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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遭到了中国式的强奸。原作者们都是外国人，这一种中国式的强奸，好比在睡梦中遭淫，眼不见心不烦，算不上身受其害。而他，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中国人。想都变成外国人也不那么容易。这一种强奸就势必引起不利于他和他的弟子们的连锁反应。这一点使他七窍生烟，接着的感觉是不寒而栗。他拿起一本翻开，但见前言写的是——“此一套系列丛书，是由著名性心理学家乔老先生亲自审定和主编，他的精英弟子们通力合译的。乔老先生是当今中国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性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弗洛依德。。”他再翻另外十几本，本本都有同样的前言。他这一翻不要紧，就引起了书摊主人的注意。人家端详他片刻，指定他说：“这位就是乔老先生哇，快买快买，买了请他签名啊！”原来这套书设计得与众不同，还印了他的照片。但不是印在封面上，也不是印在内封，而是印在封底，所以他没发现。于是他被包围，被争先恐后地请求签名。结果引来了更多的人，结果他就昏了过去。。
他醒来时，已在家中，已在书房里的小单人床上，已是晚上了。床边守护着冉，冉身后站立着他的众弟子。老伴儿在客厅里哭。她觉得把她的脸也丢光了。。好几名弟子手中拿着印有他们名字的书，当然没人给他们寄过样书，都是他们买的。
他质问冉这一切作何解释？
冉无言以答。
一名弟子说，原先总抱怨搞学问的，不如作家们出名快。这下可全出名了，没想到出名并不难。。一名弟子说，按严格的语法要求，所有书名中的“的”字，其实都是一个多余的字，应该删去。。一名弟子说，封面还可以，至于内容么，只有一半儿是他译的，另一半儿不知是什么人的手笔。。只有一名弟子仍保持经济头脑，说别的都甭扯了，要稿费是大事。
十几本一套书，稿费加在一起至少该是五六万。被骗奸了就被骗奸了吧！逼良为娼的事儿别人经历过，咱们经历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稿费到手，认了。冉的作用仍不可一概抹煞。有了那五六万元钱，咱们被骗奸了一次也不亏啊。。
当父亲的质问女儿，哪些个体书商，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冉说，当初他们中的一个走后，她觉得玻璃板下少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怀疑可能那人偷走了。但没想到会被印在书上，也就没当一回事。。冉哭了。她一哭，父亲的弟子们，便都劝起她来。都说他们的话，没有半点儿责怪她的意思在内，不过是一通自我调侃。人遇到不快的事，自我调侃不是比较能想得开的态度吗？他们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替他们催讨稿费这一任务，她得明确接受下来啊！。。于是她的父亲，也就不再质问她什么了，只说——稿费一分钱也他妈的不许少！。。老头子一向很讲语言文明，从不说“他妈的”。那一天不但说了“他妈的”，而且还骂了超“国骂”的话。。冉讲着这些的时候，像位作家在口述一篇小说。讲到某处，甚至还自笑。或者，停顿那么一两分钟，仿佛继续构思的样子，仿佛当我是她的记录者，怕我的记录速度跟不上，等等我。似乎的，她已经忘了为什么讲给我听，忘了她曾为什么哭。。
我问冉，她替她父亲们索讨到了那笔稿费没有？我挺替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窝心的。
我暗想我若是那些个体书商们，一定给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开每千
字五十元，不，开每千字六十元的稿酬。否则，真是天理不容，真是良心不安的事。
“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
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
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
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叹了口气。
我陪她叹了口气。
我说：“冉，你。。相信某种迷信的说法吗？”冉说：“你指花花那件事？”
我点头。
冉说：“以前不信。现在，多少有点儿信了。自从那件事后，不顺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亲身上。连父亲都被搞得有点儿迷信了。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他嘱咐我，买些上好的排骨，炖一锅，夜里十二点左右，埋到后山的小树林里去。父亲曾经常带着小狗在小树林里散步。父亲还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语，说是投生咒，嘱咐我一边埋，一边念叨。我对父亲说这么做纯粹是迷信。父亲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够减轻人的心理压力的。只要有利于获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听了，觉得父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那么做了？”
“嗯。我很怜悯父亲。父亲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亲都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没想到父亲渐渐康复了。你说怪不怪？”我说：“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涂。”
冉说：“是啊。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字画，你注意过没有？”
我说：“注意过。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挂郑板桥那几个字。”
冉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涂一次的人。我母亲也是。如果他俩有一个活得糊涂点儿，后来的一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挺没意思的。我父亲住院时，我和母亲不是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吗？结果就从台湾引来了一个人。还是个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一点儿也没法儿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牢牟记住青年时代的恋人不忘。青年时代的爱情，不就像青年时代做过的梦一样吗？值得不忘吗？这不是太古典了吗？时代已经非常现代了。又现代又现实，还有些个古典的人没死绝，仍活着，可不就会发生些不该发生的事吗！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母亲也不知道。但我父亲的几名学生却知道，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亲对他们讲过。”
“我想也是。当教师、教授、导师的人，有些事，从不讲给家人听，却会讲给学生和弟子听，而且毫无隐瞒。是我父亲的那几名学生往台湾写的信。你说他们不是多事吗？”
我说：“你也不必埋怨他们，他们无疑是出于善意。”冉说：“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国商界，她只和一位老佣人住在台北。写小说，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琼瑶，都有挺亲密的交往，她专程从台湾赶来，目的只不过是想赶上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住下后，一听说父亲并没死，不用说是很惊喜的。又听说父亲的处境狼狈，她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有责任拯救父亲于水火之中。当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挂电话，父亲接电话时很激动。我几乎没见到过父亲有那么激动的时候，他握着听筒的手都在发抖，脸上忽然地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放下电话就擦皮鞋，穿上最体面的一
套西装就出门。那天是星期天。
母亲很诧异，问父亲哪去？父亲含含糊糊地说去看一个人。母亲有些困惑，也有几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着。在公共汽车站父亲发现了我，不许我跟着，后来又同意我跟着了。
当他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见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当时也猜不着。他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再就不说话了，彼此默默地望着。他们那一种目光，都含情脉脉的，如同一对儿久别重逢的情人。我觉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离开了房间，坐在前厅等候父亲。两个多小时后，父亲才出现在前厅，父亲脸上的晦气一扫而光，仿佛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又相当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父亲很坦率，他承认是他青年时代的恋人。我又问父亲此刻心情如何？父亲说两个字足以表达——幸福。这一种回答差点儿使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接着问父亲有何感想？父亲一边走一边背了一首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父亲顶喜欢李商隐这一首诗，以前也常背诵的，所以连我也能背下来了。但是那一天我听了之后，心里好生的别扭。我挺替我母亲难过的。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比起来，我母亲显然是丑妻，胖得不成体统，每天跳迪斯科也减不了肥，性情也乖张。人家那个台湾来的女人，风韵犹存，谈吐相当儒雅。虽然也快六十岁了，但仍女人味儿十足，还浑身具有那么一种浪漫气质。我有些恼火地问父亲，两个多小时，你们不见得一直面对面坐着尽说尽说吧？互相有什么亲热举动没有？父亲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没听到父亲那么爽朗地笑过了。父亲更加坦率地回答我，总不至于像电视里的两位播音员那样吧？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的感想就是——你们以为你们都是在以温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没劲！那一天回到家里，看着我父亲和我母亲在一起，我觉得好荒唐，好奇怪。我暗想他们当初怎么会结婚呢？以前，父亲整日伏案不息，母亲每天早晨匆匆去上班，下了班忙忙碌碌地做顿晚饭。吃完饭一家三口各归各的房间。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晚上才一块儿聚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我并没觉得父母之间有什么互相妨碍的地方，大概他们也没觉得过。如今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是个半赋闲的人了，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月三十天，他们谁也躲避不了谁了。这就成了一种不幸。记得有一天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真奇怪，我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呢？’而父亲回答：‘这正是我早就想对你说的话啊！’回到家里，母亲背着父亲问我：‘你爸究竟看的什么人？’我没出卖父亲，我替父亲打掩护，说就是去看一位当年的老同学。以后父亲又单独去看了那个台湾来的女人几次。有一天，父亲不得不主动向母亲坦白了，因为那个台湾来的女人临走前要到家里来做客。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她向父亲表达的愿望，还是父亲向她主动发出的邀请，反正结果都是一个——父亲向母亲坦白了。也许有些不得已的成分。母亲一听就火了。母亲火了，似乎不无她火了的道理。都七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越活越邪性，冒出个青年时代的恋人来？而且还是海峡那边的？而且开始还不讲实话？而且还一次次地去幽会，还要请到家里？母亲嚷嚷着说，不许来。别的先不论，来了能不留下吃顿饭吗？那么谁做呢？你们之间倒都显得有情有义的，让我为你们服务，给你们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呀？没门。父亲说，你怎么是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呢？你是女主人嘛！
再说你也不应该认为我是一次次地去幽会，我是去看望。人家为我千里迢迢而来，在北京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的，我能不多去陪陪人家，消除人家的寂寞感吗？母亲说，你怎么从没想想我寂寞不寂寞？你怎么不在家里多陪陪我？父亲说，我在家里陪你的时光你还嫌少吗？母亲说那是因为你没处可去。你在家里像个哑巴，在那女人面前你也像个哑巴吗？父亲说，你不要非将人家当成我青年时代的恋人嘛！你要将人家当成一位台胞嘛。欢迎不欢迎人家来做客，也要从你们贵党对台统战工作的大处考虑嘛。想当初，你们贵党让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对我进行统战工作吗？你已经为你们贵党在这方面做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