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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啦，而她只有25岁，也许，我对于她是老啦，所以她决定能关系还不太深立刻中断这一切。于是，我用一条腿跳着，因为当时我的另一条腿还肿得穿不进裤子，我自言自语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要请警察局的法西斯——长枪党朋友关闭机场、车站，他们一定会声势浩大地这么做，因为不是别人，而是希姆莱把他们教出来的。但是随后我听到洗脸间有流水声，我还听到克丽丝塔的声音，她哼着一支愉快的小曲，是唱田野里的一束野花：她用的是德语，后来，当她做我们的早餐时，用的是挪威语，又后来，当她站在阳台上向我招手，看着我坐进汽车时，用的是英语，她的左颊上有一个酒窝，黑色的头发盖住了突出的、布满雀斑的额头，就在那时我相信，她与我在一起，并且我将回来吃午餐，（我以前从不回家，总是在咖啡馆吃午餐，）我们将面对面坐着，随意谈点什么，至于谈的是什么则无关紧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幸福，英语百科辞典对它的解释是那样乏味。
总之，我打算在下个月结婚。克丽斯塔孤身一人．她的父母都去世了，这么一来，无论是回娘家还是与家人谈话的麻烦都没有了，没有人会质问年龄上的差别，也不会有人来问我的出身，我的前妻也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威胁，你知道，欧洲人在婚姻问题上是很慎重的。
我们春天就去美国，并且一定要去好莱坞，在你那儿住一段时间．克丽丝塔一次也没去过我们那个疯狂的国家，我想指给她的不是旅游路线，而是我和你所热爱的真正的美国。我非常希望她爱上这个国家。
回信，只是别忘了写地址。
你的 波尔·罗门
又及我给布莱希特寄过明信片和信，他为什么不回信？
第三十三章 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三）
（1946年）
问：促使您于1941年4月飞到里斯本的原因是什么？
答：希姆莱在4月初给我打电话并且命令我立刻准备好报告，他说元首要召见。我还没来得及放下话筒，海德里希就叫我去。他说，希特勒召见我们是出于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机构不断向我报告说，奥托·施特拉塞出现在里斯本。我给您介绍一个我的人，他曾在施特拉塞的‘黑色阵线’组织中工作过。他打入其中，受命从内部瓦解‘阵线’，您可以从他那得到有关这个迁移到国外的集团状况的倚报。不过，我想，希特勒召见您不仅是要组织摧毁‘黑色阵线’，我估计（我是根据元首对施特拉塞兄弟的仇恨来判断）谈话将触及关于除掉奥托的问题。在去帝国办公室途中我可以告诉您引起元首对他们兄弟二人仇恨的原因”。我提醒海德里希，把这个行动委派给那个已经打入“黑色阵线”的人岂不更为合适……
问：这个人姓什么7
答：旗队长比斯特。
问：您了解他的哪些情况？
答：除了知道他是高级职业专家。
答：如果国际法庭禁止这类情报活动，那么我同意您的结论。但是由于情报机关还未被看作犯罪组织，我保留自己在下述含义回答的权力：旗队长准备完成命令赋予他的任何任务。
问：比斯特与国民经济的领导者胡果．施廷内斯保持经常联系吗7
答：我对此不大清楚。
问：说下去。
答：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希姆莱等着我们。元首问海德里希，关于施特拉塞有什么新消息。后者回答说，除了他昨天转达的消息，没有什么新的情报可通报的。这时元首不知为何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每个人都负有军人的职责和遵守誓言的义务。指挥官的命令就是终极真理。如果违犯命令，无论你担负什么职位，每个人都有被枪毙的可能。你们对此已经了解得足够清楚了吗？”我们回答说，这我们清楚。这时希特勒稍微平静了一些，继续说：“没有谁比担负过领导职务，了解国社党和帝国的最高机密，而后又被民族的意志从占据的位置推翻的人对运动更为有害啦。也没有什么能比窃取权力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更危险的啦，何况这些观点与我的观点背道而驰。这是背叛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任何‘维我主义’，任何对个人观点的自负，尽管它掩盖在民族幸福之类的高贵言辞之下，都应当用火与剑无情地消灭。您同意吗，希姆莱？”后者没料到这一问，未免措手不及并有些过火地随声附和。“由于我们及时抓住了老格利戈里·施特拉塞，”希特勒继续说道，“他被处死了，遗憾的是刑罚太轻啦，枪毙，这是士兵的死法，变节者应当被狗嘴撕成碎片，现在只剩下奥托。他不了解全部机密，但他是国社党国外组织的领导人，他有一批极其重要的资料，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的秘密机构都对之感兴趣。所以我命令您无论如何要处决他。”海德里希回答说，他对任务清楚了，我认为自己最好保持沉默。元首继续协
“为使行动顺利进行，我已经亲自考虑了一个分阶段的方案。我记得绑架温莎公爵计划的失败，因此，为了保证成功，请检查我的方案。那么，首先，必须弄清奥托·施特拉塞目前的住所。其次，此后应当用任何一种方法消灭他。第三，我赋予您，舒伦堡绝对的行动自由，不要顾虑手段，在处死变节者上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杀一份百，预防国内的低落情绪，是把群众统一在他们自己元首周围的有效手段；任何外人，我重复一遍，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不应获悉我的这项命令”……我们回到海德里希的办公室，在那儿继续讨论面临的行动。我不清楚为何选我承担这项任务。我甚至觉得，在劫持温莎公爵失败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在考察我。一会儿，希姆莱的副官报告说，根据他的指示慕尼黑大学的那位教授已经到了。希姆莱解释说，这个教授是著名的细菌学专家。“他将给您杀死施特拉塞的毒药。不过您要注意，”在请教授进来以前他补充说。
“在他面前不得谈论您接受的任务。”
问：他叫什么？
答：不记得。
问：您记得。
答：我曾经记得，但此刻我想不起他的名字……
问：是施忒别尔教授吗？
答：或许是吧——
问：想听听他的供词吗？
答：我将非常感谢。
问：那好吧，请听……“舒伦堡当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面向我了解了毒药的用法。我告诉舒伦堡，一滴毒药就足以杀死任何人；失败的可能性极小，只有千分之一。死亡的症状看起来像是伤寒病，从可能会有医生的医务鉴定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有利的。”供词正确吗？
答：是的。
问，后来怎样啦？
答：看起来，您都知道。
问：后来怎样啦？
答：教授给了我两瓶毒药……尽管只要一滴就足够了……回到办公室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瓶子锁到保险柜里。然后把旗队长比斯特找来。和他谈话没么用处，他无论对“黑色阵线”还是对施特拉塞都知道得不多。两天之后，当我的技师给我做了一个专门的手提包，里面装着金属鞘保护的两瓶毒药，我们就飞往里斯木，最令人担心的是海关检查。幸运的是，秘密警察的葡萄牙朋友来接应我，名字我不记得了……
问：朋友们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吗7
答：这都是些低级别的人，没有必要知道他们的姓名。
问：但是您称他们为朋友……
答：我也不能称他们为敌人啊……一句话，我顺利通过海关检查并住在一个葡萄牙联络员的家……
问：姓名？
答：杜·桑图什上校。
问：您在他那儿过了一夜？
答：还有一个白天……在他那里我目睹并了解到我们帝国的钱财是如何花掉的……他们给我一张鞋店的收据让我签字，“为行动需要”他们买了30双皮鞋。错误在于收据上附了商店的一张纸，上面写着购鞋的尺寸，从儿童的到妇女的尺寸，都是从巴黎买来的最昂贵的娃子。不过总的说，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休息因为在葡萄牙人的情报部门搜索整个里斯本的两天里，我却在晒太阳，游泳。可最终奥托·施特拉塞也没在里斯本出现……在海上兜风时我把藏在不锈钢鞘里的两只毒药瓶扔到海里去了，我报告海德里希说，施特拉塞始终没露面，显然他收到的情报是错误的。我建议在里斯本继续监视，但是我用不着呆在此地，如果查到施特拉塞的下落，我再返回葡萄牙执行判决。过了两天海德里希回话说，他同意我的建议……我回到柏林，担心元首会发怒，然而幸运的是就在此时赫斯飞到了英国，况且离对俄国的战争也只剩下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啦……
问：“您曾被吸收参与制订这次战争的计划吗？您在战争前夕是如何工作的？
答：在此之前俄国秘密机关在德国和各占领区展开了十分认真、积极的活动。确切地说，他们从未减少这种主动性。我曾经负责组织对俄国的侦察和反侦察工作，不仅运用了我们的情报部门，还运用了白匪军，宣布为格鲁吉亚沙皇的巴格拉古昂公园周围的人，及乌克兰反叛者梅尔尼克和班吉尔。但是这项工作十分困难。当我飞往挪威与特伯文专员讨论协调我们的人与谍报局的合作者的工作期间，我策反了一个挪威女人，她是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她在见了我两次面之后承认说，她本来奉命要干掉我。她害怕地下工作者的报复，所以我为了感谢她的坦白并投向我方，我给她新的证件并把她派到葡萄牙。后来听说她转移到法国。她不时发来惊人的情报，我甚至经常把这些情报向元首汇报。然而法国解放后我收到我在法国和驻中立国使馆的情报员的报告说，这个姑娘得到了新的护照并且经常出现在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举办的招待会上。
问：您的情报员叫什么名字？
答：我得回忆一下……我记不得了，好像是西班牙大使馆的一些人。
问：这个姑娘的名和姓？
答：据我所知，她叫玛丽安娜·克里丝。
问：您用什么化名把她派到葡萄牙？
答：好像是克丽丝蒂娜·里维丝。
问：这是在什么时候？
答：准确时间记不得了……
问：描述一下她的外貌。
答：是个高个儿淡黄头发的女子，有一双非常大的蔚蓝色的眼睛，左颊上有一个小小的酒窝。鞋子尺寸是“六号半”。
问：说下去。
答：从1942年夏天我与希姆莱在日托米尔他的司令部谈过话之后，我就竭尽全力去实现我的理想，即与西方列强达成体面的和平这项事业之中。
问：这是另一码事。您是否认为自己在准备恐怖活动、劫持和暗杀等方面负有罪责？
答：不，我是在执行命令。
问：您是否认为，纽伦堡法国会同意这种立场？
答：我不知道。
问：您清楚您现在的处境吗？
答：完全清楚。
问：您同意出证戈林、卡尔登布龙纳、里宾特洛甫及其他主要战犯有罪吗？
答：是的。
问：您准备与我们合作吗？
答：绝对保证。
问：您准备在与我们的机构合作的保证书上签字？
答：我说的还不够吗？
问：您是否准备在这种保证书上签字？
答：是的。
问：您准备提供您在全部联系中得到的情报
答：是的，我签了保证书嘛。
问：我们现在向您列举一些人名，您必须写下他们的详细情况鲍曼，杜·桑图什，奥尔哈斯伯爵，希拉克牧师，党卫队旗队长比斯特、党卫队突击队长利赫捷尔，党卫队旗队长施季里茨、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巴比，党卫队分队长缪勒，外交部秘书留捷尔；医学博士凯尔斯坦，盖伦中将。所有这些人您都记得吗？
答：或多或少记得一些。
问：您需要多长时间做这项工作？
答：不少于两个月。
第三十四章 施季里茨（十四）
（1946年10月）
这个文件夹放在那儿，为的是让人一开柜内就注意到它。
正因为如此施季里茨没有动它，而去着手查阅其它文件。当肯普出人意料地走进来，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的时候，他更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这个文件夹就是塞给他的。肯普请安赫尔煮一杯神奇的咖啡，“脑袋简直要裂开了，医学不仅应当为心理变态者，而且也应当为‘水土不服者’找到病因，这种人对即将来临的气候有病态反应，会变得完全失去自制，”在这之后他才没不经心地向敞开的柜子望一眼，目光正停留在那个标有“秘密”印记的文件夹上，它仍旧放在原处，没有动过。
午休前施季里获走进安赫尔的那间大厅．他今天穿丁一件鲜黄色的上衣，紫色的裤子和一件领子精美的深蓝色衬衫；鞋子例还是原先那双，带金扣的中跟鞋；他端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确是美不可言。
“您能让我再看一边美国关于纽伦堡审讯的新闻报导吗？”施季里茨问，“为此我可以不吃午饭。”
“嗯……按说，我只有权向美国公民提供这些材料，”安赫尔说，“您别误会，这只是我们西班牙当局的指示，而不是公司领导的指示。已经有人在搞小动作，说您在看这批材料，当然倒投出什么乱子，不过毕毕竟……好罢，好罢……”他发现施季里获脸色不好看，就急忙收住话头。
“我给您材料，不过，如果有谁到这儿来，我请您一定理把东西藏到桌子里。说定啦。”
“我会把它藏得魔鬼都找不着。”
“魔鬼能找到一切，”安赫尔叹口气说，“所以它才是魔鬼……。”
……这一天施季里茨还在看安赫尔给他挑来的纽伦堡文件，今天他读到汉斯．吉泽维乌斯的供词。他认识这个人，当他还是第三帝国驻瑞典领事时他们见过面。他寡言少语、躲避社交，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刻扳的官僚，目光短浅，胆小怕事。他的供词使施季里茨大为惊讶，夏天时他就听说过这些证词，但没读过，而西班牙报刊登载的报导都把主要纳粹分子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斗士，对第三帝国内部破坏宪法准则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安赫尔保存了吉泽维乌斯供词的速记全文。
问：您是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参加者，对吗？
答：是的。
问，您是如何进入警察局工作的？
答：1933年7月我通过了全国法学考试。作为一个世宦家庭的后代，我表示自己愿意在普鲁士的行政部门供职。我当时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和“铜蛮”组织的成员，这按当时的观念看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这样，我成为官员的第一个职务是在政治警察局工作。这就是说，当时我参加了重新建立起来的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对新手来说。最引人注目，最可伯的是新秩序对自由的剥夺，真是骇人听闻，只有在想象中才有可能；新国家警察局大楼装不下被捕的人。为了关押被盖世太保抓来的人，建造了专门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名称将永远成为历史的污点。它们是奥兰宁堡及盖世大保在巴贝尔施特拉斯的独家监狱一哥伦比亚一豪斯，或者像粗俗的叫法，“哥伦布的洞窟”。
当然，这与我们后来经历的相比仅仅是个开始，但确是这样开始的，我想用几句话来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印象。我问我的一个同行：“请问，我到底是在警察机关里还是简直是强盗窝里？”过了两天之后，我得到了回答“您是在强盗窝里并要准备干任何事，您要经受的事情还多着呢。”
问：您刚才所说的是在个人感受的基础上认识到的吗？
答：我不仅仅是以个人感受为依据的，我从一个当时也在秘密国家警察工作的人那里听说很多事情，他提供的情况在我的证词中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当时秘密国家警察召来一位最著名的刑事调查专家，某个叫阿图尔·奈比的刑事警察总监，他也许是旧普鲁士警察中最出色的一位刑事调查专家。他是旧普鲁士督察的反对派，并加入了纳粹党。结果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人在目睹了警察局发生的事情之后内心经历的转变。我想，在此说明奈比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他一直坚持反对派的立场，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后接受绞刑。
1933年8月奈比从现在的被告戈林那里接受了杀死格利戈里·施持拉塞的任务，要求造成一起车祸或者速捕他。这次委派使奈比震动很大，他不想执行这个委派并要求帝国办公室解释委派的理由。帝国办公室回答他说，元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此后，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