。……即使，你们用你们的污血。
也洗不清诗人正义之血。
这位大胆无畏的诗人，就是莱蒙托夫。他当时是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少尉军官。他以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强烈的政治热情，被公认为是普希金的继承人和俄国诗坛的希望。在写完上述这首《诗人之死》以后四年，莱蒙托夫招致了与普希金相同的命运。他以他的创作和生命反抗了黑暗的专制制度，是三十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与命运的写照。
莱蒙托夫的创作体现了俄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但与普希金不同，他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上尉军官家庭。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早逝，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监护权。莱蒙托夫在外祖母的大庄园里度过了自己孤寂的童年。1827年，他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并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写下了六十余首诗作。183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思想创作日益成熟，他的诗中对自由的渴望日渐强烈。由于莱蒙托夫参加了大学生驱逐反动教授事件以及考试时与教授发生冲突而被校方“勒令退学”。这一结果剥夺了他转入彼得堡大学的机会，莱蒙托夫愤而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单调枯燥的军校生活并未使莱蒙托夫停止自由地思想，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瓦吉姆》和充满叛逆精神的长诗《恶魔》，抒情诗《帆》、《不是的，我不是拜伦，而是另一个》也产生在此时。1834年，莱蒙托夫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近卫军骠骑兵团旗手，驻扎在彼得堡附近。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生活使年青的莱蒙托夫曾一度眼花缭乱，但这种生活并非莱蒙托夫的精神追求，它仅仅为莱蒙托夫提供了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空虚而腐朽的层面，利用这些素材，诗人创作了诗剧《假面舞会》。
1837年是莱蒙托夫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普希金之死使压抑已久的诗人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呐喊，这便是著名诗篇《诗人之死》，这首诗使莱蒙托夫的名字好似光彩夺目之星耀然升起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也召致了专制政权对诗人的仇恨和进一步的迫害。1837年2月，沙皇逮捕了莱蒙托夫并下令将他流放到高加索。高加索壮丽的景色和丰富的民间素材孕育了他那有民间歌谣特色的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7）。 1838年，在外祖母的奔走下，莱蒙托夫被召回彼得堡。文坛的盛名和流放的“浪漫”色彩，使莱蒙托夫一跃而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但如同艰苦的流放生活不能使莱蒙托夫改变一样，前呼后拥的热闹场面同样不可能改变莱蒙托夫。他再次向沙皇政府表明了他对专制制度决不妥协的态度。在彼得堡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长诗《童僧》以及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年2月，莱蒙托夫为维护俄国军人的荣誉被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为此他再遭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同年4月，他再度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2月，在获准去彼得堡度假的两个月里，他修改并完成了长诗《恶魔》。
1841年7月15日，莱蒙托夫的军校同学马尔丁诺夫在受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头目的唆使、煽动下，故意挑衅莱蒙夫并坚决要求决斗，莱蒙托夫无奈应战。决斗时，莱蒙托夫仍寻求讲和，尽管他幸运地成为先开枪者，但他并不想打死对方而冲天开枪。沙皇政府处心积虑设下圈套，使诗人被疯狂的对手当场杀害。诗人死时还不满27岁。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如此评介了莱蒙托夫的死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莱蒙托夫被杀害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内容上比普希金更进了一步的诗人。”
在十余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莱蒙托夫创作了抒情诗四百余首。其中有代表性的名篇有：《诗人之死》（1837）、帆》（1832）、《波罗金诺》（1837）、《祖国》（1841）、《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1841）、《囚徒》（1837）、《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1840）等等。
莱蒙托夫的诗题材广泛，它既反映诗人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里压抑、孤寂的悲苦心绪，更充满了诗人对现实的叛逆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这正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暴政统治的年月里人民普遍情绪的真实写照，是贵族中一代先进人物的心声。
《帆》一诗是莱蒙托夫的精神象征，在诗中，诗人表达了既忧伤、孤独，又渴望改变现实的不屈服精神，那“帆”颇有象征意味：
下面是清比蓝天的波涛，上面是那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祥！
俄国文豪高尔基在评论这首抒情诗时指出，诗中所表现的悲观情绪是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感情。”
1837年创作的《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向上流社会公开挑战的宣言。诗中充满对沙皇的仇恨和对杀害普希金的上流社会权贵们的鄙视。这种与贵族社会誓不两立的情绪，还鲜明地表现在诗人后来写成的抒情诗 《常常，我被红红绿绿的人群包围着》中。 《波罗金诺》、《祖国》、《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等，是蒙托夫抒情诗中歌颂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名篇，在抒发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爱、表达对劳动人民深厚感情的同时，诗人把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广大人民中间。也许是他的死，阻碍了他最终由一个革命贵族作家成为革命民主义作家。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不论就其内容的丰富、感情的充沛和艺术形式的优美而言，都堪称完美。特别是诗中所运用的格律、韵脚，比喻等修辞手法和感叹、疑问等句型，更是精确无比，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完全采用纯正的俄语，其精练优美、朴实无华的程度，与普希金齐名。
长诗《恶魔》（1829—1841）和《童僧》（1839）是莱蒙托夫长诗中的代表作品。
创作 《恶魔》的时候，莱蒙托夫仅十五岁。当时他想创作一个恶魔、天使与人间女子的爱情故事，后来几易其稿，最终将故事的地点改在高加索，使诗的现实感更强。诗中的恶魔原来是个天使，但他不屈于上帝的意志而被贬为恶魔，成为天国的敌人，叛逆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使他具有反抗上帝的勇敢精神，并注定了他在那绝望的世界中，要永远忍受孤独和痛苦的折磨。纯洁善良的格鲁吉亚姑娘塔玛拉使恶魔看到了人间真善美的力量，但他的吻却使塔玛拉丧生。恶魔由于无法克服自身的恶性，将不幸带给了别人。恶魔这个形象是莱蒙托夫同时代人身上弱点的体现。罪恶的社会制造了恶魔般的人，他们孤傲、冷漠，充满了对上帝的怀疑、批判和反抗，但他们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中的一切，他们给他人带来的只是不幸，最后的结果仍是他独自在天地间忍受上帝的诅咒和孤独的痛苦。莱蒙托夫在诗中借恶魔与塔玛拉的爱情故事刻意描绘了恶魔的反叛性格，泻泄了对尼古拉反动暴政的仇恨。《恶魔》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为人们所难忘的，正是恶魔那桀骜不训、敢于反抗至尊的形象，恶魔所体现的不屈精神和对自由的向往，吸引和鼓励着人们的斗志。
《童僧》是莱蒙托夫的又一篇浪漫主义杰作，是他不屈服于上流社会的诱惑、与贵族权贵永不妥协之决心的体现。在诗中，莱蒙托夫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少年僧人形象。这个山民的后代很小便被俄国人俘虏，在远离故土新人的寺院里，他始终向往着自由，向往着为祖国而战斗。在逃出寺院的三天里，他经受了自然与人生的各种考验。当他不幸迷路又回到寺院时，在绝望与昏迷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童僧逃离寺院的故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作者将黑暗的社会比喻为令人窒息的寺院，而童僧对自由和战斗的渴望成了当时先进贵族知识分子推翻专制暴政的呐喊。
除了《恶魔》和《重僧》，莱蒙托夫的另一首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 （1837）同样表现了作者那种不畏强暴、争取平等和自尊的精神。反抗沙皇的是一位平常的商人，他的勇敢在于他不畏沙皇伊凡雷帝手下亲兵的淫威，为维护自己的尊亚而击败了对手。他虽然被沙皇处死，但他的精神却令统治者胆寒不已。这首诗写于诗人第一次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诗人运用民间历史歌谣的形式，以古喻今，歌颂了维护尊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正义之举。
发表于1840年5月的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毕巧林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部书在当时就轰动了俄国社会，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精典作品之一。
毕巧林是一位英俊而富有的贵族军官，他聪明过人、精力充沛，但他的行为却与其外表不相符。他在服役时骗取了契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但很快又抛弃了这位美丽的姑娘，导致了贝拉的惨死。继尔他又向自己并不爱的梅丽公爵小姐表示爱情，以从别人手里争夺女人表示对庸俗世风的鄙视，但当梅丽一心爱上毕巧林时，他又拒绝了梅丽，给梅丽带来极度的痛苦。维拉是毕巧林过去和现在都深爱的女人，但维拉的丈夫带她远去，毕巧林的追求成了徒劳。在对待朋友上，毕巧林也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捉弄对他真诚的格鲁希尼茨基，破坏他的爱情并在决斗中杀了他。
通过毕巧林对待爱情和友谊的态度，莱蒙托夫刻画出了一个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他对现实不满，但只能愤世嫉俗，而不能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他身强力壮，聪明过人，但又毫无生活目的，一事无成；他渴望真情，但又不能承受真正的友谊与爱情，他与书中那几个女人的交往，也只能是他寻求刺激、解脱苦闷所进行的生活游戏。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心已被上流社会毁掉了”，这一句话道出了毕巧林的悲剧根源，在那个反动时代，没有毕巧林们可以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等待他们的只是空虚、污浊的上流社会，在这里，他们的灵魂被腐蚀了，那种无所事事的虚伪生活不仅扼杀了他们身上优秀的地方，还培养出了他们身上许多共同的弱点。毕巧林对朋友说：“我很久以来就不是用心、而是用头脑生活着。我带着深切的好奇心，但没有同情心来衡量、分析自己的热情和行为。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 ‘生活’这个字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裁判它……”。他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刻的自省性格，使他远远高出了与他同时代的贵族，他的毁灭是农奴制社会中一代人的悲剧缩影。正是这个人物的多重矛盾性格以及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被文学史家们目为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当代英雄》由五个独立的中篇构成。小说采用日记体、人物转述等方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将毕巧林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准确而诗意的心理描写，是过去的小说中所少见的，因此，这部小说又被公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心理小说最早的精典之作。
莱蒙托夫以丰硕的创作成就继承了普希金所开创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他的独特性还在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的突破，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潮流逐渐代替浪漫主义的时候，莱蒙托夫的创作仍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那诗意的笔触，为现实主义之树增添了五彩缤纷的色彩。别林斯基曾预言，莱蒙托夫“将是比伊凡大钟楼还高的真正的俄罗斯大诗人”，这一预言，已公正地涵盖了莱蒙托夫艺术创造的全部意义。
第五节 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而且以更加大胆和辛辣的笔触，暴露了农奴制社会的一切腐朽现象，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能将官僚集团和农奴制度的弊病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深刻有力。他那正义的“笑”声震憾着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俄国天空，如利箭直射沙皇的宝座，如呐喊呼唤着整个俄罗斯民族。他那杰出的讽刺艺术不仅为俄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且为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小地主之家。他的父亲酷爱戏剧文学，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教徒，封建宗法制观念很重，这对果戈理的影响很大。1821年，果戈理进入涅仁中学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和普希金的诗，产生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1828年，充满热情与幻想的果戈理来到“理想”的京城彼得堡，但等待他的，却是彼得堡冷酷而可恶的面孔。他以笔名发表的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受到评论家的冷嘲热讽，他企图做一个演员也未被接受，在举步维艰、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他当过小公务员、抄写员等，这段艰辛的岁月为果戈理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831年，果戈理结识了大文豪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及其本人对果戈理一生的创作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果戈理曾说：“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我所有最美好的慰籍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没有他的指导，我将一事无成，没有他为榜样，我一行也不可能写成……”。在这一年，果戈理发表了著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并因此蜚声文坛。这是一部根据乌克兰民间故事素材写成的故事集，它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以诗意浪漫、幽默清新的笔调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装点得引人入胜，表现出人民的智慧、欢乐和生活的朴实、风趣。《五月之夜》、《巴萨甫留克。又名圣约翰节前夜》和《索罗庆采市集》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1832年，果戈理到莫斯科，结识了作家阿克萨科夫等保守文人，1834年，他开始在彼得堡大学教授历史学。1835年，他出版了《小品集》（其中有《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等名篇）和《密尔格拉得》（其中有《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等名篇）这两部中篇小说集。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果戈理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加强和他那幽默诙谐的讽刺艺术风格的形成。
除了小说创作，果戈理还表现出了他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天才。1833年，他构思了一部名为《三级弗拉季米尔勋章》（后改写为四个独立的短剧）的喜剧，完成了另一部喜剧《未婚夫》的写作。1835年10月，他推出了划时代的喜剧名著 《钦差大臣》，剧中对官僚专制体制的批判和讽刺异常强烈、尖锐，轰动了俄国社会，也招致了上至沙皇贵族、下至商人官吏的围攻。
1836年6月，果戈理在思想矛盾日深重的情况下，带着郁闷惆怅的情绪离开了俄罗斯。在后来的近十年间，他游历了瑞士、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很少回国。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是他用七年时间在国外完成的巨作。这部作品被誉为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顶峰”，也是俄国，乃至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典著作。在别林斯基的帮助下，这部作品于1842年5月在彼得堡问世。对专制农奴制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认识，使果戈理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危机，在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观念的影响下他遁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这种思想的混乱和精神的病态导致了果戈理在创作上的失败，此时期他写出了违背生括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死魂灵》第二部，1845年，果戈理又毫不留情地烧毁了已写成数章的手稿。1847年，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这部作品中反映了果戈理思想上的变化。它一改作者过去的观点，对俄国农奴制社会大加美化，宣扬维护这种专制统治、与社会罪恶妥协的思想，受到民主进步阶层的激烈批评和反对。别林斯基曾写过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背叛行为予以痛斥。
1848年，终身禁欲的虔诚教徒果戈理专程去耶路撒冷朝圣。1849年，他又移居莫斯科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