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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
馆。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
写她们就肯写么？”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
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
不释手。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买？”我一怔。他说：“你要个价吧！”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
“你想给多少？”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五元？”他点点头。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
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亲笔写的！你想一元钱一个字就买去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那么不值钱啊？她们的签名就白送给你啦？一分钱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后，要成立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什么的，我这破背心是有展览意义的！”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
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他犹豫着。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
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
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
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领导人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受什么批斗之苦。
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象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不能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并不看重因而才推出来的潘复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睐，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他们的范大哥仅仅获得了一个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仅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骗了。被愚弄了。他们愤怒了。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宣布诞生的当天，他们在全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几条是：
“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意在指其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挤。
“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
“我们要坚决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
“炮轰派”即此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潘复生被他们从疗养病房中请出来时，对他们不但确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简直受宠若惊。他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呢！造反派们没给他什么厉害的颜色看，允许他继续住在高干病房中“疗养”，他就很觉得是自己的大幸运了。造反派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弯腰低头，浑身瑟瑟发抖，不敢拿正眼看他们。当他们告诉他，要“结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前来试探他有没有这分野心，畏畏怯怯地连声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当他们终于使他相信了这种命运的大转变时，他激动得刷刷流泪，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从此永远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由“靠边站”而被“结合”，而且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对他们翻脸无情，实施严厉打击的铁腕。他将那些敢于“炮轰”的学生统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缉，视为要犯悬拿。他自以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
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籍口潘复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确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来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潘复生居然妄想一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北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样一来，他这个刚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