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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终身禁欲的虔诚教徒果戈理专程去耶路撒冷朝圣。1849年，他又移居莫斯科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但生活的贫困、精神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使他日益衰竭，1852年2月11日，果戈理亲手烧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3月4日逝世。
小说，是最适宜于表现现实生活场景、真实再现客观实在的艺术形式，它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而兴起。在俄国，它的确立是与果戈理在小说方面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的，它是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这一黑暗时期的产物。
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有着真实的社会生活、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格，充满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果戈理的成名作。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果戈理通过灵魂鬼怪的荒诞传说，将幻想与现实糅合在一起，表现了乡村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达到对民族精神本身的艺术再现。
《塔拉斯·布尔巴》是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中的名篇。它是一部描写乌克兰民族英雄反对波兰贵族的中篇历史小说，被称为第一部出自作家手笔的英雄史诗。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是查波罗什哥萨克的首领，他是一位勇敢豪放、正直刚强的民族英雄，当布尔巴被波兰人俘虏，在火柱上就义时，果戈理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之情，在这个形象中，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正义、坚定、勇敢和豪放的高贵品质。
在果戈理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一系列反映城市人生活的作品，这便是他的都市生活系列，主要指《彼得堡故事》中的《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等几部小说。在这组作品中，果戈理的目光由乡村转向了沙皇专制的大本营——彼得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丑恶的全部，看到了美与丑的较量、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冲突、贫穷与富裕的对立，在充满伪善、欺骗、压榨和卑鄙无耻的社会，书中的主人公，那些城市小匠人、小官吏和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公务员们只能有贫困、破产、受屈辱、甚至精神失常的悲惨命运。《鼻子》讲述了柯瓦辽夫少校丢失鼻子的荒唐故事，讽刺了柯瓦辽夫这种趋炎附势、庸俗卑劣的人，作者的深刻之外还在于，当柯瓦辽夫找到鼻子时，竟因鼻子职位高于自己而不敢相认。《外套》深化了普希金的《驿站长》中“小人物”的主题，小公务员阿卡基为一件外套而丧命的故事以深刻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压迫“小人物”的官僚专制制度。 《狂人日记》是写“小人物”的世界名篇。作者构思独特，把生活上的真实与形式上的虚构结合起来，刻画出一个因在生活中处处失意而发疯的小官吏的病态心理，塑造了波普里希钦这一可笑又可悲的形象。在这篇小说中，果戈理那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篇小说的标题、文体形式、真假虚实的结合，透过疯人语言显示对旧世界的批判等方面，对我国鲁迅先生创作同名小说都不无影响。在这两个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作家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共同的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从《夜话》到《外套》，随着果戈理生活阅历和思想发展的丰富和成熟，其讽刺艺术风格也日渐完善，那种透过辛辣的讽刺而发出的笑声达到了震撼人心的地步。
《钦差大臣》是一部五幕社会讽刺喜剧。它的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的一个冒名钦差大臣的离奇故事。果戈理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认识为基础，展示了喜性情节掩盖下的严重社会冲突，在叙述一个巧妙的误会故事的过程中，刻画了一群骑在人民头上的魔鬼、沙皇专制制度之基石的形象。如果戈理自己所言，他的创作意图是“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
《钦差大臣》的外部喜剧性情节是：某小城官员慌忙中将住在小旅馆的一个彼得堡花花公子赫列斯塔科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在这位实际上输得一文不名的“钦差”面前，市长等全城官员为掩盖自己贪赃枉法的罪行而对他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赫列斯塔科夫也将错就错，在一群滑稽可笑、丑态百出的人面前逞足了威风。正当市长做着步步高升的美梦时，骗局被拆穿，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的消息顿时使在场的官员们惊恐万状、呆若木鸡，戏也在哑场中告终。
在《钦差大臣》一剧中，果戈理刻画了一系列生动而又高度个性化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个形象尤其突出。在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俄国官僚制度的反动性，他横征暴敛、搜刮勒索，这种人的公务活动实际上就是压榨百姓。赫列斯塔科夫是精神空虚、生活无聊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浅薄的人和毫无价值的性格”中，“包含着许多不是毫无价值的人所具有的品质”。这也许正是果戈理塑造这一人物的深意。
有着强烈戏剧性的情节、生动精确的语言，以及深刻的思想，使《钦差大臣》一剧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所引起的笑声，将人们从嘲讽丑恶、滑稽的官吏们引向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这种“含泪的笑”构成了果戈理独特的讽刺艺术的核心。
如果说果戈理过去的作品只注重表现俄国生活的某些部份，那么，长篇小说《死魂灵》则表现了整个俄国。它代表着果戈理现实主义艺术的顶点。
《死魂灵》共分十一章。它通过上升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经过，展现了地主官僚这些农奴制赖以生存的捍卫者们的没落，劳动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的痛苦呻吟和对祖国未来的思考。
《死魂灵》中五个地主的形象尤其生动逼真，他们面目各异，构成一幅地主的肖像画廊：玛尼洛夫外表文雅，但精神却贫乏空虚；哥罗博奇长贪婪、愚钝、自私；诺兹德廖夫能信口胡云、漫天撒谎；索巴凯维奇精明、刻薄、冷酷、残暴；没留希金更是集吝啬鬼、守财奴、压榨者的特性于一身，令人不寒而粟。主角乞乞科夫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表，他表现了果戈理对贪婪的资本积累者的批判。
《死魂灵》因其思想的严肃、真诚和深刻以及艺术上的高超，受到当时俄国进步阶层的高度评价，它被别林斯基称为“一部纯粹俄国的、民族的、从民族生活底隐处抓取来的作品”。
果戈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俄国作家，他的艺术激励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进行顽强不懈的抗争，他那精美而高超的艺术技巧，永远是培育艺术家们的学校。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中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已达到空前紧张、激烈的阶段。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局面。
1853年，沙皇为争夺近东的控制权，同土耳其、英、法等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于1855年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专制暴君尼古拉一世的去世，结束了俄国历史上“黑暗的七年”（1848—1855）这一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俄国的农奴制经济危机日渐加深。在围绕着如何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寻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拯救国家和灾难深重的农民这一系列问题上，社会的两大思想阵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康·德·卡维林 （1818—1885）、巴·瓦·安年科夫、瓦·彼·鲍特金为首的自由派，站在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贵族统治的人民革命，只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却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主张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彻底解放农民。随着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投入到反专制农奴制的战斗，俄国解放运动由贵族革命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宣布废除农奴制，并实行一些自上而下的改良措施。但农奴制的废除并没有使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俄国整个社会都在抗议农奴制改革的骗局，戳穿它的欺骗性。1862年，沙皇政府又开始反击，他们逮捕了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查封了进步杂志《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并疯狂镇压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延续到民粹派运动兴起的六十年代末。
在五十、六十年代，杂志是最有力的舆论工具，各种不同派别、观点的论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都在杂志上得到强烈的反映。《现代人》（1847—1866）、《俄国言论》（1859—1866）、《北极星》（1855—1868）和《警钟》 （1857—1867）等杂志是民主派文学政论的中心。在它们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家。
《现代人》在涅克拉索夫的主持下，吸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编辑，使其在进步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它的周围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托尔斯泰等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波夫的著名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和《黑暗王国》（1959）、《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60）等都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贵族自由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相继退出《现代人》后，一批民主主义作家如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尼·格·波缅洛夫斯基、尼·瓦·乌斯宾斯基又充实了杂志。这份杂志还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谢德林的特写、乌斯宾斯基的特写《遗失街风习》等，在当时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也招致沙皇政府的迫害。
《祖国言论》是当时另外一份进步刊物，它是《现代人》杂志的同盟军。与进步杂志直接对立的，是保守派的杂志《读者文库》（1834—1868）和《俄国导报》（1856—1906）。
《北极星》和《警钟》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的。它们配合国内的进步杂志，号召人民起来同农奴制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文学上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平民知识分子进入了作家队伍，他们的进入，引起了作家社会构成的变化，也引起了文学作品主题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更加民主化，涌现了大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涅克拉索夫可以说是“农民的歌手”，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被遗忘的乡村》（1855）、《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 （1860）和《严寒，通红的鼻子》 （1864）、《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尼·瓦·乌斯宾斯基的许多特写也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愚昧和农奴制度对他们身心的摧残。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通过描写农民的特殊心理反映地主和农民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的笔下还出现了雇佣工人的形象，描写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包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压榨。这类作品有涅克拉索夫的 《铁路》（1864）、列舍特尼科夫的三部曲《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好些？》 （1868）等。
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要求作家彻底而无情地展现出现实生活的丑恶和可悲，而且还要表达出人们的思想探索和对理想的追求。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正是应运而生的正面人物形象。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充分体现出由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整个过程，《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和《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就是这种典型。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将平民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表现到了极其完美的程度，特别是在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的形象中，强烈地体现出了他本身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
50至60年代，俄国文坛上仍然有许多描写社会生活、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品出现。如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自家人好算帐》（1850）、《肥缺》（1855）、《大雷雨》（1859）、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等。尤其是《奥勃洛莫夫》一书，更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和生动典型的人物性格显示了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奥勃洛莫夫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在环境的影响下，他已逐渐堕落成了一个懒散、不求进取的人，冈察洛夫通过这个最后一个“多余人”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本质和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条件，预示了地主贵族阶级生活原则和道德基础的必然灭亡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完结。
对道德问题的探索，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又一大特点。而小说中人物那复杂而又痛苦的精神道德探索过程，经常都是靠作者对人物千变万化的心理活动过程的细致刻画来完成的。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1853—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家庭纪事》（1856）以及托尔斯泰后来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在五十、六十年，运用文学的体裁也有很大变化。五十年代前，诗歌、特写、游记、戏剧是用得较多的文学体裁，但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长篇小说的艺术达到空前的发展和运用，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父与子》（1862）、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1860）、《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1869）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长篇巨制。
在50至60年代期间，由别林斯基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杜勃罗留波夫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与该时期的文学状况是不可分的，他们所开创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体系，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平民作家波缅洛夫斯基、列维托夫、尼基钦、米哈伊洛夫、库罗奇金兄弟、米纳耶夫和贵族抒情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阿·阿·费特（1820—1892）、阿·尼·迈科夫（1821—1892）等。
第二节 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各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农民起义的接连不断和进步知识界对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巨流，直逼专制农奴制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这一时期，平民阶级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更加富有战斗性的主张、更加彻底的革命精神，取贵族阶级而代之，将俄国解放运动推向了第二个高潮——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反专制制度的力量壮大了，革命者同人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农民的出路，祖国的前途等问题，是思想界和文学界始终在注的焦点。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和站在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一边的革命民主派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和皮萨列夫等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
以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人士，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哲学主张宣扬了反专制农奴制制度的思想，还以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为武器，抨击俄国黑暗的现实，唤起人民推翻专制暴政的勇气。在他们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他们对俄国文学现状的精辟论断，始终是进步作家们文学活动的指南。他们所倡导的文学应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理论，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也是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美学体系已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最高水平，在推动文学的发展、唤醒社会的民主意识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于1811年出身在一个军医家庭，家境贫寒。1829年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1年因写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而被校方以“身体虚弱，智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