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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送走后，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闲事儿，你偏不听。怎么样，这下又把自己卷进去了吧？处理不妥，你非落个双方面都记恨你的下场不可！”
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双重间谍。我明白这样的角色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却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一情节或细节，使自己命中注定似的成了这么一个角色。我说：“你别烦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开门的是冉的母亲，面有愠色的老太太强作笑颜，没将我引进客厅，而引进了四间房中最里边的一间——冉的父亲的书房。经过客厅，我见鱼缸不在了，地上有没拖干的水迹。经过冉的卧室，我听到有人在里面抽泣。我想那一定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鱼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隐瞒我她们发生了争吵。我一落座她便说：“气死我了。”
我讪讪一笑，问怎么了？
老太太说冉反对她替冉的父亲准备进行到底的事。说冉认为，当女儿的起码也有一半的权力和资格，决定某件与死去的父亲有直接关系的事，以及决定怎样做才合乎父亲生前的一贯思想方法。
“你说她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吗？她还认为她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你说，父亲死在别人手下，当女儿的，哪有站在什么客观立场的？如果老头子恶贯满盈，又当别论。可老头子一生善良得没比正直得没比呀！谁反对我，谁就是我的敌人！。。”
老太太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恼怒起来，两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同时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并不时擂着自己的膝盖。她一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样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样子。
那一时刻我被她那一种气概震慑住了，预先想好该怎么说的话，全忘了，感到很是尴尬。仿佛内心里的企图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无遗看穿看透。我觉得即使要说的话又在头脑中重新排列组合好了，聪明点儿，识时务点儿，也还是不要说为妙，起码应该留待以后或许有了较适当的机会再说。老太太问我，是不是来告诉她进展情况的？
我说也是也不是。那件事么，进展是在进展之中的，但牵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结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说罢我起身告辞。
老太太翻出一条烟非要送给我。我推拒不过，只得笑纳了。我知道这将使我以后在她面前更加被动。但是她那么诚心诚意，使我唯恐却之不恭，没法不收。
复经过冉的卧室，老太太悄声对我说：“你劝劝冉吧，劝她别跟我争吵。这家，从此就剩我们母女俩了，不能争吵。一争吵，双方都伤心，都伤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么几分凄凉。我犹豫一下，说：“好，我劝劝她。”于是我进去劝冉。无非将她母亲的话，对她重复了一遍。其实我进去
之前，她已经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烟，随后才抬头看我的脸。她那样子，似乎对我有些冷淡。她说：“对于我们家的事，你最好别过分热心，别太介入，行不行？”
我说：“行，行。”她说：“行就好。”我诺诺着退出。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他妈的！。。回到家不一会儿，
电话响了，是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打来的。我告诉他，我请求他进行的事，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了。他说他还要继续进行下去。我冲着话筒嚷：“你这人怎么了？有病啊？告诉你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你却偏要继续进行下去！”他说，他得听命于他的职业良心，而不是听命于我。我说：“见你妈的鬼！”
电话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坚定不移的口吻又说：“这件事值得当律师的人为之一辩，律师也需要出名的机会。不过我将不是站在你的委托人的立场，而是站在替被告辩护的法律立场。”
“什。。么？。。”我不禁吼起来：“你他妈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这时妻闻声走到跟前，一把夺过听筒，说：“这很好，你是对的，你就这么继续进行下去吧。他刚才没听懂你的话，其实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又从妻手中一把夺过听筒，可对方已将电话挂了。我放下听筒，瞪着妻，咄咄逼人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妻说：“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应了小姚的丈夫，要帮助人家的吗？现在有一位律师愿意为小姚进行辩护，你还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气急败坏地说：“可他是我为冉的母亲请的律师，我已经将他的名字告诉了那老太太。现在他反戈一击，老太太对我会作何想法？我吸这烟，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强送给我的。对她，我可是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啦？”
妻愣了。她没想这么多，更没想到我非但没拔脱出自身，反而越陷越
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说：“活该！人家送给你，你就接？缺你烟过么？”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门去找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他却
来找我了。他说：“你先告诉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苏人不是？”我说：“好像是。你问这干嘛？”他说：“是江苏人就对了。两人争吵起来，是因为他先开口骂了人家，
用江苏话骂人家‘癞皮脸’。这在长江以南，尤其江苏一带，对妇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骂人话。对方也是江苏人，从小在江苏长大，对用家乡话骂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乡话回骂了一句，骂的是‘老疯癫’之类。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对方一记耳光。。”
我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样的老先生，怎么可能先开口骂一位妇女，还动手打人家？你对你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他笑笑，说：“我当然对我的话负责任。我调查了解过，还取了证。现在证言都在我手里。有看自行车的老头儿的证言，有对面卖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证言，有旁边修理自行车的师傅的证言，还有一位摆服装摊的姑娘的证言。你别急，你也别不信，你耐心听我告诉你，是怎么一个经过。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在取车。他碰倒了一辆自行车，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辆压一辆，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车也倒了。那男人却视而不见，推了自己的自行车便走。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从小木房里冲出来嚷嚷，想喝住他，让他把车都扶起来。不料那男人凶，骂了老头儿一句。老头儿瞅那男人凶，没敢惹。老头儿那一天连看自行车，同时照看着孙子。他那孙子在小木房里哭了，老头儿顾不上先扶车，赶快进了小木房哄孙子。被告呢，虽然自己的车也被压倒了，但和老头儿一样，不敢惹那个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车，推着走了两步，回头看看倒下的一排车，又不走了，支住车，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那一天也就不会发生那么一件事。咱俩今天也就不会谈这件事。细想想，还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生活中有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他妈很邪门儿的。她一辆辆扶起了十几辆车，还倒着十几辆没扶起来的时候，那位姓乔的老先生来取车了。倒着的车中，包括他的车。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车走去。也许她心里想：这点儿公共义务人人都应尽，您老把那些车扶起来吧。而看自行车的老头儿呢，进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见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车，也就发懒，索性不出来了。那位乔老先生呢，误会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以为那些倒着的车，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无法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误会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认为既然对方在扶车，毫无疑问地那一排车是对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别人的车，你就应该全扶起来。于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质问她为什么不把车全扶起来，并且批评对方缺乏起码的公德。她呢，当然说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车后座，不许她走。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扶，见我来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说没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难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说你们如今的年轻人，怎么竟这样！说你不把我的自行车扶起来，不把所有你弄倒这些自行车扶起来，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这号人不可！对方说，是我刚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弄倒的呀！你这位老同志怎么如此冤枉好人啊？这时又来了几个取自行车的人，见他们的车倒了，都以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语地冲她嚷嚷。那存车处，在商场附近，是个热闹的地方，于是就聚了好些围观者。其中不乏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对面卖烤羊肉串的，两位修鞋的摆服装摊的，前后经过全看在眼里，虽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种事不关己的白相者的态度，何况他们得照应他们的买卖。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都觉得一位老夫子样的老知识分子，和一位有理讲不清的年轻妇女当街争吵，本已构成热
闹，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一见没人劝解事儿没完没了，一边嚷嚷着‘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边迈出他那小木房。些个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却把他推进小木房里，堵在门口，不许他出来澄清事实。他们巴望着看更大的热闹，他们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噪成更令他们开心的情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位乔老先生，放开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车后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车，并接着去扶别人的。但他在这么做之前，骂了对方一句‘癞皮脸’。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车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围观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闲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着指骂姓姚的女同志是‘癞皮脸’。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于是她回骂了一句‘老疯癫’，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于是那位乔老转身扇了她一耳光。于是她从车后座上抽下了伞。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就用伞捅他，她只不过是持着伞对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种本能举动，一种下意识。那位乔老呢，呆住了。我想一来是因为自己当众打了一位妇女，他大概从没做出过这种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识分子有失一位长者风范的行为；二来呢，他大概不知对方下一步会怎么回敬自己。他盯着伞端愣在那儿，处于一种半防卫不防卫的状态。对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当众挨过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识举动搞懵了，当时她并没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完全彻底地丧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那一种时刻，她还是较理智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将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却有几个痞子混混，更加来劲儿地起哄架秧子。说他们是痞子混混，其实是说轻了他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些街头流氓。他们一边叫喊：‘打呀，打呀！中国人口多，打死一个少一个！’‘闪开点儿，闪开点儿，别溅身上血！’一边从后猛撞她。现在这个季节，人人穿得都十分单薄。那位乔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于有人撞，伞端就冲着他当胸捅过去了。。过程就是这样。一见有人被捅倒了，围观的人更多了。那几个痞子混混，觉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调查得很详细。那些证言写得也都很详细。他们对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是肯出庭作证的。因为但凡算个人，亲眼目睹了一场冤枉，总还是多少有点儿正义感的，总还是愿意讲句公道话的，当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类的人。何况我们当律师的。嗯？。。”
我已吸了三支烟。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烟。我觉得自己这个角色，纯粹他妈的是被导演耍弄了。而导演并非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亲是“策划”。我对她可真的没法儿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朋友又说：“事情闹得反了过来，我也没想到。一开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属一方去进行调查的，可是。。”
我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两个人为难，不如一个人为难。”
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让我一个人为难吧。你呢，按你决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说了些抱歉之类的话走了。他还要到法院去。原来法院并没定审，七年，不过是按照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毅然决然地往冉的单位打电话。她在。我请她立刻到我家来。
她说：“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啊！”
我说：“那你就请假。”
她说：“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说：“不是一般的事！你是乔老先生的女儿，而我可不是他的儿子，我对他没什么非尽不可的义务！来不来随你的便吧！”
一说完我就啪地放下了电话。
下午她来了。
我说：“冉，关于你父亲的死，倘若是这么个结果——法院只判对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还缓刑一二年的话，你估计，你母亲会接受得了吗？。。”
她摇头。
“那，你母亲会怎么样呢？”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有什么办法，或者有谁，能劝得你母亲偃旗息鼓吗？”“没有。”
“你的心里会平衡吗？”
“司机开车撞死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并没违反交通规则，也要判两年啊！”
冉的话，等于含蓄地告诉了我——果然如此的话，她也难以接受。看来，她和她母亲的分歧仅仅在于——平衡她们心理的那一刑期大于七年或等于七年。一旦小于七年，也许她们竟会同仇敌忾起来吧？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奇怪现象啊！
我说：“冉，上午，我为你母亲请的那位律师到我家来过了。他从今天开始，已经变成被告的自愿的辩护律师了。他估计，甚至被告有无罪释放的可能。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律师界很有些小名气，挺有辩护才能的。。”
冉那双眼睛，渐渐瞪大了。它们盯着我，似乎在问：你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你究竟起的什么作用？你究竟从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耍弄我母亲？。。我避开她的目光，将朋友的调查结果，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
听着听着，她的头垂下了。我讲得很艰难。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似乎是在对冉老先生作着有损于他可敬长者形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有些罪过，感到自己有些可恶。
我讷讷地说：“冉，真抱歉对你讲这些。一个事件的绝对客观的过程，也许是没有的。
其实。。其实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亲竟会对人产生那么。。那么一种古怪而又认真的误会。。不相信他竟在街头闹市先辱骂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还动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说：“我信。。”
我讶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说，“我料到了，我有预感。我知道。。某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出事前几天，父亲至少三次对我说过同一句话。。”
“他。。说什么？。。”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讶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而且。。而且太。。对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说。。他。。他蓄意激怒某个人，以求借别人的手。。了断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父亲也不是个嫁祸于人的人。其实，别人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儿，我有
责任了解自己的老父亲。于是我才发现，他头脑中充满了对立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头脑中有时冲突得很剧烈。他内心里也充满了情感矛盾，他的心灵经常处于受情感折磨的状态。他像一个空心的金属球，内中装满了滚球，触动一下，内中就发生碰撞和摩擦。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头头是道，对平衡自己的心理却无可奈何。我虽然了解了他，却帮助不了他。从理性上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改革的人，但是几乎一切改革的负面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他似乎很甘于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欢到处演讲，有请必至。请他作报告的单位多了他烦，一个阶段内没人请他自己又烦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在这个单位他大声疾呼改革势不可挡，在另一个单位他声讨起‘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怒形于色激昂慷慨。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谈‘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嘲讽‘玫瑰固然比菠菜美丽，可是用玫瑰熬汤无异于哗众取宠’。
在有的场合，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强调，每一个拥护改革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他悲天怜人，又说中国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负，人和改革的关系，不是炒锅和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