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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臆想。结果他就去了，结果自尊又带着创伤回来，又会对我像小孩子一样喃喃述说：‘冉啊，女儿啊，爸爸心里很悲哀，没人理解我。’。。”
他有时明白，承认所谓社会心理学，不过就是一门学问。承认自己这一位学者，不过就是依赖于它而确立了功名的个人。有时又不那么明白，认为它是和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经济一样重要的，关系到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项目大问题。这是冉说的，冉说她的父亲给中央写过一封信，提议中央下一个文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青妇联各界都要掀起学用社会心理学的热潮。说她父亲认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会心理学的普及运动，中国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他品尝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儿，好几天内戚戚然愤愤然，觉得自己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被严重轻蔑了。。冉说她的父亲自从因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后，不快的事懊恼的事令他愤恨的事接踵而来。先是他正带着的两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钱的诱惑，视博士证书如粪土，下海经商了。一名利用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给洋人刷盘子去了，发誓永不回国了。还将替他整理的一部社会心理学手稿暗中带出了国。原以为那等于是一大笔美金，却因为是中文的四处碰壁推销不遂。最后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价，当作“资料”，卖给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人家花钱雇佣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突击翻译完毕，并以最快的在中国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版了。当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书一发行造成不小的轰动。人家名利双收，不但获得了几万美金的版税，而且隔夜之间成了研究当代中国人的专家。据说连美国总统都对那一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认真通读了一遍不算，还推荐给他的白宫幕僚们，还邀请那位美国教授参加了一次总统私人晚宴。这件事反馈到国内，当导师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几乎震怒得背过气去。其后的几天内，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内不见人。咕咕哝哝独自说的是：“我花了四年时间，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卖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时刚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她当然没敢告诉父亲。她矢口不谈自己受到欺骗的心灵痛苦，娓娓地劝说父亲想开点儿。说父亲那么多弟子中，只出了一个行为卑鄙的不足为怪。而她的母亲却对她的父亲指责不休，声明自己从来没喜欢过老伴儿那个学生，斥他有眼无珠看错了人，实在是很活该的事。但这声明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她比冉的父亲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着那个卑鄙小人早点儿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儿不在家时，乔老先生将冉唤入书房，很是郑重地对冉说，自己终于想通了。人生在世，总难免被坑害几次的，何况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数已经不少，应该明白人坑人之事，实在寻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样。若以七十来岁的一大把年纪，居然还想不通这么点儿别扭的话，岂不是越活越娇气了吗？冉自是软声细语，说父亲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说也有学生被导师所坑的事。说互为坑之，方显出大千世界的公允。乔老先生微笑颔首，频频称是。说自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连起码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备，真真是太令人耻笑了。自嘲一番之后，更加郑重地对冉说，自己觉得太对不起女儿。因为在两名收山弟子中，他对坑了自己那一个，一向情有独钟。因为是在自己的促进下，女儿才以心相许。他嗫嗫嚅嚅地问女儿，是不是也以身相许了。经父亲这么一问，冉回答说是的。冉承认自己已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手术了。不过冉说这没什么，冉说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于怀，认为这种事是为男人做出的牺牲，因而有什么吃亏的想法，求索补
偿，甚至产生报复。
冉说她认为，这种事儿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馆，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也等于增强了自己今后在爱情方面的免疫力。于是乔老先生也说女儿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而当女儿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却没法儿说。乔老先生还托人给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恳言之至，目的全在于打消对方的负疚之感。说世界有时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后无论在哪儿无论在什么场合邂逅了，之间仍能以师生关系相待。没收到回信。乔老先生每每谈起，喟然长叹。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鸿遥渺，竟勾引得他怀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来。他还千里迢迢地去寻找过一次，想亲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么样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从此不惦记着了；如果混得不济呢，他想把人家带回来，继续收为弟子。心诚诚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归来之时却是哀怅怅伤戚戚。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当地自杀了。。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社会心理学家毕竟是社会心理学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么的也比不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中国人强不少。心理创伤一愈，一种“野心”油然萌发。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报复心理，乔老先生其实也是有的。不过报复的手段并不歹毒，报复的对象也不具体。
他对女儿表示他想通了，其实是想通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儿并没怎么想通，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儿反而越狭小。他承认中国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很没出息，行为很野蛮，形象恶劣。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中国人中的一个例外，不曾在知识方面侵犯过别国人的任何权益。倒是自己的论文论著，经常被国外发表转载出版，却从未收到过从国外寄来的美元英镑什么的。而堂堂一位美国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却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形象很恶劣的中国做出牺牲，他认为等于是应该落在骡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并且他觉得这一种牺牲起不了什么有益于中国的作用，不见得就能替中国的形象扳回一分。与其默默牺牲，倒不如一报还一报来得英雄。于是他动用存款，求助于形形色色的人，从美国寄来或买来大批书籍。不唯心理学方面的，也有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他召集全体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开了一次会，陈述己见，说那些书全部翻译了，筹办久矣的《社会心理学刊》就有一笔钱创刊了。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也能各自暂缓拮据。他说他已经和许多出版社联系妥了。说他预测，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尤其是一些实用性的普及性的小册子，将在图书市场走俏，受到各层人士的青睐。至于那些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因为发行量将相当可观，出版社给的稿酬标准不菲。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无不大鼓其掌。都说导师的思想终于也算“开放”了。都说我们不干谁干？都说此时还不干更待何时？都说他们早已这么干了，只不过都怕导师不准许，都怕惹导师生气，瞒着他干而已。说现在是可以大显身手地干一把了，因为有导师亲自出马担任“公关”，当然的要和导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说这是导师和他们大家的“公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说都愿意发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之精神，至于手中正翻译着的种种为稻粮谋的东西，保证一概的先都暂停。于是统一了目标，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意志。于是皆大欢喜。于是第二天便都废寝忘食地投入了此一项规模宏大的系列性的共同的“希望工程”。。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乔老先生身先士卒，亲自上阵。那时节初暑骤至，他每日里从早到晚，
极其自觉地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仅着裤衩和背心，一手持笔，一手握扇，很有些“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样子。老伴见他魂归正业，亦对他表现出格外的关心，几回回欲将电扇从客厅里搬到他的书房去，但他杜门不纳，予以坚决的反对。他说一有电扇在旁边嗡嗡响，便会一个字也译不出来的。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其实他的翻译速度，比哪一名弟子都缓慢。毕竟老了，毕竟思维不那么敏捷了。而且，颈肩病和他作对，双臂阵阵麻木，还经常偏头疼。而且，一辈子认真惯了，每句话每个字都不肯轻*事浔省Ｋ。。阅兀。。导*上俩他自己，也是顶不上他的任何一名弟子的日成绩的。他还自书一幅对联——“引书媒以戚戚，入文亩以休休。”求人裱了挂在墙上自勉自励。一想到不久将来的一大笔经济效益，一想到不久将来《社会心理学刊》创刊时那份儿欣慰喜悦，一想到众弟子分红均利后置家添件的兴奋，和必然要对这位导师说的些感激之词，他恨不得能将自己变成一台打字机。买一台廉价的电脑——是他近年的夙愿，也是他此番奋不顾身的原始动力的一部分。颈肩病的折磨，使他预感到自己和笔为伴的时日不会太长了。星期日，他照例带了烟、水果、饮料之类，四处往返看望弟子们，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劳和鞭策。冉自是非常体恤父亲的，有时通过朋友的关系弄辆车，陪他一块儿看望弟子们。后来就从报上见到了中美双方开始洽谈知识产权问题的新闻，这不免就使他心理紧张起来。晚上接着从电视里看新闻联播，看完一言未发神色大异地踱入了客厅。冉跟入客厅，见他委顿地坐在沙发上，心事重重叼着烟斗吞云吐雾。冉觉得父亲的忧虑是多余的。她认为中国人做事情，一向拖拖拉拉，体现在外交方面，也果断不到哪儿去。何况，老美的态度，似乎挺强硬，听说先决条件和具体内容都比较苛刻。而中国有中国的难处，真要全盘接受了，只一个琼瑶，就有理由向中国的各出版社各刊物索要几百万。全国仅此一项，大概就得补偿几千万，也许远远不止。那么中国的出版业有一半儿就得负债累累，有些就得黄。中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就不能全盘接受，那么就得继续和老美进行洽谈，相互讨价还价。也许二三年后，才能达成一个什么协议。而几个月内，父亲们进行的事儿，也就大功告成了。忧虑的什么呢？听了冉的一通分析，乔老先生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然而那一天以后，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纷纷登门，看来都不无担心。
乔老先生，就用冉宽慰过自己的话，复而宽慰弟子们。众弟子听了，也都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各自恢复亢进状态，更加废寝忘食，更加孜孜不倦，更加争分夺秒，更加奋不顾身。“希望工程”终于全部“竣工”那一天，乔老先生和众弟子到一家小饭店相聚庆贺。之后推荐了几个人，各自带上他的亲笔信，到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去送稿。不久几个人先后返京，都说对方不肯接受稿子。乔老先生说怎么会呢？当初谈妥的嘛！那几个弟子说，人家都有顾虑，怕哪一天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议一生效，有一条若是追索前债，美国的版权那么值钱，人家担待不起。他瞅着弟子们带回的一捆捆书稿，当时血压升高，一阵头晕目眩，险些跌倒。半晌缓过些神儿来，讷讷说出的一句话是——“我这不等于把你们都耍弄了吗？”众弟子见他那样，都不忍埋怨。都说先生千万别这么想。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权当我们大家在您的督促之下练习笔译了。他望着几个月之间，一个个劳苦得形销骨立的众弟子，心疼他们，懊恼自己，不禁地放声大哭了一声。冉也觉得十分的内疚，觉得父亲的“希望工程”的落空，似乎和自己不无责任。起码自己要是不对父亲说那些自以为是的话，父亲早早地罢手，也不至于接着白白投入了两个多月的心
血。于是她保证说，出书的事，包在自己身上了。有胆小的，可也有胆大的。她说她的朋友之中，很有些能人，肯定会替她和出版界的“个体户”们牵上线。到了这种地步，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反正这批译稿能印成书就意味着父亲他们几个月的心血值，就一样有经济效益。反正都非内容反动的诲淫诲盗之书，绝不在国家所禁之列。乔老先生开始是反对的，他唯恐自己学者的名声受损。但弟子们都说可行，并怂恿他同意。最后他也就违心同意了。北京这地方，也不知被股子什么邪气笼罩了，不但孕育出大批大批的“侃爷”，而且滋生出不少的“侃婶”、“侃姨”、“侃姐儿”、“侃妞”。时代确是有些不同了，女子不让须眉。能“侃”的人按理说不太容易被信任，不被信任的人按理说朋友不会多。但在如今的现实中恰好反过来。冉却是个例外。冉不是个“侃姐儿”，但冉的朋友也挺多，从文人雅士到鸡鸣狗盗者。冉纯粹地是例外观象，别人都上赶着交她，她没办法。仿佛一棵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全由不得自己。冉这个例外现象为什么就例外，我搞不大明白。她曾说她自己也搞不大明白。不太可能是冲着她的父亲，她父亲没那么大魅力。唯一推翻不了的解释是她的个人魅力。如今有书卷气的年轻女性不多了，书卷气被脂粉气一大片一大片地覆盖了，漏网的几个就成了凤毛麟角。一成了凤毛麟角，便格外地有人欣赏了。东西是那样，人同此理。冉的朋友们更是些交际宽广的人。人托人，一竿子搭一竿子的，就搭上了个体书商们。他们都是些“地下工作者”。联络网线虽几经瓦解，但实力仍在，只不过与先前比起来，更“地下”了而已。一有牟利之机，他们都像水底游蛙似的蹦到岸上。那几天冉家里好生热闹，不速之客纷纷光临。乔老先生自是不屑于和他们打交道的，由冉接待。没用冉费什么唇舌，总共一百多斤分扎成二十几捆的书稿，一页不少全被拎走。冉老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没谁向导*ψ肺*过结果。他们都有心理障碍，怕一问必加重导师的负疚感。乔老先生也不问女儿。他也有心理障碍，怕女儿将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女儿若看得太重了，必频频去问那些个体书商们，进而会不会令那些个体书商们小瞧了自己这位老学者，和自己的弟子们呢？在中国，出一本书能那么快吗？何况岂止一本。大小学者们也开始往钱眼儿里钻了不是？那也得有耐性哇！他尤其怕遭到些个体书商们的耻笑。都不问，渐渐的，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