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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保证，司令同志，”鲍依科虽然说得不响，但是口气非常严肃，使大家都不由得对他注意起来。
“我今天和李沃夫同志总算弄清了一件事，”库兹米奇被大家在饭桌上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就对谢尔皮林说，“原来，在二Ｏ年，在这里西线，我和李沃夫同志是在两个邻近的部队里。我在七师师长谢尔盖耶夫子下，指挥以莫斯科无产者命名的二十九四，而他，”库兹米奇把睑转向李沃夫，“在我们的左边，是十四钢铁旅的政委。可以说，我们俩并肩作战，几乎一直打到了华沙。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我们一下子往后撤了一百多里。战场上的事，真是变幻莫测啊！”
“倘若不是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是不会往后撤的，”李沃夫怒气冲冲地说。他说得又短又快，就象打了一梭子弹似的。
饭桌上顿时笼罩着一片沉寂。大家都以为李沃夫接下去还要不顾情面地说出一些尖刻的话来，可是，他却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拿起给客人准备的、用练习簿纸裁成的揩嘴纸，用它裹住鸡腿的一端。他左手拿着鸡腿，右手使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把小折刀，把鸡腿上的肉一块一块切下来。
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图哈切夫斯基就被认为是叛徒，对此，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战争的时间拖得越久，军队里也就越来越不喜欢谈论这一类话题。不知是由于这类话题已经越来越变为遥远过去的事呢，还是由于它已经被人撇在一边了。因此，当李沃夫突然说出这些话时，大家都感到不自在。
“你那时在什么地方？我记得你好象在波列科普吧？”巴久克打破了沉默，对谢尔皮林说。
“起先在北塔夫利雅，后来在彼列科普，在那里指挥一个团，”谢尔皮林说。
他感到，巴久克本来就清楚地知道他那时在什么地方，现在是由于李沃夫讲了这些话，才故意提出这个问题的。
他看了看李沃夫——李沃夫为了不让指头沾上鸡油，还是用那张纸裹着鸡腿的一端，用小折刀割鸡腿上的肉……
“我那时得了伤寒病，”巴久克说．“当时，第一骑兵军正从西布格河向卡霍夫卡挺进，可我却什么事也没干，在生伤寒病。”
他没让李沃夫把鸡腿上的肉割完，就站起身来。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走了。”巴久克扣上制服的风纪扣，用手指把口髭抿平。
“司令同志，有一个紧急问题，”谢尔皮林说。他没忘记，问题要尽快提出来，可是得等他们先把饭吃完。
“什么问题？”
“是不是到司令部去谈？我想在地图上……”
“就在这里谈吧，”巴久克说。“你的地图我已经了如指掌了，说吧。”
谢尔皮林先从今天航空兵再次证实德方军部所在的地点谈起。
“已经向你再次证实了，却还没有向我报告过呢，”巴久克嫉妒地说。
“这是在我的地段内，”谢尔皮林说。“您当时又不在场。”
“好吧，“巴久克冷冷一笑。“回去后，要弄弄清楚，为什么这些情况先向你报告，而不先向我报告。你有什么问题？想炮击这个军部？”
“是的”
“我们会炮击的。”
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现在一心想走。可是，对谢尔皮林来说，最难启口的事还在后头呢。
“我们有一个建议和请求，”他说。
“请求？”
巴久克睑上流露出不满的神色，谢尔皮林从他的脸色中看到早在意料之中的那种责备：“已经给了你多少东西了！把所有友邻部队的装备都拿来给你了！我们自己的装备也都给你了。方面军留下的预备队才勉强够用。一切都给你了！你怎么还要提出请求呢？”
然而，谢尔皮林还是把他打算说的话都说了。他提到那个到方面军来报到待命的远射程炮兵团，还说这个炮兵团必须暂时归集团军指挥，用它来打击德方的军部。
谢尔皮林说这些话的时候，巴久克的睑慢慢地涨红起来。他想克制自己，但是克制不住。
“我不给！”他毫不客气地说，同时把一直拿在手里的军便帽往头上一戴，然后抓住帽檐往下一拉，一直拉到额上。
“司令同志，请允许……”谢尔皮林还准备说下去。
“我不允许！完全是蛮不讲理。你们以为，我们这个方面军里就只有你们一个集团军吗？我们拨啊，给啊，就象填无底洞似的，什么都填下去了！可你却还想要！要知道，这个炮兵团是昨天才到我这里的！昨天才到，今天你就要我把它给你吗？你们从哪里打听到，这个炮兵团到我们这里来了？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你们的？兰斯科依，是你透露给他们的吗？”巴久克转过身来问站在他背后的上校。
“作战处对谁也没有透露过一点消息，司令同志，”上校说。“预备队从最高统帅部到这里来，按规定是绝对保密的。”
“对有的人保密，对有的人就不保密！对他们就是不保密。”巴久克已经往汽车那边走去，可是，一边走一边又转过身来，说：“按道理，还得问问清楚，这件事你们是从哪里打听来的？”
“可也确实应该问问清楚，”一直没作声的李沃夫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本来是应该问的，可我不想问，”巴久克把手一挥。“反正弄到后来，上面的人都把责任推得一于二净，还不是下面的人变成替罪羊！我不想在进攻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来追究这种事情，否则我倒真是要问问清楚。这个炮兵团我不给，你也休想！”最后一句话他又重复了一遍。
听到巴久克第二次讲“我不给”的时候，谢尔皮林心里想：他们要这个炮兵团是为了战斗，这个想法毕竟印入了巴久克的脑子里。可是，巴久克现在怒气冲冲，对谢尔皮林大为不满，在这种情绪下，他是不会冷静思考问题的。
“谢谢你的款待，”巴久克一边坐上吉普车，一边说。“我倒以为你请我们白吃一顿，原来不是白吃的！我们明天在观察所再碰头吧。”他举起手，碰了碰帽檐。
“方面军司令同志，”站在车旁的库兹米奇开口道，“我可以送您到我们集团军的边界吗？”
“您要没有事的话，就送吧，”巴久克说，“不过，得乘您自己的车子，”说罢，对司机挥了挥手：“开吧！”
李沃夫冷淡地、不慌不忙地同谢尔皮林和鲍依科握手告别之后，坐上自己的“爱姆卡”。谢尔皮林根据李沃夫脸上的表情估计到，李沃夫还是要查究，他们的集团军是从哪里获得关于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来了一个炮兵团这一消息的。
库兹米奇开玩笑似地摇了摇头，象老年人一样咳了一声，坐上停在这里食堂旁边的备用的吉普车……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没听说过，”谢尔皮林说。
“等我回来向你报告陪同巡视的情况时，我再讲给你听。”
库兹米奇的吉普车调过头来，跟随着前面两辆车子驶走了。食堂门口只留下谢尔皮林和鲍依科两个人。
“您干吗垂头丧气呢，费多尔·费多罗维奇？”鲍依科望着谢尔皮林问。“别理他。”
“对他的态度，我可以不计较。但对事情的实质，却不能置之不理。我宁愿给他臭骂一顿，可这个炮兵团得给我们呀。他不采纳合理的建议，这我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在这里，在我们这个集团军里，不可能看到全局，但是我相信，明天在我们建议的那个地方动用这个炮兵团，是再恰当不过了！眼看着一个人好象正在一步步变好，可是后来你却会突然发现：在某些地方，他是变了，在其它地方，还依然如故。”
“我们去研究一会儿工作吧，”鲍依科建议道。
“不去工作又去干什么呢？去哭鼻子吗？我们走吧。”
他们工作了三十分钟左右。电话铃响了，鲍依科拿起听筒。
“我是鲍依科。是的，在这里。你最好过一会儿再打来，现在不要打扰他。司令正在工作，没功夫和你讲话，”鲍依科说话时打着官腔，这套官腔他早就有了，不过在代理集团军司令之后，显得更足了。“是尼基津打来的电话。”鲍依科手里拿着听筒，转过身来对谢尔皮林说。“他说，只打断您一分钟。”
谢尔皮林接过听筒。他想，集团军特工处处长尼基津多半是因为他没有批准对那个中士的判决而打电话来的。可是，尼基津打电话来，完全是为了另一件事。
“请原谅，司令同志，打扰您了，”他在电话里说得很快。“我这里来了一个人，他就要走的。我相信，您一定很想看到他。请您安排一个时间，我带他到您这儿来。”
谢尔皮林一听到这番话，几乎马上就想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尼基律不说出他的名字和职务，可是他忍住了，只吩咐尼基津二十一点到他这里来，临了，还补充一句：
“先一个人进来。”挂上听筒时，他发现鲍依科脸上掠过一种好奇的表情，而他自己也露出一丝笑容：“他还严守秘密呢。看来，是私人的事，他不想在电话里报告。”
他们俩又工作了半个小时，电话铃第二次响了。鲍依科又拿起听筒一听，立即把它交给谢尔皮林。
“方面军司令打来的？”
“把你所要的那个炮兵团拿去吧，”巴久克没有称姓道名，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下了命令，这个炮兵团明天交给你指挥一天。往后就别再指望了，我要把它收回。”巴久克没再说什么，也没有说声再见，就把听筒挂上了。
“要他回心转意可不容易啊，到了友邻部队，到底还是转过来了！”谢尔皮林想。他兴冲冲地叫鲍依科打电话给马尔基安尼，让马尔基安尼按计划开始行动。
“我连对方面军司令说声‘谢谢’都来不及。他一下子就把听筒给挂上了！”
鲍依科打电话给马尔基安尼，和他商量妥当之后，担心地对谢尔皮林说：
“我说，只要我们一拿下这个小树林，方面军司令立刻就会亲自派人到那里去检查！那里是不是军部，我们的炮打得是不是命中目标，您瞧着吧。”
“一点不错，他肯定会派人去的，”谢尔皮林说。“他不会把这个炮兵团白白给我们的！”
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要到了这个炮兵团，可以用它来打击德方的军部；同时也感到担忧：拿下目前德国人的这个军部的驻地后，检查的结果不知会怎么样。
现在，在进攻前夕。他们俩谈论这个问题时，互相之间毫不拘礼，就在这种毫不拘礼的关系中，反映出战争三年来在军队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一点连他们俩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您允许我进来吗，司令同志？”库兹米奇走进帐篷时问。
如果不考虑对他本人的称呼，而是就一般而论，谢尔皮林原则上是不赞同对下级称呼“你”这种习惯的。不过他已经不能摆脱这个习惯了，而且对此也没有很好地考虑过。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根深蒂固地养成了当时严格遵守的习惯，对红军战士称“您”——“战士同志”，对尉官也称“您”——“尉官同志”。甚至在大声呵斥时，也称对方为“您”：“您站得象个什么样子？！”
而在指挥员之间，日常同志式的关系使他们在公余之暇习惯于彼此称“你”。可是，在履行公事时，不知怎么一来这个“你”竟不知不觉地在他和其他人的口中变成了“你”和“您”两种称呼了——上级对下级称呼“你”，下级对上级称呼“您”。这样就沿袭下来了，尽管，按理来说，这样的称呼是不应该的，并且，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的话，也是不正确的。但是，习惯成自然了。
库兹米奇是个例外：你对他称“你”，他对你也称“你”。他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只有象现在这种场合，他正式按照你的职位来称呼你，那当然要称“您”了。他是遵守这个规矩的。
库兹米奇在桌子旁边坐下，笑呵呵地说：“我把方面军司令送走了。路上，他的气算是平息了一点，我代表大家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请您保重身体，否则两条老腿又要吃不消了。’这使我回忆起斯大林格勒的那件事，”库兹米奇对谢尔皮林眨了眨眼睛。“今天，他一整天都对我用‘您’称呼。”
“这有什么不好？”谢尔皮林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我们自己也没有发觉，我们已经忘记应该这样称呼了。”
“假如这是出于尊敬和诚意的话，那当然没什么不好，”库兹米奇表示同意。“而他很可能是出于这样的打算：好吧，你这个老家伙在你没进棺材之前，我就用‘您’称呼你！可是，随便说一句，方面军军事委员也不比我年轻，他和我同岁，也是一八八六年生的。”
鲍依科听了他这番话，不禁疑惑地看了库兹米奇一眼：他和方面军军事委员同年，这怎么可能！在鲍依科看来，库兹米奇是个老头儿；因为他个子矮小，所以还是个小老头儿。而李沃夫呢，就完全不同了。他尽管年纪也不轻了，可是既不能称他为“小老头儿”，也不能称他为“老头儿”。在他身上，有一种与这种称呼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许，在他身上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的那种长期身居要职的气派，使旁人没有把这个早已上了年纪的人看作老头儿。
“你有什么打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谢尔皮林问。他知道库兹米奇办事素来勤勤恳恳，可是已经有了一种老年人的毛病：工作到极端疲劳之后，感到自己有权休息一会，就不管对方有没有兴致，总喜欢唠叨几句。
“我的打算很简单。喝完茶，睡上三个小时，然后，晚上再到各条道路上去看看，不让什么地方出现破坏纪律的现象。否则，谁知道，我们那些老兄又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大伙儿一直遵守纪律，努力坚持到底，现在到了最后几分钟，可别有人给坏了大事。我走了，”说罢，他戴上了制帽，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我一直在想，我还有什么没讲？原来是我答应给您讲的那个故事：‘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
“讲吧，讲吧，”谢尔皮林笑了笑说。
“这是一个在旧军队里流传的故事。司务长教训新兵说，‘你记住，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我是长官，那你就是傻瓜；你是长官，那我就是傻瓜！’”
谢尔皮林和鲍依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故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一次也没听到过吗？”
“听到过的话，是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说。“这个说法倒是辩证的，值得记住。”
“好，都讲完了：我走了。”
库兹米奇走了之后，鲍依科突然遗憾地挥了挥手。
“忘了告诉他，我们已经要到了这个炮兵团，也让他高兴高兴……”
“明天他会知道的，”谢尔皮林说，他对他的副司令不全部知道司令部里的事情，一向是不大在意的。
就在这种一向不大在意的态度中，反映出库兹米奇在这个集团军里所处的地位，推而广之，也反映出象库兹米奇这样的副司令在其它集团军中所处的地位。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些集团军副司令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他们不会提升为集团军司令，也不会去当参谋长，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参谋工作。同时，也不会派他们去当师长，因为他们都是从师长这个职位提升上来的。倘若有军长的空缺，也挨不到他们，一般总是选优秀的师长提升上去的。
在库兹米奇来这里之前，谢尔皮林曾有过两个副司令。一个是巴久克当集团军司令时留任下来的，他为人挺好，不过在军事上墨守成规。有一次，他照常在前沿处理日常事务时，在枪林弹雨之中阵亡了。
之后，派来了一个伤愈出院的年轻将军来接替副司令的职务。他在医院时渴望早日重返前线，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行。他来这里待了三个月，表现出众。这时，正巧有一个军长患溃疡病，已经到了穿孔的地步，可他还竭力瞒着别人。这时，只好把他从战场上换下来，这个军的军长就出了缺。当时，谢尔皮林认为，在几个师长中，还没有一个人具备当军长的条件，而副司令基尔皮奇尼科夫就在他身边，他宁可不要副司令，而不能让一个军没有人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