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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他们就对我描绘。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
一个”并非“那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后半部拘谨。”
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
冷水。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
暗自承认，安忆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安忆，谢谢你。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
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学》？”
《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
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为你骄傲？”
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
又问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她笑了。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
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他们都说看过。我又问：“她怎么评价？”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还问：“真的？”答：“当然。”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
听到我所敬重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去找辛欣。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品？”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
明天作结论呢！”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
的最下等的小客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
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丛趺匆驳*不出图像来。
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
里搬来前我还看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我说：“那小子是我。”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我说：“没错。”“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我问：“你是谁？”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
了？”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胖了。”她说，“我结婚了。”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
憾慨系之地说：“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
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当爸爸了。”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
未刮，荒芜了满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她说：“没事，没事。”我问：“辛欣情绪如何？”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
乎”。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
痛不欲生。”正说着，辛欣回来了。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
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
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
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
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
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
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
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
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
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
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
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
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
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我答：“看看再说吧。”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
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
任当面说。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
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