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恪⒒鹌鳌⑺⒈骱屯吞镏丁８匾氖撬墓勰睿热徊灰钥凭傥猓捅厝蛔⒅赜诙跃玫牧私夂脱啊�1638年（戊寅年），他首次被荐于礼部的理由是“文武全才第一名”，这个文武全才，不是说他既有文化又会舞刀弄棒，而是更多的着眼于他的书本知识和工艺知识。
他的家乡江南，明代私家造园风气盛行，各种风格的园林有数百座之多。朱舜水自己就说过：“余览天下名园多矣。”他也曾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北直隶顺天府、南直隶应天府、会稽府到湖广、江西、中原河南等地，加上博闻强记，寓目会心，熏陶并形成了自己的实际才干。“后乐园”的取名，猜想出于朱舜水的意见，他把中国的儒家精神与审美目光运用到异国他乡，依然牢记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己酉年（1669年）春天，樱花灿烂时分，朱舜水应请游览了后乐园，他认为这是处既不伤于富贵又不病于寒俭，不肥不瘠、亦精亦雅的小园，是自己所见过的天下众多名园中最好的一座。他在樱花树下转曲径、经长桥、盘山道、临幽壑、登飞阁、听飞瀑、憩危石、弄流泉，放松怀抱，尽兴游览，在罗珍错馔中颓然竟醉，已经搞不清这是在异国他乡了，摇摇晃晃中上得船来，面对山丘回水，故国情怀不知不觉间漫涌上来，用江南吴歌唱了一出《棹歌行》。这一切，他写在了《游后乐园赋》中。
这一年的深秋，他的日本学生在这座先生喜爱的园林中为他庆祝了七十岁生日。
朱舜水会造园，也会其他物事，用他学生的话说，就是：“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审其法度，穷其工巧。”他会按照明朝的规矩做衰衣（丧服），也会做深衣幅巾和梁冠，直至棺材。他监造东京汤岛的“圣堂”，写下了《学宫图说》，让木匠按照他的标尺做模型，凡有不明白之处，他就亲自指点。他还为德川光国造祭器，先造古升古尺，如簋、簠、豆、鉶。但这些周代的庙器，唐宋以后就只有图而没有具体的尺寸，他就依图考古，研究技法，定尺寸，衡轻重，关机运动，指画精到，然后再传授给工匠……
在朱舜水避居日本的二十多年中，清王朝逐渐认同了汉文化，礼仪制度恢复到从前的社会秩序上来，汉族知识分子剃掉了头发，不得不在强大的威力面前低下头，例如，顾炎武住进了他外甥、大清朝探花的家中，黄宗羲也不得不让儿子出来参与大清朝的编修明史，时间的大手最终抹消了所有的国仇家恨。但朱舜水就不一样了，他流亡在外国，不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内，依然可以尽性尽情地保持着言说的自由和反叛的精神。
辛丑年（1661年）六月望日，朱舜水在漂泊日本的第二年，以难以抑止的悲愤之情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充满了对腐朽的明王朝及其官僚士大夫的激烈批判的火气，读来让人悲恨难禁。他认为，亡国之仇完全是“中国士大夫之自取”的，这些败类们“饰功掩败，鬻爵欺君，种种罪恶，罄竹难尽！”他不得不仰面长叹：“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真是悲愤到了极点！
在这篇绝无粉饰的文章末尾，他写下了这样的落款：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多么巨大的伤痛，饮泣十七载，十年呕血，形容憔悴，面目枯黄，为的是什么？“泣血稽颡”四个字道出了无尽的痛楚和悲伤，人世间所有的哀痛也不如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流逝的时间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内心的痛楚和悲愤。
他在焦虑中等待，在愤慨中坚守。他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遗骸运回国，因而要求把棺木做得格外结实。考虑到日本人对此道不精，他就亲自选材督工，以桧木为料，力求做到严密，不致于很快腐朽。对故土的眷恋向往，就这样，让这位老人在死神即将来临时依然魂牵梦绕。
朱舜水内心深处的这份情感和哀伤，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每逢朔望，他就在黎明时分，让门弟子扫堂设几，展毯，备香烛，然后披道服，戴包玉巾，东向而拜，口诵细语，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人听见他喃喃自语的是什么内容，但从他的虔诚之情、思念之情中，可以知道除了对故国的想念必无其他。这是与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同样的境界。他十年的海外生活，对故国故乡执着的痴心恋想，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移易，是多么的难得、可贵！
保持这种纯洁的政治态度，甚至一直穿着明代的服装，也没有薙发从虏的，大约就只有朱舜水一位了。
朱舜水死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三个月前，比他小十三岁的同道顾炎武辞世，这时中国大陆已是满清天下。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但朱舜水至死无悔地守护着自己的心灵，一身明代装束，静静地躺在茨城县久慈郡太田町瑞龙山麓德川家族的墓地，依中国式作坟，德川光国题写墓碑“明征君子朱子墓”。据清林慧如《明代轶闻》一书记载，他曾写下遗书：“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真是一字一泪的凄然慨然之音啊！
在他死后两年，与他同姓的朱若极，一位倒是有皇家血统的大画家石涛，参与了在明故都南京迎接康熙圣驾南巡的仪式。就在这时，几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在清王朝日益巩固的皇权统治面前弯下了膝盖。
朱舜水在特殊的条件下为明末遗民提供了另一种生存选择的可能，成为在明清易代背景下的一个特例——知识分子的流亡也可能成为经典。但《清史稿》把他列入《遗逸传》，却完全违拗了传主本人的意志。这位终身服饰明代衣巾的人，虽然管不了身后之事，但后人依他的卒年把他入了清籍，这也许正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个读本。
幸运的是，梁启超为朱先生做了年谱，文末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点睛之笔：
先生卒后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逊位。
梁启超先生是完全懂得朱舜水的。
梁先生在年谱的附录中还说得更加明白：“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到中国。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坏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及辛亥革命、清室逊位，直到了满清覆亡，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类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朱舜水生前对自己有个评价：“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先圣贤万分之一。”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价，这三点他都身体力行了，而这是晚明时分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那些所谓精英们无法做到的。
雪拥蓝关
雪 拥 蓝 关
？ 王开林
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由两百多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探路队”进入中国云南境内，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地方官理应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云南巡抚岑毓英为人险躁，对这些不速之客表面上热情款待，并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事后，岑毓英又以不实之词谎称马嘉理为当地野人所害，意在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可不是那么容易善罢干休的，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他将此案的来龙去脉弄了个水落石出，证明曲在我方，迫使清政府在光绪二年（1876年）秋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签订了共计十六款的《烟台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借路给英国（一是由缅甸入云南，二是由西藏到印度），中国向英国商船开放多处内地口岸。此外，还有一项附加要求，清政府必须派出一位一、二品实授大员远赴英伦，向英国政府当面道歉。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屡屡吃亏认栽之后，虽羞忿交加，但好在尚未失去最后那点理性，决定将坏事变好事，干脆就汤下面，任命这位出使西方的谢罪大臣为首任驻英公使。当年，这差事可不是一个抢手的香饽饽，谁得到了它，就将遭致千夫指戳万人唾骂，往坏处想，甚至可能声败名裂。满朝文武莫不视之如畏途，谁会愿意在此群情汹汹的当口，去充当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冤大头？但令朝野惊诧的是，居然有人挺身而出，送肉上砧板，他就是“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的兵部侍郎郭嵩焘（1818～1891）。由于郭嵩焘曾针对“马嘉理案”弹劾过云南巡抚岑毓英，指责岑不谙事理，“持虚骄之气”而“贻累国家”，建议朝廷重惩此人，以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因此，委任状一发表，郭嵩焘即刻变成了箭垛似的人物，招来如蜂的利矢。在郭嵩焘的故乡，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强烈，他更是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有人撰联以阴损的语气责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联语引经据典，作得精彩之至，骂得也痛快淋漓，却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晚清算什么“尧舜之世”？英国人也不是嗜血的恶魔。郭嵩焘不乏胆气，他敢撄众怒，上疏批评那些浅见短识的士大夫，“不考究中外大势，一味负气自矜，徒恃虚骄，于国有害无益”，郑重表示自己出使英国是为了“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其见识之高，胆量之雄，一时无二。
迄至光绪二年（1876年），中国的国门被洋人的重炮轰开已长达三分之一个世纪，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却依然是幼儿园水平，事到临头，被逼无奈，才派出自己的第一位驻外使节。按说，郭嵩焘破天荒地出任驻英公使，即算不是喜事一桩，也不是什么丧事，可他的家人却将此行看得十二分晦气，满门老小没一个脸色晴朗的。惟有郭嵩焘本人颇为乐观，他早就想知己知彼（“通知洋情”），不愿夜郎自大，做一只趾高气扬的井底之蛙。
清朝早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期的洋务派领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前后赓续，却是换汤不换药，更形象一点说，无异于“漏船载酒泛中流”。既然船（中学）是破的，人再聪明酒（西学）再好，又能受用几时？可悲就可悲在，当此紧要关头，力图自强自救的国人却没能及早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却仍在“夷夏之辨”——所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1〕——的八卦阵中兜圈绕弯，不得其径而出。中国士大夫的优越感全摆在明处：华夏为内，夷狄为外；华夏为尊，夷狄为卑；华夏为上，夷狄为下；以夏变夷为顺，以夷变夏为逆。这种传统的夷夏观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思维定势和惟一的遮羞布，无人置疑，更无人将它戳穿撕破。按照这个逻辑，满清发迹于关外，原属夷狄，征服关内、统治中土应算是以夷变夏，所以明末清初一些崇尚气节、严夷夏之防的知识分子（诸如顾炎武和王夫之）抵死也不肯承认满清为正统王朝。然而，满清二百余年君临天下，早已积怯为勇，积健为雄，不再疑惑，不再尴尬，敢自居为天朝上国，对更远更外的异邦持一种盲目的轻视之心，甚至当国门被洋人当成了厕门之后，这种可怜而又可笑的优越感仍然毫发无损。在他们看来，论船坚炮利、铁路轮机、声光化电，西方远胜于中国；论典章制度、政教道德，无疑是大清帝国更为完美，洋人难望我项背。李鸿章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且与洋人接触频繁，他的见解却不过尔尔：“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2〕张之洞也可算是一大群糊涂虫中的明白人，他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3〕有这样尊贵的衮衮诸公作大护法，“天朝中心”的童话更歧变为“西学中源”的神话。不错，中国人老早就发明了火药，却只知用它造鞭炮做礼花，洋人却用它制成了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利器；中国人也老早发明了精密的罗盘（指南针），却只知用它选墓址卜宅基，洋人却用它航海探险，去认识世界，征服世界。
两次鸦片战争后，被动挨打的清王朝其忿在色，其怯在心，外交上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驼鸟政策”，郭嵩焘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当局“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妄肇衅端（杀马嘉理、杀外国侨民、杀传教士等），其结果必然是“贻祸天下”。洋务派有求变图强之心，可是舍本逐末，只在“造船制器”上下功夫，对僵化偏枯的政教，对根子上的症结却视而不见，讳疾忌医，不肯或不敢狠下“虎狼药”，痛下手术刀。这样偏瘫着办洋务，虽然办得热热闹闹，又能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郭嵩焘语），中国地利尽丰，人才尽足，没有好的政教，纵然具有富强的表象，仍是白搭，何况连这个表象也不具备。洋务派的领袖们对大本大原不敢触及，对政教风俗不敢变更，只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点点缀缀，郭嵩焘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对他们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形不前。”“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而终一无所见。”“合肥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沈葆桢）、丁禹生（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然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郭嵩焘是一位怀疑者，一位独醒者，他已率先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中破茧而出，手中所缺的只是一帖既能济时又能济世的标本兼治的“药方”。他在中华古国寻觅多时，一无所获，于是，便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按照传统的夷夏观，这真有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发现，英国之强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它的政体——即它的根本——同样勃勃有生机。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其一）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其二）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其三）
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洞幽烛微，能平心静气地看清这一层利害关系，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寻找病症的内因，这才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