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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厂名──‘红达榨汁机厂’或‘昭和饮料机械厂’,你认为我们更应该确定哪一个?”
石根先生那双目光一向冷峻的眼睛,咄咄地盯住韩德宝的脸,用生硬的中国话慢条斯理地发问。
韩德宝明白,这就等于他是在接受面试了。他思付片刻,自信地回答:“当然是后一个。”
“为什么?”
石根先生不动声色。一般人是难以从这日本小老头当时的脸上捕捉到什么的。因为那张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但韩德宝非是一般人。这从生活最底层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地向上攀爬的中国青年,靠的就是善于察颜观色的高超本领。这种本领其实社会向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传授过。它并不需要太高的天份。只不过需要格外的细心。然而在这浮浮躁躁的大时代,许多中国青年不经意间便彻底丧失掉了的便是审时度势的那份儿细心。韩德宝却是社会这一位导师的高材生。他注意到,在他回答了之后,石根先生的目光,向桌上的烟盒瞥了一下。吸烟之人,中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当他们内心里感到满意的时候,吸上一支烟是他们的本能的反应。他知道自己答对了,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回答,和对方心里早已确定为正确的答案是相一致的了。尽管对方的手并未伸向烟盒。他暗自庆幸,得意地笑了。笑在心里。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得意也仅仅在心里。丝毫没呈现到他脸上。连老奸巨滑的石根先生,都是窥见不清他当时的内心活动的。
他说:“第一,‘红达’两个字,太中国意味儿了。而‘昭和’两个字就不同了。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昭和’曾是日本的年号。这就向世人确定了这一点──我们这家厂,主体上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厂。。”
石根先生的手终于伸向了烟盒。
“第二,普遍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现在都有一种‘日货消费情结’。
利用这一种情结,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推销。。”
韩德宝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按着了,恭恭敬敬地一手擎着,一手护着火苗,举至石根先生面前。
石根眼中不禁掠过一诧。这日本小老头虽然老奸巨滑唯利是图,但同时却是个倔老头儿。他不大喜欢对上司过份殷勤的人过份殷勤的举动。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如果一个雇员对上司太善解人意了,那则证明那个雇员太善于揣度和研究分析上司了。经常处于被揣度被研究分析之境的上司,是有被下属经常利用的隐患的。他更喜欢那类对上司并未公开宣布的意图始终处于懵懂状态,既不费心思揣度更不暗自进行研究分析的下属和雇员。也就是那类指东向东指西向西,从不庸人自扰地去想为什么的人。
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同时研究地分析地注视着韩德宝。一时拿不定主意是留下他还是打发走他。韩德宝身上有石根先生较为赏识的一面,也有石根先生较为警惕的东西。
“年轻人,说下去。”
韩德宝来见石根先生之前,对于这家合资小厂的前景,是预先做了种种思考的。他有洋洋万言的十一条之多的合理化建议。起码自认为是合理化建议。字迹工整地写了十几页,就揣在他衣兜里。然而他却不打算掏出来了。凭着一种本能,他感觉到石根先生未必会真的赏识一个见解周详侃侃而谈的中国小子。何况,他自己知道,他那洋洋万言之中,含水量太大,十一条建议,一半左右是纸上谈兵,华而不实的。是打算借助自己的伶牙俐齿,当面炫耀能力,以博得对方大的好感的。
“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已简短地回答完毕。”
他想他还是少说为妙。
“怎么?再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么?”
“您不具体问的,我不具体去想。我认为,在合资企业中,这是一个好雇员的标志之一。”
“那么,雇员又怎么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呢?”
“任何一个企业,只需要极少数聪明的头脑去思考就够了。绝大多数雇员的作用并非是像上司一样去想,而是去干。去努力实现上司的想法。”
“噢?那么好,我再具体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更言简意明地回答──我们这个厂的至高精神应该是什么?”
“敬业精神。一切雇员的敬业精神。”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正在聆听着。”
“我们这个厂的至高原则应该是什么?”
“统一的权威,和统一的意志。”
“它又是什么?”
“董事长的绝对权威,董事长的绝对意志。”
“也就是我的罗?”
“是的。”
“但我并不能常驻中国。”
“您不在的时候,便是总经理的绝对权威。总经理的绝对意志。”
“请吸烟吧。”
“不。”
“你有打火机,证明你是一个吸烟的人。”
“一个雇员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上司的提拔和奖金,但是永远不要心安理得地吸上司的烟。”
“噢?为什么?”
“因为那他就难免有时会向上司敬烟。上司一旦接受了他的烟,就等于同时接受了他强加给上司的某种亲近关系。而这种亲近关系有时会模糊了雇佣关系,也就可能削弱了雇员对上司的责任感。”
“你回答得很坦率。很有道理。”
“雇员回答上司的问题,可以很愚蠢,但是不可以不坦率。”
“这么说,你要永远做一个不吸上司的烟的人罗。”
“前提是我的上司如果不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于是,石根先生就按灭烟,缓缓站起来,绕过桌子,踱到韩德宝跟前,注视着韩德宝。。
韩德宝以一种从容的镇定的目光迎住着石根先生的目光。韩德宝用目光在说──您错过了我,就等于错过了一名将会对您最最忠心的雇员。。
石根先生读懂了他那种默默期待的目光里所包含的意思。石根先生将一只手放在韩德宝肩上,按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话:“留下,好好干。”
韩德宝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后,石根先生从抽屉中翻出他的简历,又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在没见到韩德宝之前,根据简历,他只不过想留下韩德宝将来当一名普通工人,现在跑跑腿儿打打杂儿。但和韩德宝谈过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开始认为韩德宝是他最需要的那类雇员之一了。起码在初创阶段,在中国,他格外需要韩德宝这样的年轻的中国雇员。他想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中国小子的能力。他相信对方身上有某种特殊的能力,甚至还有某种急待开发的潜能。也相信对方将会鞍前马后任劳任怨。但他同时又打定了主意,永远不会重用这个中国小子,这个中国小子在与他交谈时那一种精明,那一种机灵,回答问题时那一种城府。都是他所不喜欢的。甚至是他所反感的。他暗自惊异,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中国最低层的老百姓所生所养的中国小子,内心里何以竟会那么善于奉迎?明明是在奉迎人时表面上又何以竟会那么不动声色那么虔诚似的?韩德宝关于“一种权威,一种意志”的话,简直是一矢中的说到他心坎上了。
即使像他这么老奸巨滑的日本人,当对方的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时,竟也会不禁的一阵飘飘欲仙。他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中国人怎么竟会为了谋得一次被雇用的机会,准备像死心塌地的汉奸一样,完全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用比他自己的儿子还鲜明的情感色彩去替日本人思考问题?。。
松井石根先生并不知道,在来见他之前,韩德宝几乎逛遍了本市的书店和书摊,几乎将一切有关《谋职指南》之类的中外书籍都买了。一本一本认认真真读了几天。几本从日文译过来的书。不但读得格外认真,还做了笔记。莫说石根先生所问那几个问题,就是日本“丰田”公司或“日立”公司或其它什么全世界闻名的大公司派最有经验的人来对他发问,他自信也能回答得八九不离十。实际上,他对面试并不满意。不是不满意自己。而是不满意对方。因为在那短短的二十来分钟里,对方提的那几个算不上面试内容的问题,使他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几天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回答了,尽管回答
得分明使对方很满意,但自己却觉得回答得太不过瘾。好比一个准备充分的重量级举重运动员,参赛时却不得不去抓举最轻量级的,甚而简直就是少年量级的杠铃。。离开松井石根之后,他竟多少有种英雄失去了一次用武之地的遗憾。。
当然,除了失落感,他内心里还有一种羞耻感。不很严重。多多少少有着。和松井石根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一点一样,他也觉得,自己在那个日本小老头面前,简直就有些像汉奸在“皇军”面前一样。那一时刻,他的确是完全站在一个日本人的利益立场上,用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他不动声色地回答的每一句话,说出口之前都反复掂量了份量,专冲着对方心坎儿那地方说去的。一旦摆放在对方心坎那儿,就自信肯定会使对方心坎那儿感到舒服。但是羞耻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十分需要十分渴望在这个刚刚初创的合资小厂里谋到职位。与这个目的相比,其它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7
于是他满心愉悦,脚步轻快起来。。
公平而论,在“昭和饮料机械厂”创立之初,韩德宝的确立下过汗马功劳。从四处奔波办齐一应合资手续,到选定厂址,与建筑队讨价还价,最终签定合同督建起厂房,再到第一批产品出厂后的广告、宣传、推销,没有韩德宝,每一项策划实现的过程,必定要长得多。但这与其说韩德宝神通广大,莫如说中方那位姚副经理平庸无能更恰当。
没有专车,也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石根先生精打细算,既舍不得一次次地请客吃饭,也舍不得一次次地花钱送礼。凭的是韩德宝的一双腿,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张嘴,一副厚脸皮。当很不起眼的一座厂房终于在市郊很不起眼的一条小街的街口落成之后,韩德宝的体重减轻了十四斤半,被送入医院打过三次“点滴”。。
石根先生对韩德宝的犒赏,是安排他和副经理到日本去免费旅游了十天。其实那也算不上是旅游,因为十天中有五天,是住在北海道。住在石根先生的老家,一个僻静的小村里。那儿有石根先生祖辈留下的一幢旧屋。而且不是乘飞机去的,也不是坐小汽车去的,是乘列车去的。到东京后的第二天就去了。石根先生的女婿陪去的。不但陪住了五天,还给他们当了五天厨师。石根先生的女婿在台湾留过学。中文口语水平相当不错。
所以他们语言交流上并无障碍。那幢旧屋中没有电视,当然也没有冰箱。石根先生的女婿,就将从集贸市场买回的蔬菜、水果、鱼肉之类,存入东家的冰箱里一点儿,存入西家的冰箱里一点儿。晚上通常是陪着他们饮酒、唱歌儿排遣寂寞。石根先生的女婿有一天看出他们的确是寂寞得不行,而自己又再没什么日本歌儿唱给他们听了,就不得不陪他们到小镇上去看了一场电影。还带回了两个日本妓女,不知为什么,她们对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而不是来自台湾香港或东京唐人街的中国男人,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纠缠住他们,一再地通过石根先生的女婿向他们言明──可以在价格方面予以大大的优待。石根先生的女婿,非常得体非常文明又非常机智地翻译成中国话是──友情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他们起初难免的扭扭捏捏,一再表白他们都是很严肃很正经的中国男人。她们听了石根先生的女婿的翻译,就一齐嫣然又灿然地笑将起来,笑个不停。分明的,反而似乎对他们更有兴趣更有好感了。最后干脆言明不要钱了。免费招待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算了。人家已经免费了,他们自然也就没什么话说。于是那一天晚上,在那一幢日
本乡间的旧屋里,两个中国男人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日本妓女,一会儿聚坐饮酒,一会儿又唱又跳。村里的日本男女大人孩子们,闻到热闹之声,也三三两两来了不少,参与着一块儿唱一块儿跳。两个日本妓女能歌善舞,并且姿色可人,因而将气氛营造得非常活跃。直热闹到后半夜,村人们才陆续散去。于是两个日本妓女,分别拥了韩德宝和姚副经理,各入他们自己的房间,接着闹腾别的“节目”去了。那一夜累得个韩德宝精疲力竭,有些明白了妓女和一般的女人,尤其是日本妓女和中国女人,虽然同属亚洲人种,到底还是很有区别的。他拥着那日本妓女四肢瘫软将睡未睡之际,石根先生的女婿悄没声儿地溜入房间,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自己也感到空前的寂寞,独自一人无法成眠了。韩德宝当时只想睡觉,再也不想干别的,尤其不想也力不从心再和那日本妓女练一把,于是顺水推舟,乐得送个间接人情,便将她推到了石根先生的女婿的怀里。。
第二天将两个日本妓女送到村口,望着她们的身影袅袅娜娜地远去,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互相都有些不好意思。幸亏石根先生的女婿没陪着他们送,他们互相之间的不好思意也就片刻而过了。
姚副经理说:“小韩啊,这事儿就当根本没发生过吧。”
韩德宝说:“那当然。”
姚副经理又说:“其实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谁大老远地来到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对资本主义多增加点儿感性认识呢?”
韩德宝说:“人家都根本不讲经济效益,只讲友情了,咱们还能唬着脸不给人家面子么?傻瓜才不!”
于是上司和下属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忽然地都觉得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越说越投机,关系也越加亲和起来。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还是人家资本主义好哇。只有资本主义才笑贫不笑娟。那些村人们,明明看出她们是妓女,不是丝毫也没歧视她们么?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哪里就能有如此升华了的精神文明的境界呢?。。
但是石根先生的女婿见到他们时,却发觉他们,更确切地说是他岳父大人的这两位中国客人无精打彩愁眉紧锁,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忐忑不安黯然神伤的样子。仿佛在送走两个日本妓女回来的路上,丢了他们自己的心魂似的。经再三追问,他们才道出他们心底的恐惧──原来一夜的寻欢作乐之后,他们倏忽地想到了三个可怕的字是──艾滋病。
石根先生的女婿就安慰他们,说没那么巧的事。说比例是很小的。说他询问过她们,她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也就是说她们的“质量”是完全可信的。还说,为了对嫖客负起人道主义的责任,她们都是被要求定期体检,体检合格了,才会允许填表,重新登记,重新注册。没经体检没经注册是犯法的,好比无照营业是犯法的一样。两人听了,这才放下心来。都又觉得日本确实有许多让人乐不思蜀留连忘返之处了。。
五天后他们回到东京,被安顿在一家三等旅店。剩下的五天,石根家族的不同成员,轮番陪他们逛商场。还给了他们每人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在他们回国前,赠送了他们一人一套便宜的西服,并且配有一条便宜的领带。。
于是他们对石根先生非常地感恩戴德起来。觉得这十天之中,着实地是太给石根先生的家属们添麻烦了。他们在日本“度假”,而石根先生本人,却仍在中国主持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竟觉得非常的羞惭了。所以,当被要求在行李中夹带回中国两部电脑散件时,他们便都认为是义不容辞的
了。。。
其实,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日本那十天内的行止,包括每天的伙食标准以至住宿开销,乃至买什么礼物赠送给他们,都是石根先生早有详细安排,并提前写信通告了家属们的。
在石根先生方面,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接待。细算下来,他们夹带回中国的两部电脑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就地“处理”,所赚之钱比送给他们每人那套便宜西装连同便宜领带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当两个第一次出国的中国男人在机场很动情地说些感激的话的时候,石根先生家族的送行者们,内心里却是极其瞧不起他们的。在对方眼里,他们并非什么客人。而只不过是──石根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两名雇员罢了,投资企业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对方想来,雇员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雇员永远是雇员。统统的都首先是雇员。对方的热情接待,不过是按照石根先生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罢了。石根先生的要求是──钱要花得越少越好,态度却要越热情越好。。
而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想来──一个出过国的中国人,便是很有些“高级”起来的中国人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倘竟一次国门都没出去过,不是活得太掉价了么?是石根先生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