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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个委派并要求帝国办公室解释委派的理由。帝国办公室回答他说，元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此后，奈比被请到戈林那里，他们严厉地询问他并责难他，最终戈林认为经过所有这些申斥之后还是提升他为好，以便让他保持沉默。
问：1934年6月30日发生了称为罗姆叛乱的事件。您朗简要地描述一下这次叛乱发生前的情况吗？
答：我应当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罗姆叛乱。6月30日只不过是戈林和希姆莱的叛乱。我能说明这阴暗的一章，因为我在内务部警务司研究了这一事件，希姆莱和戈林用无线电下达的命令都到了我的手里。最后一个命令的报文是“根据戈林指示，应立即销毁与6月30日有关的所有文件。”我当时擅自将这些文件放到我的保险柜里。我不知道文件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被告卡尔登布龙纳的本事。我还是相信能找到它们。我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声称，6月30日冲锋队没有开一枪。冲锋队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然而我并不想以此来为冲锋队的领导人开脱罪责。6月30日不该死的冲锋队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死。但是6月30日的局势是一方是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而另一方则是以戈林和希姆莱为首的冲锋队。他们关心的是6月30日前几天冲锋队的领导人都放弃了休假。希特勒正是于6月30日邀请冲锋队领导人到维西小城开会。他们一下车就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就去了事件的现场。
所谓慕尼黑叛乱的过程是这样，慕尼黑的冲锋队基本没有参加叛乱，当他们从慕尼黑出发时．所谓叛国者们都已长眠不醒，不可能像希特勒和戈林说的那样，前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似乎发生了一场叛乱……
午休时间一过，施李里茨就把这些报导还给安赫尔，并征得他的同意，明天或者下周读完吉泽维乌斯的供词．就回去干自己的工作。
一小时后有人给安赫尔打了个电话，他忙乱了一阵，说要出去两个钟头，然而这时施季里茨也没有去动文件夹，只是等到安赫尔回到档案空，他看完了最下一层搁板，并转而看第二格时，他才把这个文件夹放到桌上，因为现在他还对文件夹无动于衷就会对他不利。
翻开第一页，他既完全确信，文件夹是塞给他的，因为附纸上写着“文件是在搜查阿根廷公民奥古斯托。卡尼利亚时得到的，他涉嫌为俄国秘密机关工作。不得泄露。”
且慢，施季里茨对自己说，那么说，他们怀疑我是和怀疑缪勒出于同样的原因啦？
抑或我掉到怀疑的迷魂阵里啦7他们是应该全面考察我，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何必惊慌。我在此前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美国人的利益，难道不是吗？是的．毫无疑问，但是美国人掌握所有这些文件，这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何必大惊小怪呢？
可在这儿，那些对这份文件感兴趣的人直接提醒注意，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我搞一个副本？然后交给联络员？
他翻过附页，聚精会神地读起这份关子纳粹在阿根廷的据点的文件。
这材料当然是有力的一击，施季里茨想，但是为什么—定是俄国情报机关对之感兴趣？难道说美国机构对拉丁美洲的纳粹分子的命运不感兴趣？为什么这份材料这样不经意地，但又是明显地塞给我呢？
他把文件夹往柜里一扔，以使安赫尔能看见，然后看了看表，请安赫尔允许他早走一会儿；肯普说得对，天要变，我的后脑勺也快裂开啦。
他叫出租车停在公司大楼旁，后面没有任何人跟踪，尽管从他接触阿根廷文件来看，应当有人跟踪。他叫司机拉他去普拉多博物馆，每当他需要彻底考虑什么的时侯，他就到这里来，没有什么能比大师的作品中蕴合的沸腾感情更能激发逻辑分析能力，这就像热与冷的对立，促使你感到自己蓄足了劲儿，准备着行动……
……施季里茨觉得，他是独自一人在博物馆里，参观者非常少；绘画旁很少有人；宁静；自己的迈步声好像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啪哒作响。
施季里茨从埃尔·格雷柯的展厅走出来，在门框站住，转回身去端详。他想，埃尔·格雷柯总是用暗绿色的调子，把人画成低首垂眉的样子，并且你得承认这种姿态是十分自然的，远非每个天才都这样，而只是绘画哲学的创始人才会有这样的命运；在埃尔．格雷柯之前没有这样的东西；甚至圣像上也没有这样的画渤在他的画中可以学会思考，亦既学会勾画未来的蓝图，而不仅仅理解创造了他个人的时代。
他来到定廊，知道在去出口的路上可以在牟利罗和苏巴朗的画旁耽搁一会儿。在这个阴暗的走廊里步履并不作响；感到一种中世纪拱顶下压抑的沉静；当他还是小孩子与父亲在苏黎世的时候，他经常向往生活在狮心王理查的时代。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那些朗和他谈得来的孩子，而那是不多的）都向往生活在过去？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就要过时，这就像睹博一样；但所有的、孩子都向往生活在骑士竞技、马战、国王的火枪手的时代。只是不知为何年幼的孩子们常常忘记宗教裁判所，其实他们也不了解宗教裁判所，学校教这个内容时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何必贬毁梵蒂冈，信仰是永恒的，宗教裁判是个别的，是令人遗憾的局部，不要翻旧帐，心中没有神圣的东西就无法生活，宗教高于父母，尊重它吧！
他走进陈列牟利罗和苏巴朗的绘画的大厅里；传来铃声——工作人员正在提醒最后一些游客，参观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施季里茨并没有走向出口，而是急忙向后退并将身子贴在门框上，因为他看见了肯普，后者站在一个黑头发的高个女人身边，正很快地对她说着什么，但做出的样子却使看见他们的任何人都想不到他们是相识的。女人面向绘画端详看，而肯普装作欣赏另一幅油画的样子，他侧身对着女人，如果有人站在入口处观察他们，谁也不会看到他嘴唇在动；再说肯普根本不会想到施季里茨在观察他们；他完全确信，博物馆已经没有别人；他最好快点对她说完话。施季里茨想，这显然是交换情报。万—有人把我从这儿进出来让他发现，那我就没多长时间好活啦。这个女人是什么人？联络员？执行者？她不太可能是头目，太年轻啦。显然是联络员。她的穿着不是欧洲风格的，不像美国女人，不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加拿大人。最好快点走开。在情报工作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饶恕那些尽管是无意的，成为接头的见证人的人。
肯普说完了，他向出口走去，女人转到大厅的另一面，在牟利罗的画旁站下；朗丁朗博物馆的指南手册，找到了对这位画家的说明；施季里茨耐心等待肯普走出博物馆，然后不慌不忙地在画旁走过，迅速地向女人读过的手册扫了一眼，——文字是英语。
他在书亭旁耽搁了一会儿，买了两张明信片；应当结肯普走开的时间；他等着女人下了楼梯，直到这时才慢慢走向十八世纪制作的沉重的大门，表面看起来推不动，实际上远非如此；装置是气动的，这庞然大物不仅对一只手，而且对一个手指头都很顺从。
为什么你不郑重地和我谈一谈呢，肯普？施季里茨想。你早就该跟我进行这次谈话啦。我全都懂，自制力，善于利用局纸使你的谈话看来十分自然，有必要描绘一下我的心理形象，假如还没有画完，还耍等待指示，如果那些下命令的人还活着。这我都明白，但你为什么迟迟不动，肯普，这是不合规则的，因为这妨碍我考虑各种可能。我怎么帮助你，啊？
他再一次看了看问广场走去的女人；机警地跟在她的后面，他一直跟到塞拉诺路；等她上了电梯，他就去察看居民表，第七号房间没有对应的姓名，是空的……
……第二天他搞清了，在七号住所住着一个操英语的人，他叫波尔．罗门，是个可爱的入，在经济部门工作，慷慨大方，最近彻底戒了酒……
那天，三点刚过一点儿，在秘密警察局工作的埃洛尼莫在过去的格兰——维亚的“佛罗里达”餐馆找到了罗门；波尔现在经常在这里约会克丽丝塔。“这里散发着往事的气众”有一天地对她说，“我在这里感到我们林肯营的人的存在，海明威，帮助西班牙人反对佛朗哥的俄国人，还有安德列。马尔罗。这里是清洁的，别看秘密警察经常在这里布哨：从长枪党进入首都那一天起，他们就一直期待着明谋勾结。”
像往常一样，白天这里空空荡荡，顾客要到傍晚七点多钟、最热的半天过去之后才多起来；波尔与克丽丝塔坐在大厅深处；她把他的手夹在自己的双掌中。
“非常可口的三明治”，他对论说。用眼神示意他们的手， “只是不能吃。”
埃洛尼莫走到桌旁，波尔把他介绍给克丽丝塔，他吻了一下她的手周围的空气（西班牙人不用嘴唇接触妇女的皮肤），推却了喝威士忌，他看了看表，波尔明白了，就站了起来，跟他一起走到柜台旁；侍者立刻认出是太阳门的先生，建议他们喝点儿啤酒，埃洛尼莫摇了摇头，用眼睛示意一下门口，侍者立刻走了出去。
“您指示布鲁恩博士监视您的女友吗？”埃洛尼莫问。
“我？”波尔未能掩饰住不安的惊讶，他立刻为此责备自己（在此地的秘密警察当中，你对每一个人部应当敏锐地竖起耳朵，甚至对你收买的人也不能例外。“那又怎么样？您为何对这事感兴趣．埃洛尼莫？”
“我对这事儿根本不感兴趣。我只不过是想，也许您不知道这件事串。而男人应当了解一切。如果他在执行您的要求，那就没这个问题啦。”
“每件事儿都有额外的点缀，”波尔只是为了说点什么（西班牙人喜欢意味深长，这是阴谋倾轧的前奏）。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他做这件事有多少职业素质？”
“他干得非常有素养，”埃洛尼莫回答，罗门于是感到他的手指忽然变得冰凉。
“谢谢，埃洛尼莫，”他说， “我非常感谢您的友谊。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我说，后天怎么样？”
第三十五章 戈林（二）
（1946年）
戈林回到自己的囚室，感到料子制服下穿的衬衫已经湿透了，简直可以拧出水来。宣读判决书是如此令人疲惫，有如向他放映一部关于他自己的电影，他是如此恐惧，如此清晰地看到他在柏林和卡林哈尔度过的所有年代：欢呼的人群、五光十色的检阅、体育盛会、帝国办公室的招待会、举杯致词、通布大街小巷的扬声器，看到了某种力量把他带到的顶峰。
他一面听判决，一面不时回想着法庭对他以及其他党魁的审问，心里一遍又一通地检验着“这已经是第几次了？他和他所代表的人的表现在后人看来是否得体？”
他想起英国公诉人杰克逊和他戈林的问答，有如照片一样清晰。
他决心简洁，清楚地回答问题，以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指责他害怕承担责任或掩盖真相；是的，战争打输了，但是应当回避这个问题，只须记住要与布尔什维克报界和华尔街的犹太人宣传的连篇谎话势不两立。
戈林严格审查了这部长达十四个月的影片，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一米接一米，他觉得这部影片的开头是无懈可击的。
他看到了杰克逊的脸，冰冷、安详、傲慢、对他充满仇恨的脸，并听到了他的声音，单调而刻板：“上台以后不久，你们立即取消了德国的议会政府？”
“他听到自己的回答，对自己似乎冷眼旁观，不是作为戈林来评价自己，戈林很快就会消失，而是作为未来的电影观众，这电影是历史本身而不是摄影师拍出来的。
“它对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
“为了保持政权，你们取缔了所有的反对党？”
“我们认为，绝不能容忍反对派继续存在。”
“您宣扬过对纳粹党有反抗念头的人恕必须消灭的理论吗？”
“鉴于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妨碍我们为民族幸福而工作，所以这些人的反对立场都是不能容忍的。”
“在国会纵火案之后您组织了一场有许多人被捕和许多人被杀的大清洗吗？”
“就我所知，我没有听说哪怕是一个人由于国会大厦的火灾而被杀，除了被帝国法庭判定为实际纵火者的范·德·卢勃。您归因于国会纵火案的逮捕实际上是针对共产党人的。逮捕进行与否完全不是取决于这次火灾，火灾只不过加快了对他们的逮捕。”
“就是说，你们在国会纵火案之前就已经定下了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
“是的。”
“在火灾发生前您与元首碰了面吗？”
“是的。”
“也就在这时您决定逮捕所有的共产党人？”
“我说过，这决定在此之前就早巳作出了。但是关于执行这个决定的立即逮捕的命令，是在那天晚上下达的。”
“卡尔．恩斯特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名叫卡尔，但我知道恩斯特是柏林冲锋队的队长。”
“冯·赫道夫是什么人？”
“他后来接任柏林冲锋队的队长
“埃德蒙·汉斯又是什么人？”
“他是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官。”
“您是否知道，恩斯特作了声明，承认是他和上述两人一起在国会大厦放的火，并且是您和戈培尔策划了这起纵火案，还向他们提供了引火物——液态磷和火油，结他们放在由您的住所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通道里？”
“我不知道冲锋队长恩斯特有什么声明。”
“但是从您的住所到国会大即专门的通道相联吧？”
“有一条通道，是为集中供暖运煤用的。”
“您曾经夸口说，放火烧了国会，——尽管是开玩笑时说的？”
“没有。”
“那么说，您从没有声称放火烧了国会？”
“没有。”
“您还记得1942年希特勒生日的早餐吗？”
“不记得。”
“您不记得了？请您听听弗朗茨·哈尔德将军的书面声明：‘我亲耳听见戈林高声感叹说，‘唯一知道国会纵火家实情的人是我，因为是我烧了它！’说完之后，帝国元帅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这次谈话根本不存在。”
“您知道咕尔德其人吧？”
“是的。”
“他在军队担负什么职务？”
“他曾是陆军参谋总长。”
……戈林从坚硬、狭窄的铁床上站起来，轻松地把手甩到背后，在囚室里走来走去，他在窗下站住，仰起头去看那秋夜低垂的星空，不由清晰地想象着，电影导演与摄影师并排坐在高高的凳子，拍摄关于自己、日耳曼民族的大罗马帝国元帅的电影，他一定会让演员重复这个姿势一个望看星空的囚徒，无力的双手背在身后，高昂着头，脸上是—种衿持、充满尊严的微笑。似乎是要向将来自已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再次展示一下这个姿势，戈林回到床边，重新背起双手，然后走到小窗边，然而这一次，他似乎感到有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头昂得特别猛烈，——神态活现，他想，而看我的人是那个看守，他一直都在看着我，应当习惯这件事啦。如果我刚才想象的那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他痛苦地想到，那么戈培尔就会把这部电影给我送来，我们就把导演叫来，给他做指示，叫他改动几处，重拍几处，而他未必敢拒绝我们的要求，当他们拍这部影片的时侯，谁敢要求抛弃美观和造作？另外，片名应当简明扼要。人们无疑是去看影片《帝国元帅》。或者更简单，就叫《戈林》。我的名字更切实一些，其中蕴含着引人的具体事物，《戈林》……对，不是《帝国元帅》，而是《戈林》，这将非常令人起敬。我怎么至今还不明白，我是多么荣幸，如果人们不是根据封号，称号，而仅仅根据名字就了解一个政治家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有所成就的……
那么好吧，他问自己，假如导演开始拍片并去研究纽伦堡的档案和这次审讯，他会对自己说什么？“我们的戈林在与联合法庭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或者相反，认为我失败了？
戈林在囚空里走着，依然感到投向自己的目光，不不，不是这个美国人从监视孔投来的目光，而是干千万万人的目光，那是复活他的灵魂的目光，这将迟一些到来，要等到清算之日的来临。
归根结底，他对自己说，我公开承认曾企图解放反对党和逮捕共产党人。是的，斗争就是斗争，对此可以不赞同，但别想就此谴责我。我直言不讳，我不需要国会纵火案，因为我本来就要把那些不赞同我们的人全都打发到监狱里去。立场？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