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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是有限的，有时是可怜的、无助的，因为我们都是女人生的，也都有临死前的脆弱，所以不能恃强凌弱。但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对于德国纳粹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无限地膨胀自己的欲望，崇拜自己的武力，认为自己差不多是上帝了，可以为所欲为、主宰其他人生死了，就疯狂地发动战争。于是，也只有战争才能教育他们。对于已经堕落为魔鬼的分子来说，制造死亡是他们信仰的宗教，也只有他们自己的死亡才能拯救他们自己的灵魂。对于德国纳粹分子来说，当在儿童时代，他们一定是天真的、可爱的，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成凶残的人了呢？当把一群犹太人赶到毒气室里不动声色地按动开关的时候，他们童年时代的人性哪里去了呢？——询问人性在纳粹看来是太“幼稚”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样“深刻”的问题——在焚尸炉里如何焚烧尸体才能最节约宝贵的焦炭？焚尸炉制造商拓普父子公司的研究成果是：一个营养良好的犹太人＋一个犹太儿童＋一个被集中营折磨得皮包骨似的犹太人，如此组合燃烧效率最高〔22〕。
战争收获了和平，没有美国对日战争就没有保障日本文明在最近半个世纪高度发达的宪法，即日本宪法是美国向日本“输出”原子弹后输出的最富价值的赠礼，日本作为美国输出自己意识形态的成功典范向世界昭示了野蛮向文明是如何转换的。当然这种转换还并不彻底，靖国神社的死灵魂一次次地在被参拜中召唤，我们无法预测死灵魂会不会复活以及一旦复活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美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不仅表现在战争本身的胜利，而且表现在一种自由民主政治对一种邪恶的法西斯专制极权政治改造的胜利。这一意义也只有参考原苏联对于德国的军事胜利后的重建失败才有意义。东德人与西德人之间有一道“柏林墙”，这道柏林墙在上世纪中后期上演了任何现代派戏剧都无法超越的精彩剧目，即墙这边把自己的社会描绘成天堂而把墙那边描述为地狱，奇怪的是天堂一方的人总是冒死逃亡去地狱一方。“天堂”的统治者显然出于好心——为了使那些竟然敢于去“地狱”的人免于堕入地狱，就下令开枪打死了他们。
本来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博大，而博大的根源则来自于谦虚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唐时，中国的伟大高僧玄奘法师曾不远万里去印度取经，使汉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逐渐融入中华文明，而佛教的发祥地现在却已难觅佛教的踪迹了。但是到满清时代，进取精神逐渐懈怠，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狭隘政治集团的统治下，致使近代中国明显落后于欧洲。据载，西方伟大学者莱布尼茨曾七次致信康熙皇帝，康熙也表现出一定开放胸襟，但他毕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真正价值。即使乾隆皇帝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优礼款待英国访华特使马甘尼伯爵，但也没有达成任何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协议。后来满清因对外部世界无知而生的傲慢竟愈演愈烈，以至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特使阿姆哈斯来访，竟然因其对跪拜礼的异议而与英国中断了高层往来〔23〕。显然，鸦片战争失败是中国为其闭关锁国付出的巨大代价，满清也就愈来愈显出固步自封的老态。尽管鸦片战争本身显示出英、法帝国炮舰政策的野蛮，但对于中国文明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一个莫大的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华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世界不是中国历史上遇到的那些边远地区文化落后的“蛮夷”，西方文明是和中国文明同样先进甚至在许多方面更先进的文明，不谦虚地学习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就有衰落乃至灭亡的危险。从这一意义言，鸦片战争对中华文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近代文明史的转折点。甲午战争以后，满清的气数将尽已经显露无遗，狭隘、短见、乡愿的慈禧统治集团的愚蠢、浅陋、猥琐的作为与中华文明博大宽广的性格格格不入，终于招致庚子之祸，八国联军轻而易举地进入京城，这足以说明满清王朝已经不能从任何意义上代表中华文明了。
（六）
当战争作为“罚无道”时，是应该被称颂的。它使文明免于浩劫，所以武王伐纣是正义的行动。对于一个残暴、荒淫的统治者，用武力推翻它是“替天行道”。不过中国的君子伯夷、叔齐是不赞成“以暴易暴”的。应该向伯夷、叔齐这样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致敬。但以非宗教的态度判断，孤竹二君的思想显然不合时宜，无论在任何时代。
当美国军队兵临巴格达，中国的军事评论家纷纷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战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认为伊拉克人民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巷战不可避免，巴格达也将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然而战争的进程还是讽刺了中国军事评论家们的高谈阔论，激烈的巷战根本没有发生，美国的坦克轻易地进入巴格达。更让那些站在伊拉克立场上的人士蒙羞的是，不仅没有像样的抵抗，而且当美国的坦克停在巴格达市中心的广场上时，巴格达市民协助美军推翻了萨达姆的雕像。当雕像倒下时，市民欢呼雀跃，在萨达姆“身上”跳舞。
伊拉克人的爱国主义哪里去了？他们的“忠心”哪里去了？在伊拉克，最重大的和最热烈的节日就是萨达姆总统的生日。曾几何时，萨达姆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伊拉克总统，伊拉克人热泪盈眶地呼喊：“我的心，我的血，萨达姆！”但是，或许伊拉克人自己也并不了解自己。战争迅速结束的原因，并不全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伊拉克人抛弃了萨达姆。
战争固然残酷，战争中一个伊拉克儿童的哭声可以立刻传遍全世界。可是，比儿童的哭声更残酷的是，在非战争期间当成千上万人被集体屠杀时并没有人看见，所以也就没有多少人指责罪恶。据手头的资料，仅在1987年，八架伊拉克飞机对北部库尔德人的二十个村庄实施化学武器攻击，造成至少八千库尔德人死亡，“母亲们的尸体紧紧依偎着自己死去的孩子”〔24〕。最近，在战后伊拉克发现的“万人坑”证据确凿，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是，万人坑里的一万五千具尸体都是被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活埋的〔25〕。
把一万多人双手反绑，蒙上双眼，活活埋掉似乎比伊拉克儿童的哭声要悲惨些。萨达姆总统如此对待反抗他的人民，他的高得票率恐怕是人民害怕活埋而填写的。想想伊拉克上万人惨遭活埋，以及伊拉克民众高呼“我的心，我的血，萨达姆”的情景：一面是伊拉克儿童贫血的面孔，一面是萨达姆总统和他的两个儿子豪华的住宅和荒淫无度的生活；一面是国际人士为拯救伊拉克人民实行石油换食品计划，一面是萨达姆总统不惜血本地在全国各地为自己的尊容建立无数的雕像，我们就能够对于什么叫专制极权有所理解——个人崇拜是由极端恐怖来维持的。由此看来，美国的“斩首行动”对于萨达姆总统的惩罚似乎并非不符合正义。
对于某些学者指责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破坏了“多元文化”的观点，应作客观分析，区别对待。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当然应该举双手赞同，但关键是如何理解“多元文化”中的“多元”。如果地球上目前依然有食人族，就不能认为他们的“文化”应该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继续保留；纳粹分子可以在晚霞中悠然地欣赏从焚烧犹太人的焚尸炉中冒出的“炊烟”的“美景”，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只能在“恶的辩证法”的意义中才能进行“文化”“审美”；至于原苏联把五十万知识分子处死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地〔26〕，就其历史场景来看，也是很“壮观”的，但似乎二者都不应该属于“多元文化”之“一元”。我们的观点是，食人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专制极权主义以及萨达姆的“活埋主义”都不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一元，它们是比斯巴达之于希腊城邦文明之变种的更坏的变种，是人类文明的公敌。至于不乏真诚的学者担心美国推广的民主自由有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尽管并不多余，但不必忧心忡忡。民主固然也是一种文化，但它不会摧毁其他文化，因为它是和“专制”对立的。比喻地说，民主是文化的营养素，它只能催生文化而不会“我花开后百花杀”。民主的普适性使其和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并不一定构成亨廷顿先生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在专制与民主、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中，民主与文明的最后胜利应该是全人类的福音。
历史地看，人类恐怕还有更加激烈的战争在我们的地球上上演，战争或许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可能消失的现象。古代战争似乎是独立的存在并对人类文明产生影响，但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类的整体意志逐渐地凝聚起来，人类当然不应该对战争的发生无所作为。由于精确制导武器以及高新信息技术对战争的监督，使现代战争具有一定的理性，表现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的有限性和可控性，不把平民作为军事目标打击，从而区别于古代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由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那里，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变得很小，尽管仍然有对平民的误炸。总之，历史学家不应该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既然战争不能在可预期的未来人类历史中消亡，我们就应该正视这种进步。
可以设想，人类未来尽管仍无法消灭战争，但战争本身是可以文明起来的。在未来战争中，所较量的可能不再是血肉之躯的生死，而是科技力量的高低。虽然预言未来战争双方都接近“零伤亡”还为时过早，但生命损失将会日益减少，当然前提是——人类能找出抑制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十分理性的办法。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当前，在一般常规战争外人类文明的肌体上却长出了恐怖主义的毒瘤。如果不能有效制止其扩散，一旦恐怖主义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那么整个人类的安全将受到致命的威胁。在政治、经济逐渐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消灭恐怖主义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愿不要在只有爆发一场大规模核战争之后，残余的人类才会下决心彻底销毁核武器，核战争不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终结的“葬礼”。
注释：
〔1〕〔24〕徐冰川、辛本健：《帝国之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64、135页。
〔2〕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1877年出版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
〔3〕考古学家窦普菲尔德在1902年所著《特洛伊与伊里温》一书中认为，特洛伊的九层文明分别是：一至五层存在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的前半期，规模宏大的第六层属于迈锡尼时代，第七层与第六层时间接近，第八层属于早期希腊时代，第九层属于希腊化时期。见范勇：《沉寂的神殿》，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54～63页。
〔4〕按照摩尔根人类史三期划分，野蛮时期是文字产生（文明期）以前的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时代，欧洲大部分居民还是没有文字的野蛮人。
〔5〕NMD是现代美国国家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缩写，即：Nation
Missile Defense。
〔6〕1922年11月19日，人们在发掘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Tutenkhamon）（约前1361～前1352在位）的陵墓时发现了这样的咒语：“谁搅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展翅的死神将降临到他头上。”见沐涛、倪华强：《失落的文明：埃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7〕见《文史哲》2003年第3期载尹振球先生的文章《荷马为什么唱阿克琉斯的愤怒？》。
〔8〕汉·刘向《说苑·权谋》载：“周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武王说，天洗兵也。”按历代诗人以“雨洗兵”为一种壮阔境界，唐·岑参诗《奉和相公发益昌》有句：“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
〔9〕亚历山大死亡日期是公元前323年6月12日，当时，亚历山大不到三十三岁，在位共十二年零八个月。见夏遇南：《亚历山大帝国》，三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98页。
〔10〕见（德）见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原载《时代周刊》2001年第27期，后经曹卫东译成汉语载《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
〔11〕〔13〕见《恺撒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15页。
〔12〕1799年在距离埃及亚历山大城四十八公里的罗塔镇附近发现了这块被称为“通往古埃及文明钥匙”的罗赛塔碑。见《失落的文明：埃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4〕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的箴言：“上帝死了，是你我杀死了他。”
〔15〕（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16〕《爱因斯坦晚年论文集》中论文《迈向一个世界政府》，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7〕胡德坤、韩永利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该数据（一百三十二亿金马克战争赔款）载此书中徐友珍论文《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能避免的原因》。
〔18〕“那双令人赞叹的手”——指希特勒。海德格尔曾对雅斯贝尔斯赞扬希特勒：“文化无关紧要，你看，他那双令人赞叹的手。”见卡尔·雅斯佩尔斯：《哲学自传》，慕尼黑1977年版，第101页。
〔19〕有关美国在二战后的国力情况的数据，见徐蓝《雅尔塔体系、冷战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一文（载《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0〕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21〕关于行为的恶与道德的善的关系参阅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22〕美国《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2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5〕见2003年5月21日、6月17日《北京晚报》转载的美联、路透、法新三家通讯社的报道。
〔26〕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该书载：“斯大林恐怖的规模之大是无法比拟的。根据最谨慎的估计，仅1936—1939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主要是知识分子）不少于四五百万人，其中至少有五十万人很快被处决了。”
乘桴浮于海
——关于朱舜水
？ 山 谷
12月3日飞抵日本东京，下榻位于文京区日中友协的后乐宾馆。早上出来散步，即见大楼后有处园林，大门未开，招牌却引人——小石川后乐园。“后乐”，不就是我国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两个字吗？
在寒风凛冽的小园中信步，立刻感到这是座十分精致的寓所，日本人把它收拾得整齐、干净，处处体现出布局的精雅和自然，一丘一壑、一草一木都被精心呵护。虽然突降了一场飞雪，但园中红枫依然没有完全褪尽衣衫，在疏枝翠叶中间浮现着片片红云，与脚下的白雪相映衬，煞是好看。园中有大泉水、内庭水、大堰川、莲池等多处青碧澄明的湖水，莲池的水上和岸边岩石上还凫游、栖息着鸳鸯，水畔林间还有小庐山、八卦坛、涵德亭、得仁堂、痤鹤碑、蓬莱岛、通天桥、西湖堤、渡月桥、清水观音堂等景点，处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