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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乾冷的天光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乾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佣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佣“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
她有几分【忄西】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是日本留学生中。。这是，我的学生证。。”
日本留学生？
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的呢大衣。
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跟前插上，接着为她沏了一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已的鞋尖儿，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已了。她感到很
寂寞。她想找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钱。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
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
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
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
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儿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少数的妇女小孩儿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儿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点（当年乃八六或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中国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
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
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已。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记忆。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我接触过的最后两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掘江义人，一位是《读卖新闻》北京支局长荒井利明。他们都是通过全国“记协”与我联系并要求采访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接触”过。而且仅仅是被采访过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们希望通过我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改革开放”；尽管我也希望通过被采访经由他们了解我所没去过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了十句之后才有机会反问一句，当然是他们的收获比我的收获多。他们的收获“大大的”，我的收获“小小的”。我不知他们究竟会不会说中国话，反正他们都带着翻译。而且是中国方面的翻译，
如果我们认为“读卖”与“朝日”两家日本大报驻北京的支局长，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闻官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遵纪守法”的，尊中国之“纪”。守中国之“法”。这从他们并不擅自与我本人联系，而要经过“记协“与“作协”与我联系，是足以证明的。我强调陪同他们的翻译是“中国方面”的，意思绝非仅仅是说翻译是中国人。而是说翻译是专职
的。直接隶属于某些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是很重视中国“国情”，很在意他们的采访的“合法性”的。与香港、台湾、西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的某些记者们是大不一样的。后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民间私访”，更强调记者们“自由”。全不顾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对“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闻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论自由啦，与他们的理解和诠释是有很大歧义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对我的采访，都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都首先彬彬有礼地声明──如果他们问了什么我觉得不便回答的问题，那绝非他们存心使我为难，而是他们不慎超越了“采访禁区”，希望预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一开始都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对我的国家不怀有任何恶意。热爱我们的人民。
无论我的国家贫穷还是落后，我都爱她。因而，不管面对哪一国家的记者，我都不会认为，我对抗我的国家的言论是必须谨小慎微地打什么折扣的。他们想了解什么尽可以开诚布公地问。我也将开诚布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国家机密。我没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的采访应该是没有所谓‘禁区’的。我的回答也将没有所谓‘禁区’。如果我批评我的国家的某一方面，那只能证明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广大中国民众普遍的不满！先生，请开口问吧！”
我的话当时都使他们感到出乎预料。
而实际上，他们所问，从始到终，都半点儿没有使我觉得不便回答，感到为难过。
他们很关心中国会否“长治久安”。
而我觉得，他们更其关心的是，中国的“安”与“不安”，对日中关系，主要是日中经济关系，究竟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又会导致日本的经济前景发生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变化。
无庸置疑，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两位极爱国的日本先生。也是两位可敬的日本的“忧国之士”。他们的心中似乎充满了对他们的国的远忧和近虑。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
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足以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在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
我接受过美国记者的采访。他们总是围绕着“民主和人权”与你谈。
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索然。而日本记者们几乎从不与中国的被采访者谈什么“民主和人权”。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竭诚的拥护者吧？──我常这
么想。“如果中国乱了，将会怎样？”掘江和荒井两位先生都这么问过我。而我都这么反问过：“我没理解错的话，先生是不是在问──如果中国
乱了，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将会怎样？”“中国千万不要乱起来！”掘江先生这么说过。荒井先生也这么说过。他们说此话时，都表现出由衷的忧患意识，一如我自己在这方面常常
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我并不同时替日本优患什么。而他们的忧患的出发之点，首先是他们的国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其次”。
美国佬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特别耐人寻味的。他们不像日本人那么问。他们这样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状态还能维持
多久？”仿佛他们早已替中国预测过──目前的稳定不过是暂时的。你从他们的话中，多少总能咀嚼出点儿类乎率灾乐祸的意味儿。也许
他们并不真的幸灾乐祸，只不过对他们的估计和判断太自信，觉得他们是在以更坦率更接近“事实”的方式提出问题。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常在想──他妈的美国佬也罢，日本人也罢，中国将来会怎样，全在于十二亿中国人对中国的感觉如何！忽视了这一种感觉，就等于忽视了季节谈天气！。。
飞机载着我，和我这一种纯粹中国人的想法，平稳地着落在东京机场。。日本的乳胶──女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从她们的风采，可以透视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品质。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贴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
我们代表团住在日中友好宾馆。一座在东京绝对不起眼的楼。地处僻静的小街。每天要早早离开宾馆，步行十五分钟左右，乘地铁赶往日本剧作家协会去观摩影片，举行座谈。路上和地铁上，便是我观察东京的女人们的时机。
早晨八点多钟后，东京的路上便行人很少了。南来北往的车辆也不多了。地铁过了“高峰”。
人行道上偶有女人匆匆而行。乘地铁的女人大约是男人的十分之一，年龄都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间。我知道她们便是日本女人中的“上班族”。
她们与我以前想象的日本女人有很大区别。不知受了什么文化和传媒的影响，按我以前的想象，日本女人普遍尽是矮矮的个子，短而粗的小腿。十之之四五还是“Ｏ型腿”。像鲜族女人一样扁平的，普遍宽圆的脸。鼻粱不明显。五官较分散。细眉眯眼者居多。
不。她们完全不是这样的。起码我在十天内所见到的，二十岁至三十岁间的日本女人完全不是这样的。
她们的个子一点儿也不矮。普遍的她们，绝不比普遍的北京的女人矮。她们的腿既不短也不粗。十天内我没见过一个哪怕略微有点儿“Ｏ型腿”的日本女人。恰恰相反，她们的身材都比较苗条。普遍的她们都趋于窈瘦。便显得腿细且长了。十天内我竟没见到一个算得上“胖子”的日本女人。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一半以上的日本女人，婚后便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了。这一半以上的女人中，当然注定了会派生出较胖的一些。她们既不必上班，也就等于自行地从女人这道城市风景线隐退了。我不太能看到她们。
第二，日本人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喜清淡，几乎不吃油腻的东西。一日三餐，蛋白质充足，脂肪摄取量有限。第三，日本女人谋职不易。在日本这个处处体现“男人主权”的国家，男人录用女人时，“形像”肯定是很主要也很重要的一条。那么一半儿的日本女人的一半，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