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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对他说：“年轻人，要学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嘛！锻炼锻炼有好处，这是对你的考验。”
刚入厂，他不敢不乖。不敢不收起尾巴做人。
那台从日本买的半新不旧的带锯，几乎每一天都将他累趴下了。
当年他恨透了那台带锯。也恨日本。
他的大学梦的残余碎片旱已在头脑中荡然无存，渐渐地嬗变成另一种野心。那就是──哪一天自己取代了那老锯台工，让别人来干甩料工。
以后那老锯台工就常出现半大不小的责任事故。
而他也就常去拢领导，很负责任地说：“这样下去不行哇头儿们，师傅眼也花了，耳也背了，反应也迟钝了，这可都是流血大事故的隐患呀！轻则掉胳膊掉腿，重则丢命，那厂里就往外掏抚恤金吧！
……
半年后那老锯台工被提前劝退了。于是他当上锯台工的野心实现了。自然，他不但往圆木里敲进去过大钉子，还往各领导们家里送过礼的。。
一年后他在厂里上上下下都混得很有人缘了。他想，他是应该考虑着摆脱体力劳动，往办公室转移转移了。厂虽小，也有办公室，也有脱产人员网。傻瓜才认为脱产和不脱产是一样的哪！再说，变了脱产人员，和领导们接触的机会也多些，遇什么好事儿也能被领导心里边真真假假地想着点儿。。
从甩料工到锯台工的过程，教会了一个穷老百姓的儿子韩德宝实现自己野心的谋略和手段。在那个一百多人的小木材加工厂里，他的每一种新的野心都受到客观现实的局限，不可能膨胀得无边无际。也就是说他从来也不曾梦想过自己当厂长。他谨慎地将自己的野心固定在足可实现的范围以内。而所谓谋略和手段，无非是溜须拍马，效忠送礼那一套。简单到家也祖国到家。却往往立竿见影，相当起作用。在那么一个小厂，实现他那些小野心，本不需要什么太精明的谋略和太狡猾的手段。。
一年后他就真被调到了办公室，充当一名类似秘书的角色。那么一个小厂，又是集体性质的，非是个体性质的，厂长也就不怎么敢公然地有一位秘书。所以他也就是类似秘书的角色。。
后来木材就成了短缺物资。
于是和这个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友好往来的单位日渐地多起来。
于是他这个类似秘书的角色之社会关系也就日渐地多起来丰富起来了。
有几次，他竟能和本市一些他从前绝对仰视，甚至连仰视的机会都太缺少的人物在同一宴桌上相互敬酒。。
社会关系日渐多起来丰富起来之后的韩德宝，给厂里增加了不少收入，给头头们带来了不少实惠，也给他自己挣了不少“回扣”。
于是厂里上上下下也就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了。他成了厂里很特殊的一个人物。特殊到竟能被批准三个月之久的“病假”，给什么电视剧组去当副制片。不但无须交劳务，而且工资和奖金照发。条件是他使厂长的女儿在电视剧中演一个群众角色，保证在屏幕上总共显示三分钟左右的镜头。
他调动了一切他可以调动起来的或勉强可以调动起来的或虽力有不逮但又非调动起来不可的社会关系，使出浑身解数，为剧组四处奔波，效尽鞍前马后之劳。停机后，全剧组都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导演本人也由衷地对他
感激着。
导演问：“小韩啊，你为咱们这个剧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告诉我实话，究竟图的什么？想混进影视圈儿？”
他回答：“我哪儿敢产生那种念头呢？我是什么东西，配往影视圈里混么？”
导演说：“你也不必把自己看得那么卑下，把影视圈看得那么神圣。我知道，影视圈里不是东西的人，只比中国别的地方多，不比中国别的地方少。你还没告诉我实话呢──究竟图的什么？”他说：“图交上您这样的朋友。我明白，我韩德宝混到今天，不过还是这世上的一棵狗尾巴草。谁看我不顾眼，一脚就能把我踩扁，谁觉得我这人还有可交之处，呵护我一下，可能就易如反掌地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必须为自己交一些像您这样的高档次的朋友，不定哪一天我有需要您关照一下呵护一下的时候。。”
他当时说的是一番实话。也是一番心里话。
那导演大大地被感动了。导演的艺术档次并不高，成就也就不大。在影视圈里，基本上还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却不失为一个好人。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大好人，好人有时也格外需要别人的奉承，听了奉承话也高兴。尤其一个又是好人又是导演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导演者，那有时候就不仅需要别人的奉承，更需要别人的崇敬了。
韩德宝的话，他当时那一种虔诚之至的表情，使导演丝毫也不怀疑──自己在对方的心目中，是被摆在受崇敬的地位的。
受到崇敬的导演一拍他的肩，热血衷肠地说：“小韩，冲你的话，我交你这朋友！
我的一位亲戚，正在策划与日本人合资办一个厂，你若觉得是你的一次机会，我就将你推荐给他。有我这一层关系，合资厂办起来后，像受不着委屈的。。”
韩德宝喜出望外。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呀！做梦想到了以前也只有在梦里想想罢了根本实现不了的啊！他当时受宠若惊几乎要给导演跪下磕头。。
木材加工厂的头头们，听说他要调走，皆作出依依不舍的样子，说些依依不舍的话．其实他主动要求调走，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已隐隐地感到，他在厂里的人缘越好，交情越普遍，办事的能力越比他们显得高强，越是一个不可久留的家伙。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为他的存在，他们中的一个权力动摇。所以他们内心里是乐于他调走的。何况，他们抬举过他，厚爱过他，将来他在一个中日合资的单位混得出人头地，凭着他们曾多次抬举过他厚爱过他的资本，也许还能沾他点儿什么光呐。。
于是专门为他开了欢送会。会后厂长们一干人等十几位，还在一家半大不小的饭店为欢送他而设宴。至于对他的鉴定，那更是写得花团锦簇，好得没比。。
松井石根先生，是日本的一个小资本家。说他是一个小资本家，在全世界资本的递增数值飞速膨胀的今天，在资本家比雨后的蘑菇还多的世界资本格局中，似乎太把他摆放在过于正儿八经的资本座标上了。按中国以前的成份定位法，更确切地说，他大概应属于小业主一类。靠着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拥有了一亿日元左右的资产。也就是九百来万人民币。也就是一百来万美元。一爿小厂，雇着三十几名工人，维持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
若在中国，可以算他是个小小的“乡镇个体企业家”吧。也许还是比大了点儿。
他那爿小厂，原先是专门生产厨房抹布的。也附带生产拖地的拖布。日本人赚钱的原则是大钱赚，小钱也赚，凡是钱就赚。所以日本才成为如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同时日本的男人们当然也就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的男人都活得累。你若站在东京某一幢大厦的某一层凭窗俯视，准可见日本男人们的一片片秃顶或半秃顶，仿佛海面上泅来泅去的一批又一批鳖群──秃顶是日本男人们为赚钱付出的共同代价之一种。这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秃顶男人比日本还多。
七十四岁的松井石根先生不消说也是位“绝顶”聪明的日本男人。但是由于日本“绝顶”聪明的男人实在太多，商场竞争激烈有时甚而惨烈，他也就枉自从四十多岁便开始“绝顶”，似乎聪明反被聪明误，至今依然的仍是小业主而已。他却并不气馁，也不灰心，反而更加老当益壮，野心勃勃，发誓要在有生之年由小业主而变成为大资本家，给子孙后代创下半壁江山。他曾幻想有一天全世界一切的家庭全用上日本的抹布，和拖布，当然抹布上应有他的机绣的头像，拖布把上应刻下他的姓名。既然日本的家用电器和日本的汽车几乎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消费市场上霸居主流地位，日本的，也就是他那爿小厂里生产的抹布和拖布为什么不能？他还曾幻想过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有朝一日全都出现这样的画面──各种不同肤色年龄各异的家庭主妇，操着各种语言说这样的广告词──“抹布还是日本的好。拖布也是日本的好！当用日本的抹布和拖布的时候，请记住松井石根这个名字奥！”
你不能不承认石根先生的野心是美妙的野心。你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幻想同样是美妙的幻想。如果有朝一日全世界的一切人家真的极其统一地只用一种抹布和一种拖布，世界大同不是就多一分指望了么？
然而一切美妙的东西都是人可企望而不易求的东西。比如美妙的花儿在别人家里开放得很美妙，连花盆搬到自己家里就侍弄不活了。美妙的鱼也是。美妙的女人更是。美妙的野心和美妙的幻想尤其是。它们的实现过程，要比将一盆美妙的花儿搬到自己家里，将几尾美妙的鱼养在自己的鱼缸里，将一个美妙的女人的芳心征服，使她成为自己的老婆或情人难上何止十倍百倍呢？对于普遍的全世界的男人，如今这世界上只剩下两件顶难顶难的事儿了。那就是征服女人的芳心和积累个人资本。海湾战争一个月内就解决问题了，曾是台湾影视界“白马王子”的男演员追求是他同行的一位情爱偶像，却追求了十几年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一位资本家则至少需要三代的嬗变。石根先生要实现他的野心和幻想，似乎还缺整整一代的过程。倘这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是日本，那么不管石根先生是一个多么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不移的人，他的野心和幻想，恐怕都是很难实现的了。在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竞争，也就是在绝顶聪明的一部份人类和绝顶聪明的另一部份人类之间的竞争中，石根先生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他的经验往往被更年轻一代的野心、魄力和锐气无情挫败。由一个小业主而资本家大资本家，毕竟不像反过来变那么简单。事实上他曾很认真地思考过，要不要激流勇退，将自己的野心和幻想移交给儿子去实现？
幸亏这地球上不只日本一个国家。和它同在亚洲还有一个庞然大国叫作中国。又幸亏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这乃是中国为它自己也为全世界作的最巨大的贡献。世界上因而多了一个有十二亿之众消费人口的超级国际
市场。世界性的广泛的经济疲软仿佛被及时地注射了一针吗啡。日本这头极善于和剩余价值交配的经济动物，在较为谨慎却又为时很短的试探之后，勃起了它那强大的经济之根，率先亢奋地从太平洋上朝中国游来。在它眼里，中国无疑是，甚至只不过就是一具雌体，情欲绵绵而又温柔庞大。
石根先生却并非是第一批急促匆匆赶来中国进行投资考察的日本商人之一。也不是第二批第三批之一。他对中国一向取不信任态度。认为若带着他父辈人苦心经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本去到中国，乃是十分冒险的。在这一点上他很理性，承认自己缺少足够的资本实力冒这份儿险。他隔洋观望，暗暗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巴望看到别的日本人大上其当，蚀光资本，沮丧而归。但他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实──中国不但对他的那些日本同胞取一种最由衷最热情的欢迎态度，而且给予了他们最优惠的投资政策。使连他这么谨慎的日本人，都丝毫也不怀疑──只有非常愚蠢的日本人在中国才赚不到大笔大笔的金钱。
于是石根先生忙不迭地也到中国来了。同时带来了他的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二十五万美元。虽然他是一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小业主，但百万的一半是不动产，是想带到中国也没法带来的。而一半的一半是要留给后人作遗产的，他不愿动用后人的生存保障进行投资。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尽数带来呢？
但是石根先生来得有些晚了。在一批又一批他的同胞对中国进行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万美元的大规模投资之后，在中国的许多特区和许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由日方单独投资或由中日合资兴建的商厦、厂房之后，在大小中日合资企业与日俱增的形势之后，在中国人渐渐开始学会对寸利是图寸利必得的聪明之至的日本人谈判合资条件之后，他这个瘦小的，其貌不扬的，仅仅带了二十五万美元来到中国的小老头，确实根本不曾引起过中国官方人士的接待兴趣和注意力。也根本不曾引起中国公私两类商企界人士的兴趣和注意力。对于中国商企界，他的量级真是太小太小了。好比一个巨人张开怀抱，是没法儿拥抱住一个侏儒的。只能将他像抱一个孩子一样抱起来。而中国需要的是经济人，不是小孩子。他终于明白，自己最好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那些小业主或企图从平民百姓上升为小业主的人们身上。也终于悟到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句中国话对他意味着些什么。他知道他们是很多很多的。多得触目皆是。他站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的喧闹街头，睹望着每一个从他眼前闪过的中国人的身影，心想只要他叫住他们中的某一个，告诉他们他带着二十五万美金的支票，选定了对方作为他在中国的投资合伙人，或投资代理人，那个对方不论是男的中国人或女的中国人，不论是和他一样年纪的中国人还是年轻得可以做他的儿子或女儿的中国人，都一样会感恩戴德喜出望外的吧？但是尽管他们多如蝼蚁，他却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啊！何况，他并不打算当某一个中国人的上帝，将他可以赋予的良机随便赐予。他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感到了极大的失落。也感到了被漠视被忽视是多么有失尊严的事情。甚至使他感到被轻蔑了。他很想欺骗某些最能成全他的愿望的中国人，撒谎说自己带来中国的并不是二十五万美金，而是两千五百万。至少想撒谎说自己带来二百五十万。他清楚，以他一位日本人的身份，以他七十四岁的年纪，以他那张轻易不笑的亲和不足严肃有余的脸，欺骗个把中国人是很容易成功的。那么他所处的被漠视被忽视的情形，必将发生戏剧性的大转变。那一种转变无疑将把他推到这一座中国城市的至尊贵宾的地位上去。可他虽
然生性狡黠，虽然唯利是图，虽然专执一念为利而来却毕竟自幼就受过良好的诚实教育，认为撒谎骗人是比女人卖淫不算还成心将性病传染给男人更可耻的。
正当他感到中国之行窝窝囊囊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有位在这一座中国城市投资开了一家中档饭馆的叫小野的日本人，巧巧然地碰见了他。小野几天后将他介绍给了这一座中国城市的区委办公室主任。是副的，不是正的。那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接受了他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殷情相赠的日本照像机。全自动的，也就是被中国人叫作“傻瓜”的那一种。价值一千来元人民币。于是几天后对方又将一位生产玻璃器皿的小厂的厂长介绍给了他。双方洽谈了三天之后，决定合资办一家水果蔬菜双功能榨汁机。对方说中国人的饮食开始讲究起营养学来了，开始乐于接受时髦的东西了。那一种家庭小机械，只要广告作得妙，销售前景看好无疑。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双方签定了合同，他投资二十五万美金，中方投资七十万人民币。由他担任董事长，他的儿子担任经理，中方委派一名全权代表者担任副经理。而那一位中方副经理，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导演的妻子的表兄。
于是，在这家中日合资，更准确地说，是日本合资的生产榨汁机的小厂的初创阶段，韩德宝被引荐到了董事长松井石根面前。
“这里有两个厂名──‘红达榨汁机厂’或‘昭和饮料机械厂’，你认为我们更应该确定哪一个？”
石根先生那双目光一向冷峻的眼睛，咄咄地盯住韩德宝的脸，用生硬的中国话慢条斯理地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