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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座与中国江南古典园林有许多共同处亦有更多不同处的园林，它的山水、花木面积居多，与亭台楼阁、曲径回廊、漏窗天井等人工建筑相对繁复的中国园林比较，更具大自然情趣，但它所流露出来的趣味和精神，又处处让人感到与中国江南园林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真是中国明代学者朱舜水参预的杰作？
在中国明清知识阶层，朱舜水不是一位点击率很高的学者，许多人对顾亭林、黄宗羲，以及以文学小品知名于世的文学家如张岱、余怀、袁宏道，甚至钱谦益、李渔等人，耳熟能详，对于朱舜水却相对陌生，但是谈论中日文化交流，在涉及徐福、鉴真、晁衡（阿倍仲麻吕）、禅宗的最澄、道元等人时，就不能不提及有更多影响的这位明末清初的中国人。
谈论朱舜水，不密切联系他所处的时代，是无法理解这位明清鼎革之际的读书人的。
祖籍浙江余姚、寄籍于江南松江的朱舜水，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遭遇的是个世道日坏、国是日非、政理废弛的年代，可谓生不逢时。与同时代许多知名于世的读书人相比，不论是被历史证明的奸佞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还是风流俊赏、激进超迈的东林、复社等江南精英士子，他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乡儒，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不可能以“清流”自许，去掺和复杂多变的政事，更没有潇洒的行止和浪漫故事，在声色犬马中张扬自己，而是如同普通百姓一般默默地生活，这在以仕进功名为最佳社会取向并力求最大社会价值的专制时代，无疑是社会生活的低姿态。但这种沉静而非消极的生活态度，在晚明时代却彰显出异乎寻常的痕迹，藏蕴着韧劲和内敛的光芒。他的这种社会生活的姿态，大体上可以与昆山的顾炎武和余姚的黄宗羲相埒。
晚明社会是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年代，是个堕落的时代。堕落是从皇家开始的。
万历皇帝自1585年（万历十三年）不早朝后，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段上，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只是凭着它的惯性在运转，没有新的动力，没有新的润滑剂，甚至都没有新鲜的刺激，张居正的改革已经寿终正寝、烟消云散，改革积攒起来的财政被挥霍殆尽，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皇帝不得不派遣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税监、矿使，拼命搜括民脂民膏；此时外族入侵日亟，边防吃紧，农民纷纷造反，国势忧危，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派，民更不堪其扰。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皇帝不得不公开向民众检讨，颁布罪己诏：“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皇帝完全知道加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自我检讨得还算诚恳，有羞愧心的总比讳言粉饰的有救，但他拿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有效办法，对一部病入膏肓的机器来说，层出不穷的问题，不是一份自我检讨可以消弭的。
朝堂之上，和事佬首辅申时行被免职后，各个政治派别之间暗中的互相猜忌、争斗变得公开化。王锡爵、顾宪成公然对着干，互相责难，此后“党争”越演越烈，温体仁和周延儒又不断较量。周延儒是个庸人，温体仁同样是个蠢才，有民谣讽刺内阁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取其籍贯谐音，分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因无所作为，被人称之为篾片。
所有这一切，用崇祯初年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上疏中的话说，就是：“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没有向心力，没有合力，积重难返的明王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腐败已是明王朝不可愈痊的溃疡。文官内耗，道德沦丧，私欲横流，普遍腐败，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各级官员很少不谋私利，即便是清廉自许的东林党人也不干净。据崇祯的大臣韩一良的所见所闻，要谋得一个督抚位置，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得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二三千两不可，对于年俸极低的明代小官吏来说，除了贪赃敛财别无他法，一旦得手上台，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把付出的成本加倍敲诈勒索回来。
这些明白古今圣贤之理、通过科举而仕进的政府各级官员如此地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社会还有什么正义、良知、道德可言？所以顾炎武愤慨而尖锐地指出：“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朱舜水同样发出了“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的声讨。
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同样令人失望。顾宪成、顾允成、邹元标、高攀龙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一度小成气候。一朝失势后，朝中大权为人称“浙党”的沈一贯、方从哲以及楚党、齐党、宣党之流把持。在野的顾宪成便在无锡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一时名动天下，人称“东林党人”。这些高标自许的在野名流，当初大权在握时就没有什么大志远向和忍辱负重的精神，不以社稷和国家大事为重，而多意气用事，并没有什么于国于民的实际作为。激进的道德主义，党同伐异，政治斗争，门庭森然，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地步。
这中间阉党魏忠贤又猖狂跋扈了一阵，朱舜水读书识字明白天下大势的时候，正是魏忠贤淫威泛滥之际。这个自称九千岁的奴才阉人，爪牙多至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儿、二十小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之属，大有横行天下之势，猖狂到公然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江南苏州上演了东厂缇骑捉拿周顺昌（人称周吏部）、迫害东林党人的公开事件，是时四乡八镇的百姓蜂拥而来不下数十万人，“士民望吏部颜色，如见天人，无不洒泣”，“百姓夹道执香，哭声干云”，随后颜佩韦等五人死难。不知道其时年已二十七岁、生活在毗连苏州的松江朱舜水参预了这件事没有？但至少可以肯定，发生在邻乡并震动朝廷的这件大事，朱舜水不会没有耳闻。
东林之后是复社。与朱舜水年纪相仿的太仓二张（张溥、张采兄弟）于崇祯三年（1635年）率几社、应社等一批文人小团体，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堂集合成立复社，以倡导气节为号召，抨击时弊，江南知识精英如文震孟、姚希孟、顾锡畴、钱谦益、瞿式耜、吴梅村、吴应箕等，纷纷入社加盟，几近千人，人谓“复社声气遍天下”，同是松江籍的陈子龙、夏允彝也在其内，但中间没有朱舜水。
这是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国计民生日窘、外族侵略日亟的时候，他们妄图以言论左右天下。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兵临城下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这个社团宗旨说得慷慨激昂特别好听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立刻分崩离析，大难临头各自飞，忠贞之士身赴国难，举旗武装反抗，一部分人在屠刀面前如寒蝉噤声、藏头缩尾，更有人附逆投靠、卖身求荣。只要看一看明季诸多风流倜傥的公子在秦淮河边追欢买笑，一个个竞相成为老鸨的女婿，就可以明白他们的气节和追求，到底有多少理性光辉和人生价值。
对时局和现实有着绝对清醒认识的人几如凤毛麟角，朱舜水是其中之一。
朱舜水称自己是吴人，他生活的松江府是江南十府之一，与苏州府毗连，位于太湖下游的苏杭嘉湖平原，水上大动脉吴淞江掠城而过，是个水网纵横、经济发达的鱼米之乡，自元代黄道婆从崖州引进棉纺技术，许多农民从粮食作物生产转向专门从事棉作经营，进行棉花加工，纺纱织布，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松江城内光布号就有数百家之多，成为太湖流域地区的棉纺织中心和棉布商品的集散地，有衣被天下之誉。所以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挟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这个鱼米之乡的文化积淀也格外厚重。有明一代，举行科考八十八次，松江府共中进士四百九十二人。自洪武十三年以后，松江籍官僚做到内阁、两京部院、督抚大臣的共有二十八人。明代景泰以后，松江进士名额猛增，成、弘以后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松江籍官僚渐多，万历朝就有山东巡抚陆树德、南京户部尚书王好问、广西巡抚蔡汝贤，天启朝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崇祯朝阁臣钱龙锡、阁臣徐光启、浙江巡抚董象桓、福建巡抚沈犹龙、福建巡抚张肯堂等。朱舜水就跟张肯堂学习过。
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文明、文化环境相对发达、先进的地区，朱舜水却选择了一条疏离主流社会的人生道路，这缘于他的清醒明智，更缘于他的良知。晚明士大夫官员出的越多，罪恶也越多，以至于他后来回顾家乡的情况，想起那些所谓的士大夫无耻之徒时，依然悲恨难消：“一登科第，志切餽遗；欲广侵渔，多收投靠。妻宗姻娅，四出行凶；子弟豪奴，专攻罗致。”
对于九岁丧父、自幼食贫、齑盐疏布的朱舜水来说，改变人生的最好途径也许是苦读后的仕进。专制时代，无数读书人在这条路上前仆后继，皓首穷经、乐此不疲，江南士子更是如此，以博取功名为最大的人生目标，但朱舜水却不是这样想更不是这样做的。
他蔑视那些分门标榜、遂成水火的一班尘饭土羹、迂腐不近人情的道学者，也拒绝“志在利禄，不过藉此干进”，大失祖宗设科本旨的科举，从年轻时就不以功名为意、只是拂不过父兄宗族亲友的希望，每逢大比，就游戏了事，内心深处，早已“慨然绝进仕之怀”，同时也一再拒绝晚明政府所有的名和利的诱惑，即便他的亲家公何东平来规劝，也依旧不为所动。从戊寅年（1638年）被举荐孝廉，立刻疏辞，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及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两次奉召特征和授官，依然不就，决不与把持朝政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为伍。
因为几次拒召，他被弘光政权通缉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舟山，在浙东沿海一带不断流浪。鲁王监国绍兴，黄宗羲被授予兵部主事，官至监察御史，朱舜水依然在辗转曲折的颠沛流离中自始至终保持着疏离官场的政治态度，不顾波涛凶险，往来奔走沿海各地，联络义士，筹粮募兵，听从郑成功召唤会师长江，参与武装抗清，一度亲临镇江、瓜州前线阵地督战，但决不接受南明政权一再授予的任何官职。
授昌国县知县，不受；题请监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务，不受；又聘请军前赞画，不就；疏荐监纪军官，不受；荐授兵科给事中，旋改吏科给事中，不受；荐授翰林院官，不受；荐举孝廉，立刻疏辞。类似这样被举荐为官的事，大约有一二十次之多。在一个充满了无数引诱的环境中，始终如一地坚守这分选择，无疑是需要格外的定力的。朱舜水做到了。说他明智也好，说他高傲也罢，这种人生态度不是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不是陈继儒“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类的隐士，也不是伯夷、叔齐避之首阳山不食周粟。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不让家人受到牵连，惟一的办法就是逃亡，有如后来的顾炎武在北方游历一样，在无尽的险途和颠簸困顿中，找寻自己的归宿。
在社会秩序和公正遭到质疑的乱世，南明诸多士子如钱谦益之类，一如常态地削尖脑袋钻营仕宦，谋取一官半职，或者追求声名，依旧醉生梦死。与这类不堪言说的行径相比，朱舜水的清醒头脑和拒绝姿态，就远远不是这些人所企及的。人们常说淡泊功名利禄，特别是知识分子在不顺利的时候多用此作遮盖颜面的遁词，但真正看破红尘，在行为取向上以此为准绳的却少而又少。朱舜水只以最普通的生员身份处世，却也要求他的家人对外这样称呼自己。生员，就是秀才，即通过考试取入府、县学入学的学生而已。这样的人，在官本位的社会中简直多如牛毛。他这样做，至少他明白一旦有了朝廷官职的名分，就要承担一份相应的社会和道德责任，而不能尸位素餐，但是身处混沌之世，又不可能让自己有所作为，因此宁愿以布衣的名义立身社会，远比仕进为官做宦更干净，更加心安理得。
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种深刻并不在于他对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家的批判态度，而在于他身处社会底层，有着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直接的感受，同时又有正直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朱舜水原名朱之瑜，“舜水”是到日本后取的号，“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对于这个与朱明王朝相同的国姓，家族中有人在家谱中梳理爬抉，努力寻求攀附的线索，目的当然很清楚，借此显赫门庭，找个合法的借口挤入上层社会，对于族人来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向上的阶梯。但朱舜水以谱系中有断代不明之处，也就是证据不足为由，认为不能妄认远祖，“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他的这个小小的举止，两百五十年后博得了梁启超的激赏：“此虽小节，足见先生务实不好虚荣，倔强不肯攀援，自少年已然矣。”
但就是这样一个连小事都不愿苟且、洁身自爱，与晚明政权保持着距离的人，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中去了。曾几何时，那些慷慨悲歌的复社分子或隐或潜，或降或逃，一时星散，有节气的如顾炎武北上武装抗清，黄宗羲在家乡招募乡勇成立“世忠营”反抗，余怀、张岱等人却遁入江湖，朱舜水则活动在浙东沿海，北上南下四处借兵，助张煌言、郑成功武装反抗，往来于厦门、金门之间，逆旅舟山、崇明，从日本到越南，又从越南到日本，明知复明不可为而为之，力尽一个汉民族成员所应该尽的义务。
在方国安、马士英等人降清后，明鲁王浮舟入海，朱舜水不得不亡命日本。但由于日本海禁未被接纳，继而又改道避往越南。在越南，他经历了更为严酷的生死抉择，虽然“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薙发从虏，逃避贵邦”，但并不因为政治流亡而受罗致，也不跪拜，对刀架在脖子上的威胁，每天在他住地杀人的恐吓，都以“谈笑而道，了无惊怖”应对。人到了不畏死的境界，一切都从容了。
1660年（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花甲之年的朱舜水，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决定浮海终焉之志，流寓日本。
这当然是政治流亡。他的初衷是：“暂借一枝，栖息贵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宁，遄归敝邑。”然而这个故园东望的想法却无法实现，清王朝在康熙的治理下，逐渐认同汉文化，社会日渐稳定，因此他在异国他乡一住就是二十二年，直到老死也不能一了夙愿。
在日本，他初住长崎，本打算一如既往低姿态地避难生存，买个十亩田，自浇自种，默默无闻地打发时日，静观国内时局变化。由于他的人品和学问的影响所致，他的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六十五岁那年，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应请移居江户（今东京），礼聘他的人是日本水户侯德川光国，一个相当于中国宰相之职的日本世袭高官。
值得庆幸的，他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东京之行成为他在日本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他的这个学生年轻有为，谦虚好学，更因为他为人朴实、诚恳，思想深刻，知识渊博，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建言被采纳；同时还因为他不仅有思想有学问，还擅长绝大多数读书人所不具备的工艺才能，并有实际的建树和贡献，因此在日本的声誉日隆。
在他的学生的眼里，他平时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严毅刚直，“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如终如一”。这是他的人品，对他的学问，学生也有极高的评价：“凡古今礼仪大典，皆能讲究，致其精详。至于宫室器用之制，农圃播殖之业，靡不通晓。”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始终以一个乡儒的身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从事或涉猎过种种手工艺，并注重积累。从客观上说，年轻时家贫的环境也促使他以务实的姿态面对生活，因为在家乡松江，从事手工艺的具体实践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及第，后来进入内阁的徐光启，就是一个经济之才，曾从西洋人利马窦学习过天文、历算、火器、水利、兵器和屯田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的观念，既然不以科举为意，就必然注重于对经济的了解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