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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
哪啊？”我说：“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
排一个床位。今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
愧，感到不安起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画中人》的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笛坦。。。。詹焕胧帧Ｗ畛跷一购芷婀郑。。晕K 。。俏皇*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
的啊？讲讲，讲讲。”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后来主任告诉我，如果我的鉴定中没有那一条，就凭我当时“闯堂”
那种“红卫兵”遗风，他是绝不要我的。其实我当“红卫兵”时，反倒“温良恭俭让”。“大串联”回到哈尔滨，见了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剃了鬼头，我仍在校门口对她行礼，问“老师好”。因为我是她喜爱的学生。我的坏脾气，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闹出什么人命官司
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
星两记耳光。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
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充分休息。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
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
提醒。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
们北方人称之为“逗闷子”。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
小时了，我认为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
了几下，以示警告。“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
好觉了，照顾照顾。”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
自觉了吧？”
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个孩子在那屋里。
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眠。”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
我感觉真是优越得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
刚才说什么？”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
就是你这个解放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有理讲理嘛！”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
下独自气得不行。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老老实实承认：“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问：“你是跟他闹着玩吧？”我脸红了，回答：“闹着玩。”副主任说：“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闹着玩嘛！你这么老实的青年怎么会打人耳光呢！
小演员也太娇气了！”接着当我的面，向导演夸奖我如何如何的稳重老实。还让导演回去对“童星”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又说：“小小一个孩子演员，竟敢装病罢演，太张狂了！”
“头三脚”给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亲的教诲真是伟大！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童星。然而这件事，却经常回忆起。因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强的某种本性？那童星当时固然令人着实可恼，我打了他两记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样地欺负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龄呢？而是一个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着嗓子嚎个通宵达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动手的。就是反过来他打我两记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儿。如此分析起来，我又似乎是有点：“欺负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
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吼一句：“别他妈的乱吵吵乱嚷，惹急了老子扭断你们脖子！”估计小小年龄的“少年”也断不敢对我那般无礼。看来“非礼勿动”，老祖宗的遗训只有成为全民族的德行，才会人人都不失“君子风范”！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难过。
心想好端端一个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个儿毁了么？
前不久又从一份什么电影报上看到一条有关他的报道，说是到某学校学习了几年，拿到了毕业文凭，目前正参加一部影片的拍摄。还登有他的照片，仍穿军装。才知所谓“判刑”一说，纯属公开贩卖的谣言。某些小报也真正可恶，居然还在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下印上“本报记者”字样！获得了一次学习机会，拿到了毕业文凭，我挺为他高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我在北影作了两年外稿编辑。每月看五十余个剧本，有时还多。大概总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个外稿剧本，却一个也没有扶植成功过。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组的剧本，绝不下六七万之多。经过扶植最后拍摄或发表了的，不超过五个。所以我真希望许许多多在业余创作电影剧本的人，还是量力而行，莫如将创作电影剧本的兴趣转移到看电影方面去。
两年来我没有扶植成功一个外稿剧本，但我自以为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稿编辑。从一千五百多个外稿中，我“慧眼识珠”，发现了张辛欣的电影创作才华，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骄傲一下的事儿。
那天没吃午饭。一觉醒来，睡迷糊了，还以为是个早晨呢。看看手表，才知是下午。懒得起来，想起书包里还带回个不知什么鸟“剧本”，干脆躺着处理了吧！便掏出来侧头看。
一看就没放下。一口气看完了。
稿纸相当干净，字迹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个对待创作极认真严肃的人。这一点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
剧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风格是属于较现代派的。明显看得出受苏联电影文学剧本《礼节性的访问》影响很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交叉闪现，剧中有剧，男女主人公是双重身分的剧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电影观念不像如今这么更新，这么解放。所以我断定这样的剧本，是既不能拍摄也不能发表的。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一千多个外稿中，最好的一个。一个真正的电影剧本。一千多个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我认为我那一千多个不算白看。
剧本对于电影艺术的特点体现得频有匠心。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办公室。剧本未写作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信封上了解到。
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
我说：“发现了一个好剧本！”
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
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
北医三院离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医院”。我便决定给作者写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来面谈，意在结识个文学朋友。我那时在北京一个文学朋友也不认识，常感到无人交谈的寂寞。
写信前还研究了半天。张辛欣——怎么也没有女人味，字迹也颇似男人笔划，断它是“他”而非“她”。
二十九岁时的我，将自己束缚得多么紧固啊！未经组长允许，倘若是将一位女作者在整个主楼无人的情况之下邀到办公室交谈，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还是个姑娘，那岂非会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谁知你们交谈的是剧本还是什么？外稿组当时有规定，不经组长同意，编辑是不得随意邀作者面谈的。
星期天，买了两盒带过滤嘴的“牡丹”，买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可见我是多么心诚之至！刚到约定时间，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便传来了脚步声。我暗想，这作者
可真是个时间观念强的人。我才站起，“他”已敲门。开门，大诧——是一个“她”。个子不高，圆脸，眼镜，短发。翻领银
灰女青年衫，银灰裤子，接近银灰的蓝色刷得靠白了的胶鞋。一身银灰。若伸展双臂，如同降落在我的办公室门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张脸不太容易判断出实际年龄。说十八九不显大，说二十四五不显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着不是我来求你，是你“请”我来我才来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张辛欣。我没料到她是个女的，大概她也没料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我讶然，她扫兴。我的讶然掩饰着，她的扫兴却当“见面礼”全盘“赠”给我。“请”得“神”临，就得敬着。
引进。矜持地进来。让座。矜持地坐下。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请茶。说：“不渴。”请嗑瓜子。说：“牙疼。”犹豫了一下，请吸烟。说：“你殷勤过分了。”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我说：“不拍。”问：“要发表？”我说：“不发表。”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
北影上一部电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
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脚便走。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她不回头，走的很快。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
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
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
着为如此不识好歹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 ，判处了她的“死刑”。
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个！。。后来，翻《北京*难А罚。。。。兴。。囊黄P ∷捣
⒈砥渖希。。亮税胍常。。*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
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他们就对我描绘。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心中不禁暗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