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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告诉你我回家了？”罗门明确地问。
“是的，他刚才告诉我的。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一切五常。找不到我也没关系。最好在我回来时，能拟一份电报。我现在实在不能取消一次会见，几天前就约好的。”
“这次会见同这件事无关吧？”盖特对卷宗点点头。
罗门明白，他无法肯定地回答盖特的这个问题。
他起身走进自己的驻办公使室，与大使馆官员宽敞的办公室不同，完全是没有窗户的陋室，又闷又暗。
罗门打开保险柜，一份密码电报，上面打有“加急”字样：
“我请求尽快告知，侦察处是否知道以下人名：海兹·多斯捷尔，阿道夫·扎伊杰利和弗里德里希·利巴赫，他就是埃乌海尼奥·帕列达。他们逃避法庭审讯，住在马德里，是西班牙地区纳粹分子网埋藏极深的秘密领导人。我认为，收到我的电报后，应该马上向威廉将军的某个机构查问这件事。现实迫使我——也是遵照你在盖特交给我的电报中的指示——不得不采取紧急步骤查明纳粹罪犯，关于这一点上几次的指示中已有嘱咐。我今天就等着要你的回答及慕尼黑的情报，明天可能就晚了。如果豪斯纳、肯普或他的通讯员通知他们，明天这三个纳粹分子就会溜掉。我认为，豪斯纳“失踪”的说法应详细调查。罗门”
他知道，回答会是怎样。他相信，侦察处不知道这些人名。他们的密电会马上发来，并通知说情报局已经查问。威廉的机构肯定要拖延，它什么也不会去作，它应该给豪斯纳一些时间，要么就是我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的回答不会早于明天。他们要证实我提到的人确实是他们自己早就寻找的。但他们决不会承认，海茨·多斯捷尔，阿道夫·扎伊杰利和弗里德里希·卡利巴赫来马德里是根据他们的文件，带着他们的任务，用他们的钱，完成威廉的命令。让麦克为检查豪斯纳“失踪”情况着急去吧，这个意外事件将来对他有用。
他用内线电话要自己的助手约翰逊，就是那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和自己的一帮人一起为布鲁恩博士工作。罗门让他赶快上来（谢天谢地，住在大使馆旁边，离得很近）。约翰逊来后，波尔告诉他，让他和两个自己人过两小时到“埃尔·勃杰广”饭店，对三个人秘密拍照。判断这几个人的方法是，每个人旁边放一盒不带过滤嘴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两盒火柴，其中一盒打开。目标被拍照后，不必十分认真跟踪他们的回家路线（或者是去旅馆），把这件事写一个报导，迅速递交部里侦察处。
约翰逊很少回话，圆脑袋点得越来越欢，嘴里使劲嚼着，罗门甚至觉得，他嚼的口香糖不是一块，而是整整十块。
此后，他不用“加急”字样，写了第二封电报：
“上一报告中提到的纳粹罪犯我有幸查明，多亏你1946年8月7日472—4l号电报中提到布鲁恩博士的姓名。如你所讲，此人可能是政治侦察机构的工作人员博尔津，或如最后一封电报所说，是党卫队的旗队长施季里茨。
“与上述目标进行的工作可以得到以后进入豪斯纳团伙所需的资料。有一个肯普，此人我不止一次地报告过，但迄今未得到有关他的任何情报，虽然请求上级查问过他。不能不让人吃惊的是，侦察处批准我的许多计划，都奇怪地被他知道了。这使他得以在我之前与布鲁恩接触。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向布鲁恩证明，德国人知道他，也正是他们关心他。肯普把布鲁恩安排到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埃尔·杰克博斯身边工作就证实了这一点。本来应该由我办好上面交待的这件事。看来，侦察处应该以最严肃的方式追查对威廉的机构十分有利的情报泄漏事件。我不能想象，我们中可能有人把与揭露纳粹罪犯的工作有关的绝密情报传到慕尼黑。但是，我对情报泄漏毫不怀疑。特别是到豪斯纳那儿去及被迫不经你批准飞往慕尼黑以后，因为我怕我那份详细叙述情况的电报会惊动与威廉有联系并危害美国利益的某个人。
我从豪斯纳处得到那些惊人情报的详细报告将在今天的工作完成后草拟出来。本地的共和政体拥护者对希特勒有传统的仇恨。请就吸收他们参加——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全世界——揭露纳粹罪犯及所有纳粹集团谈谈你的意见。应该指出，他们中许多人倾向共产主义思想。在反对纳粹分子的活动中是否允许与他们合作？我请求记下这封电报放到麦克桌子上以前经手的所有人，以便开始与揭露侦察处内的德国间谍有关的调查。罗门”
哼，怎么样，麦克，罗门冷冷一笑，这个电报你不好回答吧。啊？要知道，它是逐级传到你那儿的，它的内容简介要写在来电登记本上，肯定要把这份电报送到高层领导那里，因为它讲到侦察处工作人员中有人可能叛变。也许你会怀疑，送给你的有关拉美形势和此地德国间谍机构的情报是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要把它拿给我看呐？到底是谁送给你这份假情报？它是否经过检查？谁复查过？受谁的指使？如果没有检查，那又怎么能对情报来源绝对信任？你说出他的名字，说说看！
“急电”已送给你了，麦克，你研究研究吧。可是太晚了。克丽丝塔会把该告诉的都告诉我，约翰逊也对付得了这三个纳粹分子，施季里茨也会帮助豪斯纳、我和克丽丝塔之间对质。我知道，豪斯纳不得不在这里声明，为什么他们派他到这里来……《他逃避了逮捕》……告诉你表妹……他会找我会面，作多余的解释。而埃罗尼莫也会让我找到他。当所有这些都发生过以后，我就发一个详细工作报告，讲我所作的决定；你可以作你以作的事，而我要继续与纳粹分子斗争，我要斗争到最后一个纳粹死在污水坑。你可以作你认为需要的工作，而我这几个月作的事是不作就无法活在世界上。因为，许多事情都可原谅，只有希特勒主义不可原谅。我正确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按自己的计划行动，此计划未送交你批准。我作得对，因为我查明了这里的纳粹网。以后我还要到拉丁美洲去查。我知道怎样查，我一定要解开威廉这个迷。”
罗门下楼来，走进装着玻璃窗的值班员小屋，再次查准交通指南上从塞维利亚来的公共汽车和“苏尔一诺尔捷”特快公共汽车的到站时间，翻开一个厚笔记本（像父亲记母牛挤奶量的那本），那里登记着外交官，武官，新闻参赞和派驻经济部的主要公司代表的地址和电话。
他用一根指头慢慢在名字下面划着，使自己回忆起《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展望》双周刊，《柯里尔》杂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记者们的面孔。他相信相面术。他始终认为，容貌端庄漂亮的人不可能作下流勾当，那是薄嘴唇，麻子脸的丑八怪的行当。男人的生理缺陷有如女人的精神创伤，受过这种创伤之后，女人就沉湎于荒淫。其貌不扬的人与天生体魄伟岸，仪表不凡的人有着同样强烈的欲念。但是，如果说外表喜人的人没有心理复合的话，则丑八怪从童年就开始懂得他只能以狡猾，欺骗，狠毒和巧言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但愿所讲的不是天才性格或数学，音乐，诗歌和财政上明显表观出来的特点）。
罗门一下明白过来，他不能给利普希茨去电话，他太年轻，没打过仗，出身寒微，因此天生不善独立思考和行动，经常看别人的脸色，因之从现在就决定了他的将来。从荷兰反革命党来的埃德蒙德·斯库尔布莱特是个小个子，秃顶，招风耳，身上总有一股臭味，穿着在潮湿房间里放得发霉的衬衣，还是个种族主义者。不知为什么，种族主义者身上都有服臭味，而且都像绝经期妇女那样忽闪着眼睛。罗门很喜欢《华盛顿邮报》的尼克，这是个很可爱的人，打过仗，乐于待人，但他的报纸对行政当局太亲近。他不会轻易地把与克丽丝塔谈话后应该发表的东西登在明天的报纸上。她是波尔的主要证人，她和施季里茨都是。但她更重要。她的供词将是（没权利不是）致命的：希特勒将军领导的情报机构开始在世界上撒开自己的间谍网，利用挑拨的活动方法反对美国人。她会讲到豪斯纳，讲到她父亲的死和她与奥拉弗．利的事，她会讲出豪斯纳现在交给她的任务。然后讲整个事件，而不只是这件事；罗门这样估量着。无处可退，他反正得离开国家情报局，因为他不打算抛弃克丽丝塔，他爱她，她将和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她愿意这样吗？罗门听到自己心里这样问；但根本不去回答。这个问题像秋天的苍蝇使他讨厌，又那样不能成立。他感到自己观在精力饱满，心里踏实，目标明确，我就在这里娶她，在马德里，他下了决心。克丽丝塔姓我的姓，他们不敢不放她去美国。乔治·斯帕克在好莱坞给我找个位置，我饿不死，况且我们暂时不会有孩子。只有为了维持朝不保夕菲薄人生的人才害怕物质困难。我们躲开，他对自己说，应该躲开。当大家都相安无事时．应该有一个肯讲真理的人。这种
真理不能似是而非，那样容易被亵渎，被嘲弄。不，应该这样讲，讲出来让那些想把布列赫特和艾斯列尔钉在耻辱柱上及为此而与威廉和豪斯纳携手工作的人好好想想。不知为什么，豪斯纳在我清算他以后马上又出现了并且完全变了，仿佛不是纳粹罪犯而是“俄国间谍”。并且他的人“常常拜访好莱坞”，我的老朋友麦克搞的什么鬼。他自认为很精细很聪明，但他绝不像所想的那样聪明。他不过是个笨蛋，因为他想问题就像铁轨上跑火车，直来宜去。唉，太直了不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直，一切事物都弯弯曲曲。
罗门想到了从芝加哥来的亚历山大·武特武德（此人应联邦调查局局长胡拂的请求与埃尔·杰克博斯保持联系）。他外貌高雅，头发灰白，为人忠厚，与利普希茨和斯库尔布莱特不同，他想啥说啥。罗门信任这种人。他认为，沉默的人经常有什么东西藏在心中，害怕喝两杯威士忌就说话走火，而—个人如果被迫隐藏什么事：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冒然行动。他不敢，秘密的重负不许他差池一步。
罗门取下话筒，想给武特武德打电话，但马上又把话筒放下。大使馆的电话谈话要记录在案，我是从多那皮奥打电话。埃尔·杰克博斯怎么样，啊？！好啦，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好，电报电话公司！不过，他为什么这样使角己处于不利地位？为什么要暴露自己？你怎么知道我在家？
“他很容易知道，”施季里茨回答说：“他不知道就可笑了，既然肯普在他那儿工作，他自已也不时飞往慕尼黑；另外，这点你说对了，他为什么暴露？你知道吗，当我们刚刚见面时，我就感到棋已到残局。你对我什么也不说，大概，你有重要理由，但我感到棋要收盘。波尔，在这方面我就像晴雨表；极少出错。”
“你也远远没有把一切对我说明。”
“但我作得对。只是我现在实在无权向你说明本来准备说明的事。一生中有这样的时候，一个决定铤而走险的人最好别知道所有真相。”
“你是哪个民族？”
“准确些应该问：你是什么信仰？”
“你用这个问题给了我详尽的回答。”
“这使你伤心吗？”
“不如说是惊奇。”
“惊奇是好事。波尔，顺便说一句，50岁以后，人很少惊奇，以自己的观念生活。一切部包罗在这些观念之中。惊奇，这是上升的礼物。年过50，是下坡，50以前，是上坡。”
“你真的46岁？”
“是。”
“本世纪的同龄人？”
施季里获微微一笑：“饱尝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按星占表你是哪一个？”
“天秤星座，1900年10月8日。”
“l0月8日，恩，让我来说说，你在那天干什么。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十点钟走出自己的寄宿旅馆，买了几张报纸，看完后留在雷蒂罗公园的长凳上，没作记号，以后谁也没拿这些报纸，风把报纸刮到草坪上。接着你去普拉多，大部分时间在埃尔．格列柯大厅度过，然后，等一下，等等。”
“你对我监视得不错。我总感到有人监视，而这里没有。你的人监视？还是西班牙人？”
“这个人应该知道全部真相？”罗门微笑说：“还是某些事一直不让他知道，特别是在残局时刻，啊？”
“得啦”。
“不我应该回忆回忆，博士，埃尔．格列柯以后你在衔上的一个地方喝过咖啡。”
“不错。”
“然后去电影院。”
“去格兰维阿电影院。”
“看的什么电影？”
“《动荡的二十年代》，詹姆斯。凯格尼和赫姆弗里．博加尔特主演。
“之后回到自己房里。”
“坐下读蒙田的书。”
“我顺便认真看了看你划着重线的地方觉得那一天你钻研有关独居的一章。”
“是钻研吗？”施季里茨反问：“不，我在柏林钻研过，那时我能背颂蒙田的作品。”
罗门看了下表：应该再给埃罗尼莫打个电话。与克丽丝塔约会前我应该见见他，讲明态度，尽管使他冒险。他多亏了我才给“钻石有限公司’投了资，本来是可以靠投资的利息生活的，可是他靠自己的工资，这便他更加独立，这些都确确实实，但是，他准备行动的程度有多大？
“看书吧，啊？！”罗门说：“我看表与我们谈话无关。不过我有点事急着要做。你说得对，残局肯定要到来了。”
“自我满足是一种美德，施季里茨记起了蒙田的话，微笑着说：“这种美德不需要什么法则，也不受周围的影响。在一千个我们习惯的行动中，找不出一个是我们直按为自己所作的，你看：那个沿墙豁向上爬的人，愤怒得不能自持，变成前膛火枪射击的靶子。而另一个人浑身伤痕，疲惫不堪，饿得面黄肌瘦，宁肯早些死去，但就是不给第一个人打开城门。难道你认为，他们这时为了自己？他们这时为的是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人，那人一点没想到他们的功绩，这时正在无所事事和纵欲狂欢。还有一个人，咳嗽不止，眼睛发红，蓬头垢面，半夜以后很久才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你是否认为，他在读书，想变得更道德，更幸福，更明哲？一点不对。他准备折磨自己到死，只想告诉后代，普拉图斯怎样写成自己的诗篇。谁不乐意献出自己的健康，平静直至生命去换取功名——我们所有愿望中最无益，最无用和最虚假的愿望？我们为别人活着的时间太长了，那怕剩余的人生为自己活着也好啊。把全部心思集中到自已和自己的幸福上来吧！要知道，后退而不灰心，这不是个人的事。任何后退自身都十分麻烦。又由此带来其它困难。当上帝让我们迁居的时候，我们要很好利用这种可能：放好家具，预先与左邻右舍告别，摆脱我们与外界的难堪关系，使自己疏远这种关系……我们脱离社会的时刻到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它的了。”
“说得对：，罗门点点头，“我—直很好记着我们见面前一天即10日或11日你谈到的关于拷问的话。”
“拷问的发明是个危险的发明”，施季里茨马上响应：“我认为，这与其说是考验真理，不如说是考验忍耐性。经得住拷问的隐瞒真相，经不住拷问的也隐瞒真相。我想，这个发明建立在我们良心的知觉上，因为，有罪的人以为，良心帮助拷问，强迫他承认自己的罪行，它也给无罪的人经受拷问的力量。”
“你的记忆从小就这样好？”罗门感兴趣地问。
“不，我从小什么都忘。”
“你看，我小时候啥都能记住，而现在都忘了。你说，还想喝点儿啥？”
“你呢，威士忌？”
“自然，不是维奇矿泉水，”罗门说着站起身，“你为啥不喝？”
“今天夜里我们俩有一个应该绝对清醒。”
罗门微笑说：“这也是蒙田说的？”
“不，我说的。”施季里获顺着他的语气说。
“你说的，”罗门若有所思地重复说，又看了看表。“我可以向你提个请求吗？”
“当然。不过，这并不意味看我非得完成。”
“我给你三个电话号码，博士。你用第一个请海茨．多斯捷尔接电话，用第二个请阿道夫．扎伊杰利，用第三个请埃乌海尼奥•；巴雷德。”
“然后呢？’
“你不知道这些名字？”
“不知道。” ’
“弗里德里希·卡利巴赫呢？”
“从没听说过。”
“好。对他们每个人这样讲：‘我等你们来喝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