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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对面。”检查员未必会把这一句话涂掉。可是，她却可以不看地图就知道，他们现在驻防的地方面对着莫吉廖夫。至于其他的一切，她只要有归队的证件，途中是能够搞清楚的。
当然，她本来可以留在塔什干。由于她早产，加上住院五十天，是会给她病假的。母亲大概也劝过她。可是，看来没劝住。如果孩子不死的话，她是会留下的。但是孩子死了，她就不愿留下了。
也许，她现在甚至感到自己还是死了的好。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在他的心目中，他俩有没有孩子和她的生死问题比起来，不过是件小事。
“我俩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呢？”他想。他回忆起大约一年前她伤寒痊愈后返回集团军的情景。她没先到卫生部去报到，就直接到他这儿来了。她从顺路搭上的汽车下来时，从头到脚都是尘土，于是他向作战处处长波列沃切科夫上校报告，说自己的妻子病愈出院之后来看他，要在他的土屋里过一夜。彼列沃切科夫不满地回答说：“同意过一夜。可是你们如果要在这儿作战处安排家庭生活，我是不答应的。”
“在战争期间谁能答应这个呢？谁能答应谁？谁也不能答应谁。”辛佐夫已经不是在想一年前的事了，而是在想他们在前线重聚以后将怎么办。而且，不知为什么，他想象她会跟去年伤寒痊愈后一样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虽然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她为什么要把头发剪短呢？记得有一次她对他说过，女人在感到难受和分娩阵痛的时候会乱揪自己的头发，所以要给她们把头发剪短。“可是我不让他们剪，”她说。“好不容易留到这么长！”“你怎么能不让他们剪呢？”“瞒过他们。孩子生下之前，我一声不哼。”
是呀，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往事……
电报局出口处的墙上贴着昨天的战报：德国人在蒂拉斯波近郊进行战斗侦察，我们在芬兰湾击沉他们的一艘潜艇，莫吉廖夫州的游击队炸毁德国人的三辆汽车，还有两个被强迫编入德国军队的法国洛林省人勃·约瑟夫和弗·皮埃尔向我方投诚，他们赞扬我们，痛骂德国人……
辛佐夫昨天就看到了这份战报，但是因为新的报纸还未出版，所以它依旧贴在那里。尽管他昨天和今天看战报时的心情有着巨大的差别，战报却还是那个样于。战争也还是那个样子。要使战争有一点什么变化，那就得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而你个人的不幸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只有一点弄不懂：为什么这一切偏偏都落到了塔尼雅的头上？难道要她见了上帝后才能得到补偿吗？某些人说，信教的人对死看得比较轻些。是不是轻些——不清楚，但上帝是没有的，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他还未能摆脱这些思绪的时候，就走到了卫戍司令部，看见吉普车已经停在门口了。他和司机打了个招呼，问他是否都准备好了。他听到回答说，开回去汽油已足够，就走进卫戍司令部，办好注销手续，在招待所里取了军大衣和两用油布，坐上吉普车，驶往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见谢尔皮林。
他坐在车子里陷入了沉思，竟没有发觉路上下起雨来了。司机停下车，支起了车篷。
辛佐夫直到抵达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并在即将停下来的细雨中踏上湿漉漉的林荫道时，才完全控制住自己，因为他要按照军人的要求去见首长，必须摆脱个人的感情，随时准备执行别人的命令。
谢尔皮林在自己房间里等着辛佐夫，从昨天起他的情绪一直非常好。
昨天，不知道是哪一点对内科主任起了作用：是谢尔皮林坦率地解释了他必须尽快返回前方的原因呢，还是巴兰诺娃给内科主任看了谢尔皮林的病史和化验报告单呢，还是由于内科主任自己给谢尔皮林作了体格检查的结果？内科主任在作完检查之后，用他那白皙的大手在谢尔皮林的光肩膀上拍了一下，惊喜地说：“真没想到您这样结实！”结果不能再好了。内科主任吩咐提前三天召开医务会议。
临走的时候，内科主任朝巴兰诺娃扬了扬头，对他说：“别人都怕担风险，总想把病人多留个把星期，可她恰恰相反，一心只想把您尽快撵到前线！您碰到这样的好医生，真是太幸福了！”
他是开玩笑说的，自己也不知道这正说到了点子上。的确是幸福！说也奇怪，正是内科主任这个玩笑使谢尔皮林终于领悟了巴兰诺娃对他的爱情，因为他这时感觉到，她是多么会想他所想、急他所急啊。
到了晚上，她要谢尔皮林留在她那儿，他留下了。他明白：不论现在或将来，和他在一起，她都会感到幸福。
因此，今天整个早晨，他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神情，旁人看来甚至会感到可笑，可是这两个中年人却特别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幸福。
当辛佐夫敲门进来的时候，谢尔皮林已经不象一个疗养院的病人了，他象往常一样穿着军便服，不过皮带上没有别手枪。
“下雨了，没能去散步，”他说。“路上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地图拿到了？”
辛佐夫回答说，他本人和车子都已准备好了，只是地图要在十点以后才能拿到。
谢尔皮林看了看手表。
“我们先把信件解决掉。”他从桌子上拿起两封信交给辛佐夫。“如果你在夜里到达，不要去惊动人家，只要向作战处值班员报个到就行了，到早晨你再向扎哈罗夫和鲍依科他们两位报告。要是他们问起我的情况，你可以把自己的印象告诉他们。”
谢尔皮林嘴上说“可以”，但辛佐夫从他的语调里感到，这恰恰是他的希望。
“我在信里写了，再过三昼夜我就能回到部队。你瞧，我今天一早就穿了这身衣服，约定了要去总参谋部，让那儿了解我的情况。午饭后就得脱下来，换上疗养院的病员服。在这儿，要是我们病员在拿到出院证以前就穿上制服的话，人家就会怀疑你打算溜走。曾经发生过这种偷偷溜走的情况。”
谢尔皮林满意地耸了耸肩膀，接着把粗大的手指插进腰带，象士兵一样检查一下军服是否来得整齐，然后在桌子旁边坐下。
“我有一件个人的事要跟你谈谈。请坐，伊万，彼得罗维奇。”
辛佐夫坐了下来。谢尔皮林自从把出院后的辛佐夫召回集团军并把他安置在作战处工作以来，很久没有这样对待他了。
“我需要你，”谢尔皮林沉默了片刻，似乎在作最后一次权衡，然后说。
辛佐夫等着谢尔皮林说下去——需要就需要，但是需要他干什么呢？
“昨天你在这儿时，我答应满足你的请求，让你回团部。可是等你走了以后，我就想：你反正要离开原来的岗位，是不是可以请你担任另一个工作。我在这里治病期间，我的儿媳妇再嫁了，嫁给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这下我多了一个亲戚，却丢了一个副官。等我们回到前线，我就放他走。昨天我正好想起了你，记得我们一起突围的时候，你曾经当过我的副官。所以我就想让你重操旧业。不过要取得你的同意。我想明确说明；我不会象某些人那样把副官当勤务兵来使唤，我没这种习惯。现在，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事实上，谢尔皮林并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他觉得辛佐夫将会欣然同意当他的副官。仗打得越久，他就越相信，除了那些他认为没用的蠢物以外，他的部下都是乐意在他手下服役的。这种想法已逐渐变成他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自负，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辛佐夫压根儿没想到会要他当谢尔皮林的副官。但是，“我需要你”这句话使他感到没有权利拒绝谢尔皮林的这个建议，因为没有谢尔皮林的帮助，他早先恐怕根本就回不了集团军。说“不愿意”是不行的，而其他问题以后还可以考虑。
“如果对您合适的话，我没问题。”
“那就谢谢啦。”谢尔皮林认为问题已经到此解决，不过他想起了辛佐夫昨天的请求，为了问心无愧起见，又补充说；“如果你以后感到这个职务不称心，你就告诉我。我不强留你。等我另外找到一个，就放你走。”
“另外找到一个……如果我给你干得好，你不会另外去找。如果我自己都感到干不好，那又何必去干呢？”辛佐夫暗自思忖。
“咱们走着瞧吧”，这句话是不能讲的，可是回答别的话他又不愿意。
一种出奇的淡漠心情依然控制着他。他一直在忐忑不安地挂念着塔尼雅，一切旁的事情都被置于脑后，暂时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好吧！”谢尔皮林把辛佐夫的沉默看作是他愿意当副官的表示，别的什么都没想到。“你就准备担任新的职务吧。不过你暂时仍留在作战处工作。你们作战处对未来的战斗有什么想法？”
“司令同志，我们作战处目前还没接到‘想’什么的命令，更没有去想未来的战斗。”辛佐夫这时才第一次露出笑容。
“说话别兜圈子。”谢尔皮林也笑着说。“关于在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事情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除了最高统帅部以外，谁也不清楚。就是我跟扎哈罗夫和鲍依科，也都一样。可是，你们这些作战处的参谋们自己打算什么时候进攻呢？你们那儿的青年土耳其党①的党徒们是怎么想的呢？”
①欧洲人对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统一进步党’的称呼，该党成立于1889年，其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官吏和军事学校的青年，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资产阶级革命后，该党曾掌握政权，1918年自行解散。——译者
谢尔皮林常常取笑作战处那些骄矜自负的年轻参谋人员，管他们叫青年土耳其党的党徒。因为他们在交谈中经常随心所欲地计划一切，自以为有深谋远虑，至少可以和集团军司令媲美，甚至比后者更高明。
“干吗不答话？你说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们作战处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六月中旬发动进攻。”
“确切的日期呢？”
“确切的日期——那看法就不一致了。”
“那么六月中旬是看法一致的罗？”
“是的。我们甚至还责骂气象员，因为他对六月中旬的降雨量作了不祥的预测。”
“可是，今年夏天，德国人也可能象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一样，首先发动攻势，这一点你们作战处想到过吗？”
“这一点没想过。没有一份侦察情报可以为这一点提供根据。在我们面前，敌人的前线和纵深情况至今都没有什么变化。”
谢尔皮林看了一下手表。
“还有十分钟时间。你就简单谈谈我们——一师的情况吧。”
辛佐夫开始讲述——一师的情况，他在那儿看到了谁。当他谈到伊林时，谢尔皮林摇了摇头，似乎自己也感到奇怪：
“很久没见到伊林了。从库尔斯克会战他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就没见过。不，见过一次，那是在冬天，我召集各团团长开会的时候。现在我们打仗已上了轨道，各人有各人的事，”谢尔皮林说。他的语气中带着忧郁的味道，辛佐夫听来感到很以外。“手头的摊子太大了。我倒很想跟从前一样到团长那儿去走走，可是往往办不到。你说，伊林的团部设在什么地方？”
“在谢利舍南面三公里的一个树林里。”
谢尔皮林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然后他说：
“如果这样，那么在他的右侧有一个大峡谷，离开克里切夫大道不远。七月二十九日夜里，我们在这个峡谷里集合，然后一起向大道爬过去，是这样吗？”
“是这样，”辛佐夫回答说。
“你是现在想起来的？”
“不，在那儿就想起来了。我一看就想到了。”
“想到了，可就是不跟我讲。”
“什么都讲到是不可能的，司令同志。那儿每一步路都有值得回忆的东西。”
“是啊，那儿每一步路都有值得回忆的东西。”谢尔皮林沉思地说。
他大概是回忆起了四一年的情景，所以尽管整个早晨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可现在这种心情却消失了。同时他发现辛佐夫脸色憔悴。
“你好象心境不好？昨天你还比较愉快。”
要是谢尔皮林早一点发现这个情况，辛佐夫就不会把一切都讲出来，他会鼓起勇气说，一切正常。但是，对这个峡谷的回忆迫使辛佐夫把发生的一切都讲了出来，因为正是在这个峡谷里，他们三个人——谢尔皮林和他以及塔尼雅—一曾在夜里一起隐蔽过，当时他们都趴在地上，彼此之间仅相隔几步。
“你俩可真是不幸。而我竟役有问一句，压根儿给忘了……真对不住象她这样的女人……你说，她已经飞回集团军了？”谢尔皮林又问了一句。
“电报上是这样讲的。”
“是呀，”谢尔皮林说。“如果她生了孩子，我决不会让她重返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生活。但是，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那她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摇了摇头，又重复说：“怎么搞的，我怎么会没问起她呢？是不是我的脑子在这次车祸中震坏了，什么事情都忘光啦？可是医生好象没下过这个结论，相反，他们说我运气好，闯过了危险。”
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把目光停留在辛佐夫戴着黑手套的手上。
辛佐夫觉得谢尔皮林马上要问起他的这只手了。但是，谢尔皮林说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问道：“记得你曾经说过，你从小是一个孤儿，进过孤儿院？是吗？我没搞错吧？”
“对，司令同志……”
“对什么？”出乎辛佐夫的意外，谢尔皮林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相反，一个人从小就失去父母，这是不对的。可是现在，经过这次战争之后，这样的人会有多少啊！……”同样出乎辛佐夫意外的是，他突然把话头转到自己身上。“我已经年满半百了，可是父亲还活着。今天我就在等他。我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到梁赞州去接他了。给他打了一张进入莫斯科的通行证………现在你走吧。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在疗养院大门口，辛佐夫看见在自己那辆吉普车旁边停着他熟悉的谢尔皮林的吉普车，还看到了他熟识的谢尔皮林的司机古特科夫。就是他和司令一起遭到了车祸。辛佐夫没想到，谢尔皮林在遭到车祸之后还会留他开车。但结果是把他留下了。
两个司机在聊天。谢尔皮林的副官托利亚·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反抄着手，在停着吉普车的场地上踱来踱去。
“你好，托利亚！”辛佐夫招呼他。
在作战处，大家都叫他托利亚，因为他年轻，和大家的关系也比较好。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奉司令之命来作战处联系工作，从来不摆副官的架子。
“我正等着您从司令那儿出来呢。”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
辛佐夫以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猜到了谢尔皮林跟他的谈话，所以想打听一下谈话的结果。但是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感兴趣的却是别的事情：集团军司令部里有什么新闻？
辛佐夫自己也正想问问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他这个副官的职务包括哪些工作。从旁观看是一回事，亲身经历是另一回事。但他忍住了，没有问。当一个人还在担任自己的职务时，不便问他这类问题。
辛佐夫没问这件事，他看了看沾满污泥、后面捆着一只备用油箱的吉普车，说：“今天我听说你去接司令的父亲了。接来了吗？”
“没有。”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无意讲述细节。“我马上去报告。”
他们告了别。辛佐夫坐上吉普车，望着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背影，感到自己好象有点儿对不起他。虽然，即使辛佐夫不同意接替他的位置，同样也帮不了他的忙。既然谢尔皮林已经决定要换一个副官，那么终归是要换的。
“又要下雨啦。”司机望了一下天空说，“下了雨，车子就开不快了。”
“不管下雨不下雨，反正命令要我们在首长起身以前赶到那儿，而且最好能提前两个小时到。就是说，清晨四点以前得开到。您就按这个打算开车吧。”辛佐夫说。
车子开动后，他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和今天整个早晨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念头：最可怕的事总算没有发生——塔尼雅还活着！如果她先到，那么明天白天或晚上，他就可以在前线见到她了。他将象人们平常见面那样见到她，而且不是在一年之后，也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而是在明天！他将走到她身边，触摸到她的身子，她活着……
第十二章
今天一点钟将召开医务会议，谢尔皮林已预定在明天早上返回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