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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了大门,又冲下了台阶,她还在一个劲儿地笑呢。没事,这样一点儿水是淹不死人的。
女人们头顶着头凑成了一堆就是谈论生孩子、怀孩子,一说到孩子她们都会容光焕发,似乎只有这些事,才会使她们的一生具有意义。
我母亲是村里个子最矮小的女人,可在生育方面要远远胜出许多个子比她高大得多的女人,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在生下我之后她一口气又生下三个丫头,她还不到三十岁,就成了村里最受尊敬的女人。会生孩子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才会备受尊敬。在孩子们玩耍时,她拿着一根竹篙,像赶鸭子似的把我和妹妹们赶到河床上,去采蕨菜,割猪草,我则在大河的浅滩上摸螺蛳、河蚌。她个儿那么矮,但挺着大肚子,充满了一个母亲强大而自信的神态。这么多孩子生下来,居然没把她压垮,反而让她更加精神抖擞,那众多的孩子,仿佛无限地延长了她的生命。村里许多孩子少的女人或是没生过孩子的女人,看见她这神气儿就忍不住眼红。
然而同样是这个女人,又一生都在诉说她的不幸。她把我们生下来,仿佛就是为了倾听她没完没了的诉说。我深信她的骄傲是真实的,她的痛苦也同样真实,换句话说,她用身为女人痛苦换来了作为女人的全部光荣和骄傲。
也是在我三岁那年,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怎样把一个孩子生下来。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母亲赤裸着下身坐在父亲的腿上,叉开自己的两条腿,把一个流血的母腹完全袒露出来了。多少年后我很喜欢用流血的母腹来比喻一切事物即将诞生前的那种状态,一个流血的母腹,使我终于有了最能贴近母性本能的笔触。我看见了血,其实只有很少的血,像从岩缝里流出的一线被压迫了很久的山泉。也不鲜艳,是一种生了锈般的暗红色。我知道她很痛,可她死死地咬着嘴唇,死死咬住疼痛的声音。谁也没有办法代替她来痛,但你可以体会到那一缕暗红色的血线从身体内流出来的痛,疼得极其缓慢。缓慢,是一切疼痛的本质,真正的疼痛甚至连伤口也没有。我也曾见过另一种流血的场面,血流得就像一次河坝崩溃决口,血水一盆一盆地泼出去,但并不能使人产生疼痛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很痛快。我母亲一生的十几次生育,包括早损,也不觉得如何如何疼痛。疼痛是在一个生命诞生之前开始的,它穿过我母亲的整个身体,似乎要将她一点一点地撕碎。孩子一离开她的肚子,疼痛就结束了。也许还会有哪一个地方痛,但已与生命的诞生无关,它已转化为漫长的苦难。
儿多母苦。她的肚子里从来没有空过,她的背上也从来没有空过,肚里怀着一个,背上驮着一个,裤子上的膝盖处在垄沟里磨破了,太阳晒得她低下了头,这就是她,我的母亲。在密如蛛网的江南水系中,许多家族就是我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断地制造出来的,她们制造和喂养着一个个卑微却又十分顽强的生命。我无法预料,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阻挡我母亲强大的母性本能,她还会给我生下多少个弟弟妹妹,或许像我曾奶奶、奶奶们那样又会生下一个村庄。
我母亲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这个矮小的开过三次刀的女人,好像只在我快要死了那一回哭过,但我不知道,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我看见的母亲很少笑,也很少哭,脸上永远都是一副默默地承受着什么的坚毅表情。
母亲第一次开刀是我六七岁时,她肚子里长了瘤子,因为家里穷,她忍着,一直不说,疼得受不了,就把那种大颗粒的粗盐在锅里炒热了敷在肚子上,那半边肚子后来敷得黄糊糊的,像是一张又薄又脆的黄裱纸。她是不要命了。大夫从她的肚子里割出一个几斤重的瘤子说,你不要命了?你怎么不早点来治?你疼也会疼死的呀!
第二次刀,我母亲又切掉了半叶肺,半叶被柴烟熏得黑糊糊的肺。
开了两次刀,我母亲还是拼命的干活,她在生产队里拿的工分,是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十分。但我们家还是年年超支,她和我爹的力气加在一起,也养不了这个家,还不了她两次开刀欠下的债。队长叶四海带了人到我家里来逼债,我爹躲在房子里不敢吭声,我娘出来了,她弯着腰,给叶四海说好话,一声声地哀求,你就看在我开了两次刀的分儿上吧,队长啊,你就看在我开了两次刀还是一个壮劳力的分上吧,队长啊……
叶四海扭过头去,对站在自己身后的几个人说,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快牵猪啊!
我们家那里穷得连猪栏也盖不起了,一头瘦得只剩下个架子的猪,就系在堂屋里。几个人牵猪时,我娘什么也不说了,她突然冲进灶屋里摸了一把刀出来。
叶四海吓了一跳,你想,想要干什么?
我看见母亲握紧了菜刀一步一步地逼向连连后退的叶四海,那一刻她真像一个英雄般的母亲。叶四海的后背已经抵着茅壁了,没有退路了,我母亲却把刀往他的手里一塞,又指着我们这些闹成一团数也数不清的孩子说,你把他们都杀了吧。
孩子,成了一个母亲保护这个家庭最后的盾牌。
叶四海看了我们一眼,果然悻悻地退走了。
但我母亲也不是永远都不走运的,她第三次开刀时,医生在她的肚子里取出了一小块像牛黄一样的东西。那时的大夫还不像后来那样贪婪,他在无影灯下把那块像牛黄一样的东西端详了一会儿,对我母亲说,这东西很值钱呢。
我母亲用她肚子长出来的东西,偿还了三次开刀欠下的债务。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开过刀了,她一生都很想再开一次刀,看肚子里长没有长出那种像牛黄一样的东西。
一个生养了七个儿女的乡下女人,几乎没有哭过,却总是在不停地诉说,她没有讲她生孩子如何痛,也没有讲她开刀如何痛,每日里却不停地诉说着她是怎样在辛酸而阴暗的童年里度过的,意思是她小时候比我们更苦,而我们应该对今天的幸福生活深感幸福。她痛不欲生的诉说,在我们听来却是那样抽象,当岁月把疼痛的感觉抽去了之后,每一次诉说中的疼痛,已经很难打动我们,也许我们能把母亲说的内容背下来,但这种牢记并非是痛疼在我们心灵上打下的烙印,而是因为她反反复复的灌输。她在苦难中诉说自己的苦难,而我们看见的是她正在经历的苦难,我甚至不相信她还会有比我亲眼看见的更不幸的生活。
三
我们这个村庄叫谷花洲。说它是个村庄,不如说它是我曾祖父和一群来历不明的女人共同制造的一个大家庭。村里只有十来户外姓人口,都是后来陆续迁来的。但林真老汉来得比较早。他自称见过我曾祖父,还给我曾祖父的那条大船背过纤。十几个纤夫,都脱得精光条条的,踩着一夜无人行走的积雪,喊着号子,就这么拉啊,拿手去抹脸上的汗,掉下来的都是冰凌渣子。我曾祖父站在船头,穿一身棉袍还套了一件绸缎马褂儿,不时吸一口水烟。他身边有个女人,替他捧着水烟袋。
林真老汉说,那是个性情倔强的老头儿,长着一把山羊胡子。
这时候我就会入迷地去看林真老汉。这不就是他自己的模样吗?他就是个性情倔强长着一把山羊胡子的老汉,只是穿得很破。从曾祖父到我,谷花洲不过经历了四代人,如此短暂的历史已恍如一段梦幻性质的传说。我不可能对那个曾祖父有任何印象。我对他的全部印象就是通过林真老汉的描述和林真老汉自己的模样儿。但林真老汉和我曾祖父没一点儿血缘关系,他们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呢?
人一老大概都差不多吧,我只能这样解释。
一条大船,被一群江猪子领着,又被一长溜纤夫拉着,沿着早春正在化冰的河谷,逆水而上,轰轰烈烈地开到谷花洲来了。我问林真老汉,那船上都载着什么啊?老汉喝酒喝得满面红光了。他兴奋地做了个下流动作,说,还能是什么呢,一船的女人。
这也太荒唐了,我能听出里面有许多虚假的东西,那个山羊胡子的老头儿装一船女人来干什么呢?
我曾去问过父亲,结果遭来一顿暴打。父亲把我拖到河边上,把我的脑袋摁在水底下,就像林真老汉摁那头野猪。他要我在水里给那位死去多年的老爷爷认罪。老爷爷的坟原来就埋在河床上,后来随河岸一起崩走了。所以他才把我摁在水底下认罪。父亲或许和我一样,认为老爷爷的幽灵和那头野猪一样在水底下游弋吧。他放掉我后,自己也跪下来给大河磕头。当他光秃秃的脑袋慢慢浸入河水时,河水一片表示敬意的静默。
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这条大河是真正有灵魂的。
后来,我曾翻过奶奶压在樟木柜底下的一本家谱,谱上记载我曾祖户以上的先祖世代舟居,他们其实是被明太祖朱元璋打人人类另册的蛋民的一部分。谱上说,明太祖灭陈友谅,俘其子孙九族贬人舟居,贱乐户,不与齐民齿。这是陈姓家族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其全部原因只是因为有一个叫陈友谅的人和朱元璋分庭抗礼争夺天下,致使其后世子孙遭到朱元璋的残酷报复。蛋民即是贱民,堕民,被编人丐户,只能在水上操舟为业,不得上岸。这一种难言的屈辱已经化入骨血,至今江南一带的陈姓子孙仍然很少有与朱姓人家通婚的。只不过,如此绵延无期的仇恨,演变成了一种风俗,它不再是具体的情感,但它却与人的命运更加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就是蛋民,也未必就世世代代穷困潦倒。我奶奶常说,哪怕一片树叶落在地上了,也有被风吹得翻过来的时候。至少在我曾祖父手上,是翻过来了,不管那船上装的是什么,就凭他拥有的一条大船,还有那么多任他驱使的纤夫,他已经稳稳当当做上老爷了。没必要深究他为什么要离开那条大船来到谷花洲,重要的是,他给谷花洲带来了女人和种子。
我曾祖父大约在清末民初开始了他在谷花洲的开垦,谁又能知道,他究竟感受了多少宿命的力量。
一切都充满了初创时期的气氛。那时还没有谷花洲,也没有河坝,只有在漫长时间里被河流裹挟而来的淤泥,沉积在这里。这条河是长江。但至今我们仍然习惯叫它大河。沿河淤积的大片沼泽,长满了芦苇、野蒿子和蓼头叶一类的湿地植物。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土地露在水外面,但一到春夏之交的汛期,它又会沉入水底。泥水错杂相伴,野猪和鱼轮番出没。大河那时比现在要宽得多,直把一大片浑黄色的浊浪蔓延到离谷花洲十五里之外的张家山。山是天然的河坝。但河水会沿着山沟一直延伸到山的尽头,水不再流,寂静为一个个深潭。这些深潭有的留下来了,很深的寂静,水里不时漂过白絮一般的东西,或是云,或是炊烟。
我曾祖父并没有进山,他在山外那无边的荒原上围堰开垦。他戴着竹笠,浑身混合着土壤的颜色,高高地举起尖嘴的锄头,一锄一锄地用力挖下去。他张开了所有的神经,整个生命像受到了神灵指引。他那条大船和船上的那些姑娘呢,没人知道,或许根本就没有过,或许是从岁月的某条裂缝里掉下去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掉下去的。这并不奇怪。其实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些什么会忽然掉下去。就说我自己,如果不是林真老汉用他的竹筢把我搂上岸,我早就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
无遮无拦的河水一次次地在我曾祖父开垦的土地上荡涤而过,这使大河里总是漂满了人类的各种杂物,刚种下的庄稼,一整座茅屋,被连根拔起的树,甚至还有来不及把脑袋伸出来就被洪水席卷而去的牛羊,这一切都在浑浊的河水中瓦解着下沉。不沉的是我的曾祖父,他站在齐腰深的烂泥中,像是打下去的一个桩子。
人和大河的这种拉锯战,其实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拓荒史上极小的一部分。
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原本都是河床,都是荒原,都是由没有土地的农民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只不过,谷花洲的历史要短暂得多,但对我曾祖父而言,他开垦出了一个小小的谷花洲,也算是开创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神话。他成了谷花洲的一个始祖。
我相信我描述的这个曾祖父,更接近真实,一个艰辛惨淡的农人的形象。这一点,我在我祖父、父亲和众多的伯父身上也看见了。他们的身影依次在铅灰色的天幕上展开,一个紧接着一个,就像无声电影转过的胶片。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在深黑色的泥里用锄头刨出来的,不是别的什么,是一个个可以跟在他后面的人。而紧随其后的那个,则在前边那个人挖出的土坑里,又信手把他那流尽了血汗,最终变得像死鱼一样苍白的身体掩埋了。在埋下去了许多的东西之后,土地才变得如此深厚而肥沃。
一个农人,平时或许不会想起这地底下埋着的一切,就是想起来,也觉得那沤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东西,早该沤烂了。可到了一年中某个固定的日子,他们的感觉突然变得敏锐起来,神秘起来,好像这地底下的一切东西又活转来了。
正月十五,清明,七月十五,除夕,一年中的这些日子父亲就会像条件反射似的想起他们的祖宗,自然也是我们的祖宗。他浩浩荡荡地率领我们,去给祖坟培土,掌灯。
这些坟都埋在河床上,朝着大河。
通往坟地的路,平时很少有人走,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夜雾茫茫,荒草蔓延,走在这样的路上,奇怪地会有一种脱离地面后头昏眼花魂魄幽冥的感觉。听见四周嘈杂的人声,村子里传来的牛哞声,狗吠声,才觉得生活还在继续。
父亲把纸糊的灯笼点燃了。他站在昏黄摇曳的灯光中,用力凝住眼珠,像一个鬼那样,看着我和弟妹们,又缓慢地转过目光,面对那些坟,深深呼吸。
2007…5…21 16:33:47 苹果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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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祖列宗啊,我带娃儿来看你们了,他低低地呼唤一声,突然又朝我们威严地喊叫,跪下,叩头!
每次往那坟堆里一跪,我立即感觉到一股气场向我涌过来。这些坟墓或许能挽救一个家族的记忆,我感到自己终于通过了某种幽深而阴暗的潜意识,置身于祖宗们生活的边缘,他们离我原来这么近,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一些从未见过面但是非常亲的亲人。我想象着那些死去已久的人在日暮时分的河床上走来走去,或望着落日,或暗自沉默。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沧海桑田,由于河岸的不断崩塌,一些离岸太近了的坟还得迁走,但并不迁远,还是埋在河床上。迁了一次,再迁一次。我亲眼看见父亲挖出来的一个头盖骨,已在地下埋得太久了,形状怪异,而且特别大。那时我看到的最恶心的一个东西。可父亲一点也不觉得脏,他弯着腰,撅着屁股,跪在腐朽得几乎看不见了的棺材边上,小小心心地剥掉头盖骨上的泥土,还嘬起嘴唇轻轻地把上面的细尘吹干净,然后用白大布裹好,埋进一个新挖好的墓坑,筑起巨大的坟头。一切都干完了之后,他不知怎么突然悲伤起来,额头使劲地抵着坟丘,喉咙里发出一阵呜咽。
这一幕不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是一种不可名状又难以忍受的刺激。许多年后,在我和父亲这样大的年岁之后,我下决心把父亲母亲接进了城里。尽管我一直痛恨这个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的男人,但我更痛恨那些坟墓,那个死人的头盖骨。我想离那些东西远一点,也想让他离那些东西远一点。
自然,这已是后话。
当我们沿着血缘传承的脉络,一代一代地往上追溯,那些抽象地被我们称为祖先的人,无一不是男人。而把这些男人生下来的女人们,无不像影子一样走过,脚步悄然无声。同一脉相传的父系血统相比,延伸至我们的另一条血脉却显得混乱不堪。这使我觉得,我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虚假的,它没有来龙去脉,母亲的出现总是令人感到十分偶然。
饶有趣味的是,我曾祖父当年播下第一粒谷籽时,并没有忘记种上棉花。棉花可能是捎带种上的,只有不愁吃了,才开始考虑不愁穿。就像先有了男人,然后捎带上个女人。这个捎带上的女人也就一辈子干着捎带上的活。
一直到我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时,那里的女人还在纺纱织布。现在想起来就像是昨夜里的事。女人们在秋天的夜晚纺纱,那是一景。每家屋里的女人都把新上过桐油的纺车搬到了月光下,神清气爽,又省灯油。纺车沿河坝一溜儿排开,几里路长。棉花都在太阳下晒得热烘烘的了。女人们都很快乐。一个地方有了粮食和棉花,不悉吃不愁穿的,还愁个啥呢。谷花洲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