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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这一“花边文字”，却使池田寿龟老先生非要“拜访”我不可了。他先打电话与我联系，说他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交给他的任务，正在翻
译我的《从复旦到北影》和《京华见闻录》两篇自述体文章。本打算初步翻译完了再“拜访我”。见了晚报上那篇文章，禁不住希望立刻见到我了。。
几天后我在家里接待了他。很矮，肤色很黑，头发花白的一位日本老先生。脸上皱纹多而且深。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旧风衣。一条很普通的线围脖差不多是胡乱地缠在脖子上。一副不修边幅甚至有几分邋遢的样子。那一天外边刮大风。他在北影门口就下了出租车。北影院内到处正在营建。他走走问问，走了十五六分钟才走到我住的十九号楼。待我见到他，他已浑身灰土。灰土藏进他脸上多而且探的皱纹里，看去蓬头垢面的。
他进了门不停地搓着双手说：“好冷，好冷，冷的‘斜乎’！。。”一口中国话说得挺流利。那一天的确很冷。他穿的也太单薄。我先请他站到走廊里，替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一通扫。扫尽他身上的
灰土，又兑了盆热水，带着毛巾香皂，请他到筒子楼的公共洗脸池那儿洗把热水脸。他脸上灰土太多。几把脸洗过，水已浑了。他的目光便望向我拎在手中的暖水瓶。心中有请求又不便开口。我看出了他的意思，又替他兑了一大盆热水。他这才得以将他的脸洗得干乾净净，一边从内衣兜里掏出柄小梳子梳他那被风刮得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一边环视着公共洗脸池四周。不消说，那是我们那幢筒子楼最有碍观瞻的地方。垃圾触目皆是。水池子里沉淀了一层油腻腻粘乎乎的污浊。
他问：“你们全楼的人每天都在这儿洗脸？”我说：“只是住二层的人在这儿洗脸。也不只在这儿洗脸啊！刷牙漱口，
洗衣服洗菜淘米。总之一切用水的方面，都得在这儿进行。。”他说：“那。。”沉吟之际，将“那”字拖得老长。我看出他想说的是一一“那为什么不将这儿搞得干净点儿，卫生点
儿？”但他在拖得老长的“那”字之后，说出的却是“这儿挺冷的，到你家去吧！”那儿的确并不比外边暖和。外面的大风扬着灰土，正从没了玻璃的窗口一阵阵扑入。。我赶紧挽着他回家。他一手拿盆，我一手拎暖水瓶。不挽着他，怕他
磕了绊了摔一跤。我家也不比外边暖和多少。我住阴面儿。还没来暖气，窗户也透风。我见他仍紧缩着身子，知道他还是觉得冷，便打开衣橱，取出我的呢
大衣请他披在身上。接着为他沏上杯热茶。并插上电取暖气摆在他近前。。于是我们的交谈渐渐开始。池田老先生就我原著中的一些字、词、句和时代背景提了一些翻译方
面的技术性问题，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他合上他的记录本儿，满意地笑
了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再就晚报上那篇文章提几个问题？”我愣了愣，一时不明白他何以对那一篇“花边文字”感兴趣。我也笑了笑。。不待我开口，他又补充说：“我是不是有点儿太冒昧了？用你们中国人
的话来讲，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若不愿回答，可以不回答的。已经超
出了咱们谈话的正题嘛！我不会因为你不愿回答就不高兴的。”
我说：“请问吧池田先生。您提出的什么问题我都乐于回答。”
我觉得他是一位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日本老人。就像一位我早已熟悉的，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中国老人。我内心里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那我就问了，好么？”
“好的，您请问吧。”。
“你认为，对那个受骗的女人而言，上将的独生子，中国作家的身份，和可以到日本去定居生活，嫁给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哪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
他问得我不禁一怔。但那仅是片刻之间的事儿。我随即回答：“也许后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上将的独生子，身份又是作家，仅仅这两点，在中国已经不太能使那些爱虚荣的女人们上当受骗了么？我曾听一些中国人说，前几年，只要一个骗子自称是高干子弟，而且骗术高明，那么几乎就可以骗遍大半个中国的啊！”
他问得很恳切，我看出他的困惑是真的困惑。
我不加思索地说：“对于某些中国的骗子，前几年行骗的‘大好形势’，已经过去了。
如果一个男子，仅仅是什么上将的独生子，对某些虚荣的女子并不够。关键还在于他的父亲是否仍活着，是否仍掌握实权。如果已经死了，或者已经无实权在握，上将的儿子就远不如能将一个女子带出国的男子了。比如您吧池田先生，在某些中国女子眼里，就远比一个并不能将她们带出国的上将的独生子更有魅力。你可以将某些中国女子带出国是不是？”
池田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是的是的。但是我没那种念头儿，我十分警惕中国的爱虚荣的女子。你告诫她们不要上当受骗，同时也告诫了我不要上她们的当受她们的骗。用你们毛主席的话说──我要谨防‘糖衣炮弹’呢！”
我也笑了。
我说：“对。您是得谨防着她们点儿。那个骗子行骗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可却是‘全方位’的。上将的独生子这是一种高贵的出身。作家是一种在中国仍较受尊敬的职业。
近百万美元是一种优越物质生活的保障。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是许多中国男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为高等华人的途径。这几方面综合起来，对某些虚荣的女子，男子行骗的实力就相当强大了。不是什么‘糖衣炮弹’，简直是‘糖衣原子弹’了！而某些中国女子是很爱吃甜食的。”
池田老先生又笑了。他微饮一口茶后，再问：“但是你能否向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那个骗子非要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美国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而不反过来，说他是美国某名牌大学的正教授，日本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这两种说法，对于一个爱虚荣的中国女子，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么？”
我凝视看他的脸，咀嚼着他的话，忽然明白了──明白这日本老人，何以冒着大风来见我，何以对一篇比豆腐块儿大不了多少的“花边文章”感兴趣。。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和日本，究竟那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更举足轻重？美国人和日本人，究竟哪一国人对中国人更具有心理亲和性？
他要由我获得到的，是最后这个“题中之题”的答案吧？而我没思考过他的疑问。我只好说：“也许由于美元一向比日元更坚挺啊！”。。后来池田老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一次。我原本想请他吃甲鱼。甲鱼当年
四十多元一斤。我打算将炖甲鱼做为我请他的家宴的“压轴菜”。他一听，连连摆手说：“免了免了。”我说：“一只几斤重的甲鱼，中国作家诚心请客还是完全买得起的。”
他说：“可是你别忘了我的名字叫寿龟啊！我怎么能自己吃自己呢？用你们中国话讲，这犯忌对吧？”
于是我向他解释：“甲鱼是甲鱼。龟是龟。中国人只吃甲鱼，很少吃龟。但是您既然觉得犯忌，那么‘压轴菜’就只好请您吃鸡【口罗】？想当年，你们大日本的皇军，每到我们的一个村子就抢村民的鸡。你们日本人那么爱吃鸡？”
说者无意，闻者顿窘。他一时竟默默无言起来，目光盯着电视看他未必就多么喜欢看的中国
歌舞节目，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开口。直至吃饭时，他才没头没脑他说了一句：“要是不曾发生过多好。”我问：“什么事啊？”──以为他又提那一篇“花边文字”呢。他低下头说：“日本侵华战争。”许久未抬头。。。池田寿龟老先生，是我结识的第一位日本人。我经由他而感到，某些
日本人，对于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关系，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某些日本人非常明白，日本若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像，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像。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我不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但池田寿龟老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他和他们，无疑是些日本的“忧国之士”。起码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忧国之士”。我并未和他就这些话题展开来坦率交谈过。我仅仅是凭着我的敏锐的理解力感觉到，以上那些对中日关系的关注，进一步说是日本人出于本能而对日本的忧患，肯定存在于他的头脑中。。
我到他住的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去看望过他一次──因为受到他两次真挚又热情的邀请。他的老伴儿亲自做了日本小点心款待我。是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点心。。
春节前，他留下译稿，携老伴儿回日本去了。他谢绝了外文出版社的
送行，却在电话里希望“麻烦”我一次。我也就“当仁不让”了。毕竟是两位异国老人，对北京机场不熟，带的东西又多，整个儿全懵。
在出境口还受到了开箱检查，虽然并没检查出任何违禁的东西，但老伴儿俩已汗滚滚下了。因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们这儿还要重新收拾皮箱。
临别之际他从风衣兜里掏出一个卷着的信封，往我手里塞。我以为是钱，坚拒不受。他急得直跺脚，连说：“一点儿心意，一点儿心意。。”他老伴儿也在一旁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
我只得违心收了。众目睽睽之下，觉得极不好意思。觉得四面八方投注过来的目光，都是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怪怪的。大概人们都以为那信封内装的是美元或日元。当时我自己也这么以为。仿佛当众接受小费。心里别别扭扭的。暗想我是送客，又不是杂役啊！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撕开了那封口的信封──却并非美元或日元。而是一双灰色的男袜。
我不禁徒自的失笑。。
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袜子就是经穿。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给我写来情深谊长的信。他的汉字写的很有特点，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以后，每至新年前几天，我都会收到池田老先生寄来的贺卡。贺卡上总是写满了他那方方正正的的隶书笔体的字。他们记得我儿子和妻子的名。贺卡上总不会忘记对我儿子和妻子的祝福，又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又老了一岁，但还在为增强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可是我一次也没给他回过信，一次也没给他寄过贺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贺卡。以为不过是日本人的礼节。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们在我心中就渐渐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种礼节，对这种礼节的顾全态度，在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我已经不将那些贺卡仅仅当成礼节，而开始视为真挚的友情了。真挚的反意词是虚伪。人不太可能将一种虚伪延长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国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对他无所求一样，他对我也是无所求的。生活在两个国家里的互无所求的男人，这一种友情是值得珍视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达夫先生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钮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
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
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
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他“友邦惊诧”了。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
的。”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
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我说：“我家不远。”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
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
我家坐坐。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
时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
照，我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送她走至路口，却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
谌客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扇子，是晓声家的。。”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木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
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绘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我的小说《黑钮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