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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监察制度成为各派党争的工具，明末国祚消沉的颓势便显露出来。万历年间三次核察官吏，尽管监察制度仍在执行，监察机制仍在运作，但此时的监察已今非昔比，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吏治的整顿，而变成了各种势力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角逐，“名为核察官吏，实为党争托辞”。一时间，大臣之间狗咬狗，左右弹劾；朝廷上下无头绪，相互掣肘。同时，贪污纳贿之风也在科道官员中不断滋长，监察官吏“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耳！”（李清《三垣笔记》）
完备的监察制度并没有使封建专制王朝的吏治得以澄清，也未能使监察官吏自身获得永久的免疫力。明朝的监察制度与其机构最后的蜕变，是封建腐朽的专制制度必然的结果，也是监察制度与监察官们自身的悲哀。
学会写信
学 会 写 信
？ 苏 华
前几天，我的孩子从北京给我发回一份传真，说他不会邮寄信件，以后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或发传真，并催我尽快上网，以便互发电子邮件。这事让我感叹：一个读了十几年书的学生，连封家信都写不好，且不会邮寄，这算什么事？不过他倒也有办法，发传真或发电子邮件给你，也算是扬长补短的一种聪明表现。“不会写信”，但能在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下，玩出这种花样当然也是一种趣事。但我始终认为，学会写信和学会利用电脑发电子邮件绝对是两码事。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学会写信，似乎更具人情味，更耐读，也更难一些。也许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从我的孩子“不会写信〃这件事上，也可看出我们这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的编写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藏有—本《新撰句解共和尺牍》（四册），系上海广益书局民国八年八月出版印行的。此书将书信的通复分编为十六类，即家庭、亲党（亲戚）、通候、庆贺、吊唁、慰藉、馈赠、恳托、讯问、借贷、索偿、延荐、介绍、规劝、邀约、催促。用编者贺群的话说：一、此书“凡社会应有各事，概已备述。初学尺牍者手此而观摩之，可获随事应用之助益。”二、“编中每函皆有答复。事情语气，互相符合，于社会上往来酬答之作用，尤多便利。”三、“近今社会往来之书札，泰半陋俚，不堪入目，国粹沦亡，至可恫叹。本编注意及兹，故藉尺牍为演习国文之功用，所撰各类文字，一以理明词达，宜雅宜俗为主。而每函复加以句解，俾学者容易通晓文言，以脱除粗俚之陋习”。四、“典故载明出处，另行注释，更足使读者知运用文字之法”。五、“各种称呼格式，概从新制，尽合时宜。尤堪资为书札之规程。”由此可见，句解详细，使之了然于目，了然于心，而后使读者掌握写信复答的基本常识，进而自如地运用文字，脱除粗俚之陋习，是此尺牍的最大特色。当然，“概从新制，尽合时宜”，只是说从清朝到民国的新制，合的也只是当时的时宜。时至今日，新时代的新语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书信上的表现，大体也是如此。但《新撰句解共和尺牍》中的各种称呼格式和写信的基本规程，仍然是可以借助的实用部分。我们现在不知出版了多少用白话翻译的古文，但像广益书局出的这种实用书籍实在是少而又少。过去写书编书出书是专而精，现在则是博而杂，哪个效果更好一些？不好说，也不好比。但从目前不少人不会写信、写不好信，或者开头只是一个“你好”，结尾尽致一个“敬礼”的千篇一律来看，现在的书札是越来越没意思了，更别说其收藏价值了。我不知道收入《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的那些名家，有几人是读过《新撰句解共和尺牍》才入道的，但他们所受过这方面起码的启蒙教育，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书札原本是写的，现在却在传声时代的影响下，更多地变成了“说”的，这难免令人颇生感叹。
也是在这四册《新撰句解共和尺牍》的封二、书名页、版权页上，我还看到该书局的另外几种新书广告。如《新编分类日用万全新书》，刊有广告词两条，一是“欲立足社会，不可不读此书”，一是“当代之巨著，日用之宝筏”。在详列了此书的三十辑种类目录之后，另告读者“全书分订二十册，装—锦匣，定价大洋二元，函购加寄费一角三分”。想想八十年前，书刊广告和邮购竟能做到这种份上，难怪让人怀旧，并令人叹息不已了。再如，《新体启蒙尺牍》、《新撰分类尺牍观海》、《绘图幼稚尺牍》、《绘图童子尺牍》、《初等学生尺牍》、《高等学生尺牍》以及《湘绮楼书牍》、《黄克强书牍》、《吕东莱尺牍》、《俞曲园书牍》、《黄石斋书牍》等等，莫不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交际指南》一书；广益书局的此书广告说本书有六大特色：一，材料最丰富（因为汇辑了各种通俗应酬之事，而且囊括无遗）；二、门类最完备（是由于它将各项文事部别安排的井然有序，按类查阅尽知人意）；三、体例最精审（是因书内程式与文字互列而立例，极为精究）；四、人事最详细（完全是因列举了一切应酬上的问题，与人事确有助益）；五、文件最新美（盖因各式文件全都由出版者改写成半文半白的“新制”，既雅又合时宜）；六、应用最利便（利便就利便在把各界情事罗列得极为详尽，遇事采用，均有依据）。因为觉得有意思，又因为手头有这本《新撰句解共和尺牍》和一九八三年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该书局的《俗语典》，所以也就顺查了一下朱联保编撰的《近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始知，广益书局开设于一九零零年，是由魏天生和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合伙办的。先出版科举考试策论和童蒙读物，后出版石印的经史子集和通俗小说等，推销于小城镇和农村。该书局存在了五十六年，自设石印和铅印印刷厂；在北京、广州、汉口、长沙、开封、沈阳、南京、南昌、重庆等地设有分店。据朱联保先生介绍：“改组公司前的四十几年（一九四四年改组为股份公司，魏炳荣任董事长，刘季康为总经理），发行通俗图书较具规模；改组公司后的十几年，出书比较正规，如一九五—年出版杨荫深编的《新辞典》，由于当年群众需要这种工具书以利学习，故销数多而获利亦多。并曾出版‘工农兵丛书’、‘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故事丛书’等。这两套丛书，虽适合当时需要，但内容都剪自报刊文章草草编成。”—个很具规模、很有出版发行通俗图书经验，且口口不离“新制”的书局，因为国家改貌了，出版商本身也被改造了，结果就从读者的目光中消失了。如果用被调整过来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事，我想，寿终正寝的恐怕就不单单是一个广益书局，而是—套多少还行之有效的文字启蒙自学教育和自行掌握运用文字的一些基本规程的丧失。这话也许有些言重，但看看现在许多人对此竟犹如隔世，就可知素质教育不光是课堂上的，实用类的通俗图书，亦是一门重要的课外功课。
时代和信息化的浪潮让我们告别了许多东西，书札和尺牍日渐式微也是大势所趋。但我又想，在信息时代，不管我们告别了什么，亲情友人总是告别不了的。而学会写信，并且能写封好信，对于亲情友人来说，也许比电话和电脑的旋律更动听一些，同时也更经济实惠一些。
伪造 “天书”
？ 眭达明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正月初三，宋真宗赵恒接到皇城司的奏报，说是左承天门的屋南角上，有黄帛包封挂在鸱吻上面，他当即在崇政殿西厢房召见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大臣宣告此事，然后率领他们步行来到承天门，焚香朝拜之后，才命两个宦官上去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众人将其拜迎至朝元殿，解去黄帛打开包封一看，原来是“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词句类似《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开头说宋真宗能以大孝大道继承先世基业，接着晓谕要清净无为简朴节俭，最后讲述国运长久的意思，总之都是些奉承宋真宗的话头。“天书”下降，众大臣少不得要称贺一番。
所谓“天书”，单从字面上解释，自然是说天神写的书或文字，其实全是宋真宗、王钦若等人玩的自欺欺人的把戏。在此之前，宋真宗就几次对人说梦见天神，说天神预言有“天书”下降。他们为什么要欺骗舆论，伪造“天书”，上演这么一场闹剧？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就说来话长了。
景德元年（1004年），辽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在此之前的979至986年，辽两次大败宋军，在军事上取得了对宋的优势。宋真宗畏敌，欲听从王钦若、陈尧叟等大臣之计，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坚决反对，宋真宗才被迫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城镇，又在澶州城下打了胜仗，射死辽大将萧挞凛（凛一作览）。辽恐腹背受敌，提出议和。宋真宗素主议和，年终与辽订立和约，由宋每年输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而宋真宗要称辽萧太后为叔母，并跟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因澶州亦名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虽然开创了取胜反而以岁币求和的先例，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下，宋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它毕竟换得了宋辽边境之后几十年时间的安宁。寇准为此而颇为自得，宋真宗待他也十分优厚。而王钦若却极端嫉妒寇准，总想寻机中伤他。一次朝会后，王钦若终于找到了进谗言的机会，他对宋真宗说：“陛下敬畏寇准，是因为他有保定社稷之功吗？”宋真宗说：“是的。”王钦若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却认为寇准有保定社稷之功，为什么？”宋真宗愕然说：“何出此言？”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如今以天子之贵而行澶州议和之事，这是城下之盟呀，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宋真宗脸色改变，很不愉快。王钦若进一步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输钱将尽，就把剩下的都拿出来押上，这叫做孤注一掷。陛下是寇准的孤注啊，这也够危险了！”从此宋真宗对寇准的恩宠逐渐减退，不久便罢了寇准的官，自己也经常闷闷不乐。有一天，他问王钦若：“如今将怎么办？”王钦若便向真宗进言封禅，说只有封禅才可“镇服四海，夸示戎狄”，挽回丢失的“面子”。
为什么说只有东封泰山才能显示朝廷天威呢？原来古人认为：“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于是泰山成为天的象征。从此号为天子的古帝王即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一种极其隆重的旷世大典，这就是历代帝王狂热追求的“封禅大典”。“封”是在接近天庭的泰山极顶，聚土筑圆坛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表功归于天；“禅”是到泰山前社首、梁父等小山上积土筑方坛祭地神，增大地之厚以报福广恩厚之情。圆坛方台表示天圆地方。一代帝王若登封泰山即被视为天下太平、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反之则说明他的功绩不大、政权不稳。
历代帝王虽然狂热追求登封泰山，但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可以封禅的，只有那些德高功显，天神赐予了吉祥“符瑞”的帝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这一点，王钦若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对宋真宗说：“不过封禅必须得到天瑞才可以”。当时宋朝政治腐败，内外交困，社会矛盾尖锐，怎么会有“天瑞”而降呢？不过王钦若又说：“天瑞怎能必然可得，前代就有用人力造成的。陛下认为真有河出图、洛出书这样的事吗？无非是圣人用天神之道设置教化罢了。”王钦若的意思十分清楚：天不降“符瑞”人可以造“符瑞”。宋真宗果然被他说动了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对君臣才导演了这么一场贻笑千古的所谓天神降下文书的历史闹剧。
宋真宗等人伪造“天书”自欺欺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他们玩的把戏所迷惑，头脑清醒者大有人在。有的说：“中外皆识其诈，帝独信之。”有的说：“奸臣诞妄，以惑圣听。”龙图阁待制孙睪则接连上书反对此事，说：“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并发出“上天不可欺，下民不可愚，后世必不信”的警告。执迷不悟的宋真宗根本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一意为之。宰相王旦开头也不赞同此事，宋真宗怕他多嘴，便单独召他饮酒，酒后又赐一樽酒给他，叫他捧回家慢慢喝。王旦回家后发现竟是满满一樽珍珠玛瑙、翡翠宝石，他心里明白是什么意思，从此不敢乱说一句话。宋真宗“樽珠封嘴”虽然使王旦屈从了“天书”的骗局，但良心却一直在责备他，临终时他还痛苦地对儿子说：“我一生清白无私，问心无愧，惟独封禅之事使为父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伪造“天书”虽然使宋真宗实现了封禅愿望，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却未能保佑宋朝“国祚延永”，反而落下笑柄，为千古人怜悯耻笑。此次封禅耗费人力物力不知其数，实为一场劳民耗财、大伤国力的恶作剧。由于此事造成的影响太恶劣，后代帝王谁也不愿步其后尘，封禅制在宋真宗此次封禅后便寿终正寝，宣告结束。而宋真宗一死，执事大臣便借“天书专为先帝而降，应随先帝而升天”，将“天书”同宋真宗一起埋葬，彻底了却了“天书”骗局。
在古代公文写作史上，出现了伪造“天书”这种不幸事件，确实是一种奇耻大辱，应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后人。
读己备忘录
读已备忘录
？ 刘 畅
贤人的体验、谈吐是书，伟人的经历、思想是书，智者的心路历程是书，历史是书，社会是书，读书是攀登人类精神的阶梯，是与智慧的生命对话沟通，是成倍地扩展自己精神生命的手段。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颖慧，哲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可这些书再多，总是别人的。有位哲人说，古往今来，大家思考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有位作家说，古今中外，人们写的其实是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就是你怎样生存，这本书就是你自己的心灵密码。吾生也有涯，知也无境，越担心读书少，越是热衷藏书、读别人的书，以证明自己的学问“档次”，就越容易被动盲从，反主为客，放弃了自己。其实，佛在心中，何必他求呢？求人，莫如求己；读人，不如阅读自己。若真读进去，你会发现，原来自己这本书也这么精彩！
自己这本书之所以精彩，因为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不止一次了，看到别人的精彩之处，你会猛击脑壳，连呼“恨晚！”——就这么简单？不过如此嘛。这警悟、这观点、这感受、这灵性，我不也有过吗？这一点笔者毫不怀疑，但区别在于，有人热衷读别人，有人善于读自己，而自己的心灵和感受永远是独一无二的。自人类出现以来，地球上少说也生存过几百亿、几千亿个像你—样的生命，可是惟独“这一个”对你才有意义，惟独这几十年才供你享用。造物主让人间有那么多不平和苦难，可也没忘记添加两个公平的砝码：绝对有限的年龄长度和绝对无限的生命个性。皇室贵族也好，才子富豪也罢，惟独在生命长度面前人人平等，惟独个性感悟像指纹、笔迹一样不可复制。“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字字凄凉”（王夫之语）。个性，外在的与内在的，是与生俱来的天赐礼物，是造物主暗示你不重复别人的创造原动力，是构成这个世界参差多姿的原质，你不醒悟，不利用，用他老人家给你读自己的自由时间去读别人，岂不太可惜！登高望远，你会猝然神伤；月明星稀，你会神驰遐想；风雨夜归，你会看着家中窗户透出的光亮心头一热；晴日晒衣，你会从阵阵清新中闻到阳光的味道……你当时没在意，也未深究，独特的感受轻风般从指尖轻轻滑过，也像云淡风清二月天里湖水的波纹，明明一圈圈一层层写在水面上，又一一扩散，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你从别人那里看到她们，又出口转内销式地把她们一一认领回来，人面桃花相映红，重新打量一番后，你会不无遗憾地低徊咏叹：“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韩罖《章台柳》）原来别人的皇皇巨著、巍巍成就起初不过源于一种独特感受而已，而这感受我也有过！遗憾的是那个别人知道读自己，寻找自己，而你自己却永远在读别人。
常见有些圈内人时常犯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