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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一片无疑是阮玲玉的巅峰之作，该片的艺术价值经久不衰，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被评为十大国产最佳片之一。
阮玲玉从影九年，在共计二十九部电影中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乞丐、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有正角也有反角。由少艾演到老迈，从吃人社会的殉葬者演到与命运抗争的时代女性，这些人物往往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疯，有的被害死。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合在一起便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的无限同情和久久共鸣。因此，阮玲玉是中国电影史上——尤其是默片时代——当之无愧的“悲剧皇后”。
三、遇人不淑
善良的美女一旦落入某些恶俗之徒、邪淫之辈的化骨绵掌中，便注定是“他生未卜此生休”。谁说阮玲玉死于人言可畏？真正杀害她的是比人言还要可畏一千倍一万倍的人心，它们滴着毒涎，喷着毒火，触之即僵，遭之即死。
张达民荡空遗产后，阮玲玉成了他惟一的摇钱树。张达民以做生意为名，欠下高利贷，然后花言巧语骗光阮玲玉的积蓄，去赌桌上寻求一掷千金的刺激。久而久之，阮玲玉对嗜赌如狂的张达民开始有所戒备。当阮玲玉不肯给钱时，张达民便拿阮母出气，不由分说，照准阮母的脸上就是“啪啪啪”几个耳光。阮玲玉眼看母亲挨打，气得脸都煞白了，身子抖个不停，她终于认清张达民的狰狞面目，原本期望他能改邪归正的那份热心也就冷却下来。
作为一名新女性，阮玲玉对张达民这号赌棍、败家子、鸦片烟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观感，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由于性格软弱，她也很难拿出“毒蛇一螫手，壮士急解腕”的决心。再说，她看重名誉，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一旦闹腾出去，会被那些闻腥起舞的苍蝇（黄色小报的记者）逮住，七炒八炒变成街谈巷议的爆料。她见过不少同行被黄色小报污损之后便再难翻身，她可不想步她们后尘。于是，阮玲玉能忍则忍，对张达民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任由他吃软饭吃得心旷神怡，做无赖做得肆无忌惮。
迄至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联华”的台柱子，其名头可与“明星”的影后胡蝶并驾齐驱，片酬也提高到当时的一流水准。于是，她有心过一种更独立更自主的生活，便从张达民名下的鸿庄坊的祖屋搬了出来，住到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大胜胡同。眼看羽翼丰盈的天鹅要飞走，张达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地厚着脸皮找阮玲玉要钱，若不能得逞，便寻到摄影棚里大吵大闹，让阮玲玉下不了台。
张达民扑钱的花招很多，强行索取不奏效，他就专门找些带刺的题材去要挟阮玲玉，比如说，将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的新闻第一时间快递给阮玲玉。阮玲玉细读这篇报道，方知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许多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胡蝶不得不一一作答，在法庭上经历了种种尴尬，法庭内的旁听者乐得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时不时起两下哄，逗得一身黑袍的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肃静。阮玲玉设身处地想，换了自己，窘都会窘死，羞都会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对方的律师那样折腾与摆布？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又火上加油地说：“胡蝶的情变风波已原原本本上了报，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与它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相当好的价钱。”
张达民此言一出，阮玲玉花容失色。她深知，一个无行小人见利忘义，是什么丑事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便立刻制止道：“你千万别胡闹，这样做会毁了我的。”
“我也不想翻老底，可是一个铜板就能憋死英雄好汉……”
阮玲玉答应满足他的要求，并且设法为他谋得了一份体面的差事。阮玲玉满以为，这家伙若有薪水可拿，就不会像饥饿的秃鹫老来打主意。没多久，“联华”的董事长罗明信不看僧面看佛面，聘用张达民为光华戏院的经理，月薪一百二十元。在当年，这份收入并不低，“联华”的一般演职员的薪水每个月才不过几十元。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耳根清静了。她暗自庆幸，胡蝶的悲剧将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阮玲玉为躲避战火，曾前往香港拍片。待战事平息，她想返回上海，张达民却乐不思沪，他明知长假不归的话，光华戏院经理的位置必定不保，然而，仍想利用何东爵士认阮玲玉为干女儿这层关系，在香港谋一份美差。这当然不难，何东爵士一句话，张达民便到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但是，张达民又岂是有忍性的人？他斗胆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现款，跑到澳门狂赌三天，输了个两手空空，眼看无法交待，便撒腿溜回上海。此后，他在家伴明星老婆的福，不必自己到外面辛苦打拼，日子仍过得逍遥滋润。
此时，阮玲玉极其厌烦被张达民这条臭蟒死死纠缠，她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消息，猛然记起了她的广东同乡、财政处长范其务。阮玲玉心想：倒不如把张达民托付给他，一者远离上海，二者置身异乡，或许能使他老实规矩。就这样，阮玲玉的一封信为张达民谋了个福清县税务所长的肥缺，能整日与银钱打交道，虽说路途遥远，他倒是乐意“屈就”。
张达民走了，阮玲玉的生活空间和情感空间虚掩着门扉，似乎正等待着谁，等待着某个机会。花花世界里多的是有心人，尤其是那类好色的有心人。很快，她就撞着了大运。这一回，连上帝都在皱眉，只有死神忍不住微笑。
1932年底，在“联华”的一次聚会上，经影星林楚楚热情介绍，阮玲玉与上海茶界大亨唐季珊正式相识。唐季珊年近不惑，是上海滩有名有数的“白相人”，曾金屋藏娇，玩弄了当红影星张织云。他的毛病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喜新厌旧。唐季珊带张织云到美国转悠了一圈，然后撒出大把钞票就将她打发得远远的。如今，他对阮玲玉垂涎三尺，犹如猎人的双管猎枪瞄准了美丽的羚羊。唐季珊频繁出现在“联华”的片场，有时带上一束鲜花，有时捎上一件礼物，决不忘捎带的是他脸上的欢笑。也许是天公有意促成这段孽缘，恰巧《城市之夜》剧组要赴杭州拍摄外景戏，对唐季珊而言，这可是天赐良机，他赶紧跑到西湖边充当半个东道主（他在杭州开了爿茶庄），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城市之夜》外景队，剧组的人自然猛夸唐老板够朋友，阮玲玉脸上有光，心里也似乎有底了。回沪之后，唐季珊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登门拜访，对阿婆（阮玲玉的母亲何阿英）尊重有加，对小玉（阮玲玉的养女）疼爱不已，于是，他的良苦用心很快就收到了奇效。
阮玲玉与张达民已同居七年，刚满二十三岁，很难说，“七年之痒”是她寻求新感情的理由。多年以来，阮玲玉被张达民当成摇钱树，当作出气筒，这回却有人愿意为她一掷千金，对她体贴入微，她没道理不动心。再说，论事业，张达民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条永无翻身之日的赌棍；唐季珊却是茶界巨子，春风得意。论风度，张达民长身白面，却委委琐琐，夸他玉树临风未免过奖；唐季珊年龄偏大，却风神洒脱，尽显成功者的气派。只须简单一比，便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阮玲玉弃暗投明并不为错，她之所以迟疑不决，是担心唐季珊故伎重演——玩一个扔一个。试想，唐季珊是何等机灵的人，他早看穿了阮玲玉的心思，于是，一有机会，便向阮玲玉大谈包办婚姻给自己造成的痛苦，还小心翼翼地主动提及与张织云的那段风流韵事。乍一听去，唐季珊的解释绝对站得住脚：他与张织云双宿双飞，是为了追求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与张织云中途分手，是因为后者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令其极其失望。贬过旧情人一通，唐季珊又不失时机地掉转舌头，大作赞美诗，夸奖阮玲玉不仅戏好人靓，而且心地善良，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今生今世若能一亲芳泽，即使下一分钟就断气死去，也于愿足矣。对于甜言蜜语，阮玲玉的免疫力并不强，何况她久困于恶梦般的生活，仿佛一位憋到肺炸的人突然闻到了新鲜的花香，只会感到特别欣喜。罂粟花也是花，这恶之花更为艳丽，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蕴含着致人死命的危险。面对唐季珊“爱如潮水”的攻势，阮玲玉的态度显然是半推半就。
饿得太狠的人往往为食物所噎，病得太重的人也往往为药物所伤。阮玲玉的感情抛荒得太久了，唐季珊要烧荒，后果很可能是玉石俱焚，阮玲玉已顾不得那么多。此前，曾有一位华侨富商向阮玲玉表达过爱慕之情，颇有诚意，可一打听，才知对方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她不想变成阔佬手中的玩偶，一气之下，便与其断绝了关系。如今，唐季珊有家有室，阮玲玉却并不计较，与他恋爱，岂不是违背了初衷？对此，阮玲玉曾向一位好友袒露心迹：“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的爱他！”
老谋深算的唐季珊自然牢牢地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用心不可谓不深，除了对阮玲玉体贴入微，还对阿婆和囡囡（即小玉）关怀备至，其“攻心为上”的招法彻底打消了阮玲玉的最后一丝疑虑。
必须说明的是，阮玲玉决不肯过寄生虫似的生活，她与唐季珊“结婚”时，已是影坛大姐大，收入相当可观，并非贪图唐季珊的钱财。唐季珊人到中年，各方面的状态趋于稳定，她稍感宽心。然而，身在福建、蒙在鼓里的张达民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即使阮玲玉委托律师伍澄宇在报上刊登了维护名誉的声明——“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与何人有婚姻契约”——也没用，那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1933年4月9日，因公出差的张达民突然现身沪上，发觉人去楼空，摆明了，阮玲玉已另择高枝。当他怒气冲冲寻到阮玲玉的新家，要讨个说法，看到客厅里端坐的竟是俨然如山神的茶界阔佬唐季珊，却畏缩了。他痛心疾首的是一棵摇钱树被人挖走了。他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理清头绪，决定向阮玲玉索要赔偿。而阮玲玉呢，只要能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她愿意给予对方一定的经济补贴，其后所签《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中第二款即明确规定：“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
张达民得了补偿，暂且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可唐季珊却旧病复发，开始移情别恋，其热情减退之快并不输给钱塘江的潮水。如果说阮玲玉当初与张达民同居是闭着眼睛的年少孟浪，这一回重蹈覆辙，她可是睁开双眼看清了对方，而且先有同行姐妹张织云的教训殷鉴高悬，唐季珊是狂蜂浪蝶，这可不是新发现。当察觉唐季珊见异思迁，泡上了红舞女梁赛珍的那一刻，阮玲玉的情爱天空轰然坍塌了。
四、香消玉殒
当年，身为演员，即使红透半边天，地位也并不高。拍电影是一件大苦事，“金嗓子”周璇为香港永华公司拍《清宫秘史》（饰珍妃）时曾说：“泪水积起来可以洗脸！”再加上那些政客、阔佬、恶少、地痞、流氓和拆白党像粪坑里的绿头苍蝇一样围着打转转，艺人的处境不容乐观。周璇即遭拆白党朱某人诓骗，失财失身，落下脑疾和心病。一代影后胡蝶也曾被军统头目戴笠强行包占两年，直到戴笠飞机失事，她才重获自由之身。女艺人天生就比常人多愁善感，更容易因为痛苦和绝望自寻短见。例如，阮玲玉的好友骆慧珠（在《故都春梦》中饰演女配角红玉）便是殉情服毒自杀。才女影星艾霞更是典型，她曾编剧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表演天赋。她曾叹息道：“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爱情的失落使艾霞颓唐，黑暗的现实则令她绝望，她失去了与丑恶社会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这位才华横溢、年仅二十三岁的女演员服毒自尽。
死后，艾霞仍得不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抓住艾霞之死大做文章，猛泼污水，将这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女影星的形象糟践得惨不忍睹。这一丑行激起了正直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执导《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痛切描绘来揭露丑恶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疯狂残害。于是，《新女性》一片成了电影界关注的焦点，饰演女主人公韦明的阮玲玉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拍摄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需要阮玲玉真情毕露，声泪俱下，这对于她脆弱的神经无疑是极大的考验，为此她经常彻夜难眠，而一拿起安眠药便会想起可怜的艾霞，她的泪水濡湿了一条又一条枕巾。当时，黎莉莉在拍片现场亲眼目睹阮玲玉服药自杀的忘我表演，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事后，她问阮玲玉：
“你在表演吞服安眠药的刹那间，心里想些什么？”
“很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浮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
《新女性》一片剧本好，导演棒，演员尤其出色。它准确地戳中了反动势力的痛处，因此公映之后，广大观众深受感动，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黄色小报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创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尤其是“狗仔队”，发现自己的丑恶嘴脸暴露在银幕上，犹如毒蛇被打中了七寸，要作狠狠的报复。他们联合起来，抬出记者公会与“联华”抗衡，蛮不讲理地提出了三项补救条件：联华影片公司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侮辱新闻记者的部分剪去。
然而，《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编剧孙师毅根本不吃这一套，对记者公会提出的蛮横条件不加理睬。碰了这个硬钉子，记者公会索性封杀“联华”的电影广告，他们深知宣传是电影的命脉，断了这条路，不怕那些硬骨头不乖乖就范。最终，“联华”董事会考虑到公司的利益，背着蔡、孙等人，向记者公会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删除了影片中黄色小报记者的若干镜头，还在报章上公开道歉。
尽管此片挨了剪刀，但阮玲玉为救女儿含泪出卖自己，决心“做一夜奴隶”的那场戏，仍催人泪下，其魔力丝毫未减。
《新女性》致残之后仍然受到欢迎，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岂肯善罢干休？既然拿蔡楚生和孙师毅没办法，他们就掉转矛头，将阮玲玉当作攻击标靶，“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他们大肆披露阮玲玉的“秽史”，还怂恿张达民状告她单方面撕毁“婚契”，卷走家财与人通奸。正如鲁迅先生在《论“人言可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她额外的被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此时的阮玲玉本已心灰意冷，黄色小报的恶意炒作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收到法庭的传票，必须于1935年3月9日到庭聆讯，去遭受自己最害怕遭受的羞辱时，她还能不自寻短见？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位“新女性”听见的满世界都是同调的狂狺，阮玲玉不想再活在这尔虞我诈、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人世间，决意要走“时代女儿”艾霞所走过的那条不归路。就在离开庭还有一天多的“三·八”妇女节的前夜，她将三瓶安眠药搅和在面条中囫囵吃了下去。在《新女性》一片中，女主角韦明临死前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我要活，我要报复！”而阮玲玉则选择遗书的形式，控诉凶手的恶行：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了我啊。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