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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恰巧库兹米奇写来一封信。他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因病住院，出院之后，晋升为中将。这次他写信来，自己坚决要求担任副司令这个职务。谢尔皮林就接受了。确切一点说，不是接受，而是表示他会同意的。后来，上边来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正式表示同意、对此他并不感到后悔。库兹米奇将军是个克己奉公、忠心耿耿的人。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二话。不过，严格地说，他在司令部里基本上是个事务将军，当然，这种职务是没有的，也是不应该有的。
谢尔皮林暂时离开部队的时候，谁也不会考虑由库兹米奇代替他指挥集团军。候选人只有一个——鲍依科。甚至不会考虑让其他人来代替司令。
鲍依科感到自己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他知道，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只有他才能当第一副司令。他虽然对人严厉，但与库兹米奇相处，却可以说是小心谨慎。他不仅当谢尔皮林在职时，就是当谢尔皮林住院、他代理司令职务的时候，和库兹米奇相处得也不错，从不得罪老头儿。关于这一点，库兹米奇本人，因其天性公正，在谢尔皮林从疗养院回集团军几天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了。
“扎哈罗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音信，”谢尔皮林在库兹米奇走后，想起了扎哈罗夫。“大清早就下部队，一次电话也没打来过。”
“他现在还在前沿的什么地方兜来兜去，还不知道李沃夫已经走了呢，”鲍依科说。“他一知道李沃夫走了，就会回来的。可我呢，”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尽管大家对李沃人这个人议论纷纷，可我对他还是尊敬的。我和方面军参谋长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和后勤部部长也谈过。我对他们说，李沃夫不容许任何一列军用列车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不会让它开到友邻部队去。该给我们的，就给我们，其他人谁也别想捞到！想从别人那儿捞一把的家伙有的是！他日日夜夜办理方面军的补给工作。我们现在有这么些汽油储藏量、弹药基数和口粮，要知道，这是李沃夫的功劳。”
谢尔皮林一直没有答腔。回忆起今天李沃夫那张疲惫不堪的睑，他想；“当然是他的功劳，大概功劳还不小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也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战争中更应该这样。”
谢尔皮林又和鲍依科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对鲍依科说，他将于二十二点三十分再到这里来，说罢，就回司令部去了。
这一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从清晨五点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以上，但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谢尔皮林命令给两个军长挂电话，让他们向他报告情况，报告今天他巡视时发现的不足之处是否都已弥补了。然后听取了集团军工程勤务主任，或者，按老的称呼，工兵主任索洛维耶夫上校的报告。他是特地为此而把工程勤务主任叫到司令部来的。索洛维耶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军事工程师了，他不是那种急于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的人。原来计划要在进攻开始之前必须完成的一切工作，他都完成了，而且还主动地超额完成了。谢尔皮林给他指出的那些不足之处，他也都弥补了。可是，他自己对明天就要开始的这个战役的工程保证工作，还是感到不满意，他在报告完毕之后，临走时，忍不住说：“再给我们三个昼夜就好了，司令同志……或者，哪怕是两个昼夜也行。”
“亏你想得出，”谢尔皮林笑了笑说。“现在不要说三个昼夜，哪怕是三个小时，上帝也不会多给我们了。”
工程勤务主任走了之后，侦察处处长来了。原来，根据炮兵部队声测侦察的报告，夜里，在德国人的后方，有很多地方发生了爆炸；这个情况空军夜航员也发现了，同时他们还发现，有十几处地方发生了大火。现在侦察处处长带来了一张图，他根据游击队总部提供的最新情报，在图上集团军将要进攻的地段上，标出了昨夜游击队在德国人后方各条铁路线上进行过破坏活动的所有地点。
“游击队已经把他们的静脉都割断了，”侦察处处长说，他年纪很轻，喜欢用形象化的言词。“今天夜里，游击队要切断他们所有的交通线，使他们寸步难行、进退不得！”
“不，切断所有的交通线，这还谈不上，”谢尔皮林说。“你要知道，战场上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切断了，另一方就会修好。我们是这样干的，德国人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游击队用这个办法使德国人的铁路运输量哪怕减少三分之一，那他们就算立了大功啦！我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对游击队同志们的感激心情！”
谢尔皮林在让侦察处处长离开的时候，用严肃的目光对他打量了一阵。这是战役开始之前常有的事：各级首长一面用这样的目光最后一次打量自己手下的侦察员，一面心里忖度着：他的那些预测能实现的有几分，不能实现的又有几分？他认为这些预测的可靠程度如何？他对制订各种作战计划的依据—一预计和冒险的最终结合；到底有几分信心？
侦察处处长经受住了谢尔皮林那种仔细打量的目光。在这种场合，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往往会灵机一动，摆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补充自己的报告，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个胖胖的、生性快活的年轻人经受住了对方的目光，仍旧为他从游击队那里得到的情报而感到高兴。他站了起来，象鸭子那样，抖动了一下身子。
谢尔皮林让他走了之后，就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他是谢尔皮林过去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指挥系的同学。
“怎么样，我的同名的朋友，”谢尔皮林在电话里问（空军集团军司令的名字也叫费多尔）。“科斯亭那里有什么消息？他有没有改变主意？”
“科斯亭”是远程轰炸机部队指挥员的密码代号。这个代号是专为这次进攻而确定的。
“没有改变。也未必再会改变。他将照原计划行动，”空军集团军司令回答说。
“你那里的人都健康吗，没人生病吗？”
“我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健康，他们从来不生病，”空军集团军司令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回头见……”
挂上听筒之后，谢尔皮林为了打这个电话而暗暗责骂自己。
这次给空军集团军司令打这个电话完全是多此一举，可是，谢尔皮林忍不住，还是打了！实在没办法。越是临近战斗，就越是坐立不安。不管你如何克制自己，这种内心的不安，只有等到明天，在战斗之中才能真正消失。
谢尔皮林看了看表。扎哈罗夫仍然没有打电话来。大概他还在路上。再过几分钟，尼基津就要来了。
谢尔皮林望了望办公桌。真奇怪，桌上一件东西也没有了。所有在此之前应该做的事，全都做完了。
“一般说来，只有把战争分成几个部分，才能在头脑里装得下，”谢尔皮林想，他疲乏地用双手抱住头，来回摇了几摇，试试折断过的锁骨还疼不疼。“此刻，你想到这件事，随后，想到另一件事，接着是第三件事，而后再是第四件事。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一切事情——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许多事又互相关联，相互牵制……如果要把所有这些体会全部汇总起来，要一下子考虑到战争的全貌：战争到底是什么，是由什么组成的？那准会把脑袋瓜都胀破，用什么箍也箍不住它。”
“进来，”他对出现在小屋子门口的尼基津上校说。“坐下。说吧，你有什么秘密。”
“我可以站着报告，司令同志。我的秘密不多，只要三分钟就能讲完，”特工处处长说。特工处早在去年就已经改名为“谍见愁”了，可是，谢尔皮林心里还是按照老习惯称它为特工处。
“没关系，别忙，”谢尔皮林说，“你不象别人，你难得来打扰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过……”
尼基津上校有一头淡黄的头发，人长得很漂亮，年纪不小了，但看样子还挺年轻。他拿了一只凳子，在谢尔皮林对面坐下来。谢尔皮林看着他，心里在想，他和尼基津共事了两年，大概还没有谈过两小时的话呢。
尼基津上校沉默寡言，冷静沉着，不该过问的事，他从不多嘴，然而，对自己的职责却牢记在心。反间谍人员就该如此。他不在你眼前转来转去，很少报告，即使需要报告，多半也是由扎哈罗夫报告的。这已经成为习惯了。他做起事来埋头苦干，至于他在其它方面的详细情况，就毋庸赘述了。
“请原谅，司令同志，”尼基津带着他不常有的那种表情说。“说不定，您会骂我一顿，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还提这种事，可是我还是决定向您报告。今年春大，我们调到这里来的时候，您曾对军事委员说，如果能在这里碰到四一年一起突围出来的人，那么，即使花很高的代价，您也在所不惜，当时我也在场……”
“我说过，那又怎样呢？”谢尔皮林问，他由于预感到一种暂时还不知道的好兆头，心里感到高兴。“不仅仅是上帝的传者才相信奇迹，我们W人也相信奇迹。战争如果没有奇迹，那还成什么战争呢？”
“奇迹倒不是奇迹，”尼基津说，“不久之前，从莫吉廖夫那里派来一个人，他是在那里为我们工作的。过去，我们在刚开始收复失地的时候，由于情报工作做得不好，所以干了些蠢事，现在接受过去犯错误的教训，我们就不再惩办那些表面上给德国人做事，而实际上为我们工作的人了。”
“这是合乎情理的。平白无故地把人处死，这是糟糕透顶的事！”谢尔皮林回忆起他在去年冬天从扎哈罗夫那里听来的一件事；在他们集团军的地段内绞死了一个警长。这个警长在绞索已经套在脖子上的时候，还喊了一声：“苏维埃政权万岁！”
“我们本来考虑，获得情报之后，把这个工作人员重新空投到那里，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万一德国人把飞机打下来，抓住他之后，就要逼他的口供……我们决定，在战役开始之前不冒这个险了，把他留在这里，等莫吉廖夫解放后再说。今天，他突然跟我纠缠不休起来，说：‘请您务必想个办法，让我见见司令，我是和他一起突围的……’”
谢尔皮林心里揣度着；这可能是谁呢？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问：反正马上就要看到这个人了。
“我可以带他进来，让您认一认，”尼基津没等谢尔皮林再问什么，笑嘻嘻地说，“他坐在我的‘爱姆卡’小汽车里，正在和您的副官聊天呢。”
“好吧，带他进来！”谢尔皮林说。
尼基津走出去之后，谢尔皮林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并不迷信，但是现在，在进攻莫吉廖夫的前夕，碰到一个当时和他一起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的人，他感到这是个吉兆。在尼基津走进来的时候，谢尔皮林一看到尼基津背后那个他早就忘却的人的脸，心里顿时感到，明天的一切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祝您健康，司令同志，”谢尔皮林的这个老部下，趁尼基津闪在一旁的时候，走上一步说。他长着一头卷发，脸上稚气未脱。他那紧贴着身子的左手上拿着船形帽，他脱下帽子，大概是为了使谢尔皮林能够根据他的一头卷发，马上就把他认出来。“塞金大尉听候您的吩咐，”
“你好，塞金。看见你我很高兴。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一步走到塞金跟前，和他拥抱，放开之后，又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好象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三年来他经历过的一切。
可是，从塞金的脸上恰恰什么也看不出来。有人说，从一个人的脸上总是能够看到他的经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的脸，不过随着岁月的消逝，逐渐变得苍老而已。而眼前这个人却并不见老，他还保持着三年前谢尔皮林看到他的那副模样：那天早晨，谢尔皮林一行人渡过第聂伯河，进入一片树林，碰到了五二七团特工处特派员塞金大尉和克瓦尔楚柯准尉，他们两人率领一队战士，带着师的旗帜。
在以后的突围过程中，克瓦尔楚柯准尉一直把这面旗帜带在身边，藏在军便眼里面。塞金在突围出来前的一个星期，被一颗迫击炮弹打伤了大腿和脚，伤势很重。大家背着他走了一天，夜里，他失去了知觉，就把他留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个荒凉的村子里。“他的情况很不好，”克瓦尔楚柯准尉亲自把他送到一所小房子里后，回来向谢尔皮林报告说。“可是，旅长同志，那两个妇女非常怜惜他，她们说，年纪这么轻，还是个卷发的小伙子！说不定，在她们的照料，他还能活？”
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他毕竟活下来了。经历了三年战争，塞金竟一点也没有变，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卷发的小伙子又站在谢尔皮林面前了。
“那么，您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司令同志？”塞金高兴地说。
“怎么会认不出你呢？尤其是你还留着那绺额发。”
“我要是把额发剃了，司令同志，再蓄起胡子，那恐怕连亲娘也认不得我了！”
“他的第一次报告，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谢尔皮林转过睑对尼基津说。“‘突围出来十九个人，师的旗帜也带出来了’。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作这样的报告，是永世也忘不了的。哪怕你的头发全脱了，光秃秃的象膝盖一样，由于你作了这样的报告，我还是能把你认出来的。我不知道，他在你们那里表现怎么样，在我手下时，他是好样的。”
“在我们那里也不错，”尼基津说。谢尔皮林从他说话的语调中感到，他听到谢尔皮林夸奖他部门里的人，心里很高兴。
“你把他带来了，这很好，”谢尔皮林说。
“我可以走了吗？”尼基津说。他精明老练，一下子就明白了谢尔皮林的言外之意：谢谢你，但现在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谈吧！
尼基津出去之后，谢尔皮林指了指放在桌子那一边的一张凳子，然后把两肘支在桌上，默不作声地望着塞金。
“你说，塞金，那里的人现在怎么样？”
“就在那里活下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路呢？”塞金回答。
他说这两句话，就好象把一块石头猛然投入深井似的，震动了人们的心灵，触痛了他们心底的创伤。那里的人们现在怎么样？自从我们的部队撤走之后，那里的人们只有一条路——他们留在哪里，就只好在哪里活下去……
“你受伤以后，我们把你留在那里，当时你不怨我们吗？”
“不怨。只是清醒过来之后，我感到很害怕。后来，躺了两个月，就明白了：我还能活下去。既然还能活下去，那就得找个事情f干。我把证件都挖了出来，重新开始工作。起先担任游击旅的侦察科科长。后来。我负了伤，就把我送回大后方，又从那里作为侦察机关的人派到敌后去做地下工作。先是在奥尔沙，后来到莫吉廖夫。”
“是你自己要求上级把你重新派到那里去的吧？”
“基本上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一方面，不想去，另一方面，既然那里留着我们的人，那怎么能不回去呢？等你们解放莫吉廖夫地区的时候，甚至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中也能看到，这些年来，那里的人尽心竭力，做了多少工作啊！就拿德国人的通信联络来说吧，有多少根电线杆给那里的人们锯断了！我们锯断一根电线杆，德国人就从邻近的树林里拖来一棵树，只是把小树枝砍掉一些。连树皮也不削掉，就把它竖在旁边作电线杆用。不消一个星期，又给锯断了下他们又竖起来……你们到了那里，就可以亲眼看到，每根电线杆周围有六七个树墩，好象蘑菇杆一样。这种情况到处都看得到。再说，德国人后方的铁路线又怎么样呢？这里刚修好，那里给破坏了，那里刚修好，这里又给破坏了，真使他们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德国人当然是非常残暴的罗。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中间这样讲：我们完成了一次没有遭受损失的行动！这看来好象是事实，然而，每进行一次行动，我们都要牺牲好几个人作为代价。德国人即使抓不到干这些事情的人，反正也要随手杀几个人。”
“这是可想而知的，”谢尔皮林沉痛地说。他沉默了半晌，又问：“这些年来，你碰到过我们一七六师的人吗？”
“一个也没碰到过，”塞金说。“他们的墓地我们倒可能查清楚。莫吉廖夫的居民转告我们。砖厂旁边，在您的团当时担任防御的那些壕沟里，有个合葬墓。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