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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严重的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
我问谢米怡斯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
他说：“首先，应该浏览一下早晨的报纸，哪怕是溜一眼标题，了解都有些什
么事。还要浏览已经筛选过的塔斯社综合报告，所有重要内容都已画上了着重线。
秘书处和助手准备好了外国媒体综述，这是要看的，以便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国
内外正在发生的事。
“然后是日常情报：内务部的汇报，卫生部的汇报以及反间谍机关的汇报，内
容都是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同样是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所要了解的……
“接下来就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工作。送来第一份邮件，需要立即审阅并作出决
定。然后空出一段时间，用来接待某位工作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代表。约在11点，克
格勃主席要审阅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为政治局委员们准备的绝密材料，然后要亲
自在这些材料上签字。晚上他要签发第二份提供给政治局的专门材料。材料要放在
封好的信封里送去。就连政治局委员的助手也无权打开和阅读这些文件。
“克格勃主席分门别类地发送文件：一般性情报供所有政治局委员参阅，以扩
大视野；范围比较窄的情报供有关负责人参阅。如果情报涉及对外政策，则一定要
送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情报要提供给安德罗波夫。他当
时是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
“情报分析处负责对专门材料进行严格的分类。该处要就什么情报送什么人提
出建议，还要考虑到这种情报以前送过什么人，以免发生向某位政治局委员通报了
某些事情的开头，却忘了报告结局这种事。克格勃主席经常提出修改意见，有时指
示把通报范围扩大点，或者相反，把范围缩小点。
“这之后是会议和大范围的会见。这涉及的已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日常事务，
而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最后是委员会会议，这些委员会是为执行中央和部长会议的
某些决定而成立的。星期一是‘钉钉子’的日子，即确定这一周应该解决或完成的
3…4件重要的事。”
与前任，尤其是与自己的继任者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只有4个副手。他说：
“自己需要几个副手，就设几个副手。否则安排了副手，你却不能让他们各司
其职。副手可不单单只是提供帮助，他应该自己考虑该干什么。如果副手来了，就
应该立刻接见。如果让他在那儿排队，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再召见他，那他还算什么
副手呢？他来一趟可不只是呆3分钟，他要呆一个小时，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部下来汇
报工作。如果你有10个副手的话，你用一个星期都接见不过来！
“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及边防部队的司令克格勃主席也必须立刻接
见。至于一些辅助性的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对技术局局长向来可以说：
‘朋友，你得等等。过两天有空的时候我叫你。’当然，如果没有急事的话……
“跟踪局或政府通信局都是可以等的。特别是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那就拿起
话筒，通过电话询问各种情况。
“但是，一些关键的处和部门的领导人是一定要见的。我有一个习惯，在许多
事情上，我会把总局局长和直接办案的处长一起请来。首先，我想看看这个处长有
何能力。其次，他进行了深人研究，什么都装在脑子里，总局局长不会向我汇报的
所有细微之处他都了解。有了他们，汇报会更有意思。
“我上任时，真是一无所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没有你们我无法工作。’
情报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头一次来汇报工作，我需要就我们在印度或孟加拉的工作作
出决定，具体是哪国我现在不记得了。还不是解决什么，就是说一句话，给多少钱，
是5000美元还是3000美元。我不发话，这件事就定不下来。我就直接问他：‘你意
见如何？你怎么认为？’我就照他说的作出了决定。不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顺便
说一句，6年里他们从没有哄骗过我。就连试探我或故意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偷偷塞给
我这种意图都没有过。从未有过这种事！
“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和反间谍局长奥列格·米
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都是非常能干的将军。萨哈罗夫斯基比较理性，矜持，少
言寡语，而格里巴诺夫甚至带点冒险主义的味道，我喜欢这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反
间谍工作者来说，带点冒险精神和幻想色彩是很棒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甜蜜的陷阱”
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亲自策划了招募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莫
里斯·德让的行动，这位大使因喜爱大剧院芭蕾舞女演员而著称。
间谍出于意识形态、崇高的理想而为情报机关工作，这对情报机关来说真是件
美事。但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是非常稀少的。
基本上是出卖情报。有时是为了爱情，例如爱上了外国情报机关的女工作人员。
有时需要借助恫吓招募间谍。
特意为法国大使设置了一个“甜蜜的陷阱”。在床上招募所需要的人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行动。他爱上了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她是那么地高不可攀，这更激起了
他的欲望。当确信大使已牢牢地上钩后，就可以邀请他去一幢别墅了，这实际上是
幢属于克格勃的别墅。于是他的恋人突然表示愿意与他幽会，还告诉他丈夫出差了。
大使感到幸福极了，一切都很美妙。当然，房间里已装上了窃听设备。半夜，
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一个好像丈夫的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来，他
其实是克格勃军官。他巧妙地扮成一个喝醉的、爱吃醋的人。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
时，他装出愤怒的样子，痛打大使，把身上只有一顶帽子的他赶出家门。
女演员大叫：“不要打他！他是法国大使！”“丈夫” 则愤怒地咆哮着，要去
法院告他，向法国政府告发他……这是大使最害怕的。他赶紧向介绍给他的据说是
莫斯科的一个“大人物” 求助。“大人物”在部长会议大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被告知大使。这个“大人物”就是反间谍局局长格里巴诺夫。
大使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不要闹成国际丑闻。格里巴诺夫不太情愿地同意
试试，但又说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办法。应该同他们建立起关系，也许他们愿意谈
一谈未来的苏法关系。当然，不会涉及什么机密，只是谈一谈……大使什么都答应，
只要不声张出去。他就这样被招募了。但一名叛逃者使整个行动泡了汤，他和盘托
出了为法国人设计的“甜蜜陷阱”。
格里巴诺夫的仕途生涯由于1964年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尤里·诺先科叛逃而结束。
反间谍局局长必须对失败负责。
不过，谢米怡斯内在任时抓获了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之一苏联军事情报机
关的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他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他的落网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胜利。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被立即带去见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
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他。佩尼科夫斯基嘟哝着说，他没做
任何坏事，没有任何罪责，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下令把他带走……”
佩尼科夫斯基葬送了苏联在瑞典的一名最优秀的间谍。瑞典政府裁军顾问、古
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朋友、总参谋部的上校斯蒂格·埃里克康斯坦斯·文纳斯
特伦姆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后承认，他为莫斯科工作了15年。就提供的情报的数量来
说，文纳斯特伦姆可与金·菲尔比相媲美。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将军曾和他打过交
道。1960年，尼科利斯基被任命为驻瑞典武官。
尼科利斯基将军说：“瑞典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关于其军队的
消息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我们是想借助瑞典人找到刺探北约和美国机密的途
径。我们需要文纳斯特伦姆干的正是这个。他在华盛顿当了5年的空军武官，为瑞典
空军购买飞机，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国所有的新式武器，后来又到国防部空军装备处
当了4年的领导。您自己想想，他是何等地神通广大。
“例如，当时我军对美国新式‘霍克’导弹非常感兴趣。我们请求文纳斯特伦
姆帮忙，他搞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间谍来说，传递情报是最危险的时刻。您和文纳斯特伦姆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经常见面，大约每周两次，在各种各样一定要请武官的招待会上。在这
种嘈杂的情况下，他把情报转交给我，我则向他转达总部的任务。文纳斯特伦姆在
莫斯科当过武官，俄语说得很好，因此他同俄罗斯人的接触显得合情合理。”
“为什么他会暴露呢？”
“情报总局把文纳斯特伦姆提供的关于西方最新式武器的情报交给了最感兴趣
的那些人，即苏联的武器生产者。佩尼科夫斯基有机会接触这一情报，他最终查明，
很大一部分秘密情报来自瑞典，于是把这一点报告给了自己的英国联络员。”
“总的说来，瑞典反间谍机关并不以成绩斐然而著称，可是瑞典人怎么会挖出
了文纳斯特伦姆呢？”
“在他暴露前不久，总部指示安排文纳斯特伦姆同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见
面，但不是在瑞典，而是在芬兰。文纳斯特伦姆赶到赫尔辛基，旅费是我们出的。
“我驻芬兰的同事得到指示，会晤不得安排在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寓所，而要
在‘邻居’，即克格勃负责人那里，以确保万无一失。间谍头目提供了自己的寓所。
莫斯科来的官员同文纳斯特伦姆在这套寓所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可几周后作‘邻居’
的间谍头目逃往西方。”
“赫尔辛基的这次会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所有的官员干嘛都那么喜欢出国？所谈的内容极其微不足道：对文纳斯
特伦姆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好像这件事我做不了似的，如果由我转达感谢的
话，就可以把情报机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向文纳斯特伦姆允诺了许多东西，
养老金、勋章，但什么都没兑现。
“我们那种明明办不到，却还要打保票的习惯对他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他翻拍了我们感兴趣的机密材料。我向他提供了‘盾牌’专用胶卷。胶卷由
我们的科学研究所研制，据他们向上级报告，即使胶卷落入敌人手中，也没办法使
胶卷显影。
“文纳斯特伦姆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并不急于送出胶卷。但当他被捕后，瑞典
专家很快就洗出了照片，这成了无可争辩的罪证。他是在按我们的指示偷拍了总参
谋部的重要文件，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时候被捕的。”
“这么说来，苏联情报机关对他的暴露负有责任？”
“情报机关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它也患有我们整个国家机关所患的那些弊病。
“有一次，总部指示我搞到两个速度调制电子管，这是火箭发射所必需的零件，
当然，这是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这两个零件每个花了我们4000美元。可是
等零件到了我们手里之后，总部又来一个指示：只需要一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另一
个用不着，要退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通过冒名顶替的人买到零件的，因为
做这种交易商人是要坐牢的。但总部不考虑我们的理由，购买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
管的钱没批下来。
“那个该死的零件价格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曾试图把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
卖给捷克人或波兰人，但一无所获。无意中问了一下我们的商务代表：有没有谁需
要速度调制电子管？他询问了对外贸易部，立即得到了答复：‘通过送急件的信使
把零件送到莫斯科！赶快想办法再买5个，我们的研究所极为需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
我问谢米怡斯内：“真正了解一项新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要熟悉一项工作并感觉到谁有什么能力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我又问他，到克格勃时让他惊奇的是什么。
“什么都让我惊奇。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内容如此广泛的情报和如此丰富的材
料，从没有如此全面、如此深人地去了解世界上和国内正在发生的事。
“干部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被选拔到那里的人是经过7道筛子筛选出来的。
人事干部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物色合适人选。100个人被考察，最后也就选3个。挑
选工作是单独进行的，一个一个来。因此造就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素质的集体。
“这些人有的成了部长，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科学家。我们密码局的局长
都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职业数学家。”
谢米怡斯内继续说道：“我记得，格鲁吉亚曾发生过一起所谓的‘酒案’，这
并不完全归我们管，但被我们盯上了。在谢列平和我当主席时，我们的政治案很少，
侦查处无所事事，来上班，却没事可做。我们把格鲁吉亚的这件案子管了起来，我
向那里派遣了一个侦查队，大约40个人。案子涉及到500来人，我们留下约150人，
其余的人交给了内务部和检察院。于是就有人向我们的侦查员行贿，数额达1．5万
至2万卢布，想让他们把案子给结了。没有一人被诱惑！
在国内视察时，谢米怡斯内发现，国家安全系统太人浮于事，在某些城市工作
人员根本无事可做，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故意编造出一些事端。他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精简，但他阻止了机关扩大的势头。在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任期内，
国家安全机关开始膨胀。
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肃反工作人员，退休了，儿子继承
了他的事业，过了一天，儿子不无责备地对父亲说：“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
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
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
束了。”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至于应掌管多少间谍，则不应超过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
围。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应该掌管15名间谍，那么给他50名间谍是无益于事的。这不
会有任何好处。这已不是间谍，而是打小报告的，是告密者。我不需要这种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说：请不要逼我提供不应由克格勃，
而应由共青团和党的机关提供的情报。汇报谁对中央全会的决定作何反应，这不是
我的责任。当然，我会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但不是关于会上说些什么，而是市场
上、商店里或人们排队时议论些什么。但从原则上讲，这不是克格勃的事……”
克格勃内的风气是很严明的。一般都认为，工作人员只应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其余的均属非分要求。
谢米怡斯内被告知，克格勃沃罗涅日分局有人“醉心于”购买汽车、别墅和游
艇。甚至建起了台球室！调查发现，总部机关也有一些人为自己购置了别墅、游艇，
还买了汽车。
克格勃主席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讲话：“购置
游艇、汽车……那你们何时工作呢？我也是人，我也可以为自己买别墅，然后买汽
车……那样的话上班时我会想些什么呢？会想怎样写分析报告或招募间谍吗？不可
能！我会忙着找木板，找司机，或者零配件。因此，到时候会拿起话筒说：我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我需要……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你们选吧，是在机关里工作，还是
要这一切……”
不过谢米怡斯内说，工作人员总体上还是很出色的，兢兢业业，忠诚可靠。部
下们的工作都用不着监督和检查。
令谢米怡斯内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有人说动了赫鲁晓夫，让他觉得应该取消
克格勃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军衔。但赫鲁晓夫没有动边防部队和军事反间谍机关，
因为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在部队中工作，不能让他们穿便服。而其余的人他想把他们
转成文职人员……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也未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授予将军军衔。赫鲁晓夫当上
第一书记后，于1954年5月签署了第一份名单，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