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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互相道出几句真心话。
“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签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跟他动手。搞得他十分〔九监〕〔九介〕。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间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街道和马路两旁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都有人在贴“声讨书”、“决心书”、“誓言”以及“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忠信”之类。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称赞和评价的大字报最初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种种内容产生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中国人，都唯恐自己在这场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被认为表现消极，漠不关心。人民随时准备声讨党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伙“黑帮”，口诛之笔伐之。因为人民绝对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也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基于这种“绝对相信”，可以推测，如果人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定会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是那么习惯于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永恒的信仰，极少有人冷静地关注到，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而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推动起来的。人民更不可能预想到，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将党中央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
让党政军各级领导者们和每一个中国人明确表态，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第四章
天很黑。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记忆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幸亏有那件大衣啊！否则，穿着湿衣服湿裤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冻死。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昼夜交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对，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对伍，红卫兵的对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对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的。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对伍。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象隐蔽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里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四个多小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在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东西。肠胃饱了。湿衣服被身体烘干了。太阳出来了。人人都觉得暖和些了，便有兴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几名解放军都很善于鼓动情绪。领唱，挥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将人人的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亢奋。
街道两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儿，开不了门。一户户的窗口贴着一张张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脸，没够地往外瞧我们。有人渴了，向他们讨水。他们就打开窗子，捧出一杯杯热水，茶水。讨吃的，他们也极慷慨地给予。道谢，他们都说不用谢，招待外地红卫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当年红卫兵中有手表的可不多。几名解放军战士也没手表。那位营长倒是戴着块手表。可大家都不愿向他问时间，怕他轻蔑我们的耐心。便不隔多时，敲窗子问一次屋里的首都居民。他们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则主动地打开窗子，一次次向我们报时间：
“八点半了！”
“九点！”
“九点二十五！”
“九点四十五！”
“十点啦！”于是满街一片欢呼声：“十点啦！十点啦！”“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啊！”欢呼过后，队伍还不见动。满街的红卫兵骚乱起来。解放军努力安抚，说是刚刚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体不适，
检阅我们的时间有所推迟。仿佛一盆凉水泼向众人头上，满街红卫兵的情绪顿时低落。都唯孔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登不上天安们城楼，这一天检阅不成我们。等呵等呵，至中午十一点半，拥挤在那条长街里的我们的“杂牌军”，在正规军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走动。东四大街（也可能是东单大街）被红卫兵的对伍水泻不通地占领了。
三十人一横排，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跑一阵停一阵地前进。能听到《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声了。天公作美。夜间虽然寒冷，白天竟晴空万里，红日当头。转上通向天安门的马路，队伍由三十人一横排而六十人一横排了。各
路大军总汇合，欢呼“万岁”的声浪从前方黑鸦鸦的人头上滚将过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如远闻海潮。欢呼声仿佛在招唤我们，盖住了解放军统一步伐的口令。对伍乱了。
没有对形了。变成一股人流，一阵阵势不可栏地向前汹涌，一阵阵冲到了铜
墙铁壁似的，以更汹涌的反力卷荡回来！终于，我望见天安门了！终于，我接近天安门了！天安门城楼空空荡荡。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啊！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个多小时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
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看见了毛主席的，还再想看见。没看见毛主席的，不甘心没看见。天
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
面！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象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门或面朝天安门，全不由己，只有顺着那股漩涡转。
《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了！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
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带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啸了。群情鼎沸。“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
也许我离得太远了，也许天安门城楼太高了，出现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
沐浴着下午的阳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没我预先想象的那么高大。站在天安门城上，在我们的仰视中，甚至可以说显得很小。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统帅”，简直显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中毕竟最高大，所以我还是一眼就判断出了哪一个是他老人家的身影。并且别的人一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动，都站得很靠后，只能隐约看到些头。所以实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成千上万红卫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
毛主席显然也非常兴奋，一会儿走向东侧，一会儿走向西侧，一会儿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国徽之下那个地方。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挥手向红卫兵致意。时而挺身远眺，仿佛在注视天安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俯身低视，仿佛要同仰视他的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交流什么感情。“林副统帅”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毛主席走向东侧他跟随到东侧。毛主席走向西侧他跟随到西侧。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远眺他亦远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挥手，他挥语录。我们能仰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却只能仰到他的头和肩。尽管离得远，尽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毕竟显得伟岸，而他“最亲密的战友”却象个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所挡，又想象毛主席那样大幅度的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的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万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女播音员广播完，男播音员接着广播，语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象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的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
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兴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着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场。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以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辩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么，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么，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检阅早已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干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印。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博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
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是！当定是！”“你胡说！”“你别有用心！”“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
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