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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开发部门和建筑部门的责任是一个方面，糊里糊涂的民工们跟着干了一年半载的活，因为没有欠据、没有合同、没有协议，最终导致讨要工资的问题无法妥善解决。
继后加入“民工维权绿色通道”的，还有辽宁大义律师事务所，内中有一位宋省有律师对记者说道：“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一些开发和建筑单位恶意拖欠民工工资是蓄意的，他们往往早就设好骗局，让民工们上当受骗。”
这位宋律师谈了六种拖欠工资的骗局：
第一种骗局：“我们有行规，项目结束再给钱。”实际上，这个所谓“行规”就是包工头们每月发给民工少量的生活费，而承诺项目结束或者年底给民工工钱，年底到了，民工们等到的是漫漫讨债路。但是，从法律上讲，这个“行规”是违法的，劳动法规规定，劳动者的工资应该按月结算。
第二种骗局：“我啥时有钱，啥时给民工”。不少建筑工地的包工头们借口拿不到工程款，而不给民工开工资。
第三种骗局：“明年给你们发工资。”有的建筑承包商是年底前兑现了工资的一半或几成，而说剩下的工资明年给，但这是他们克扣工资的一种手段。
第四种骗局：没有签订合同，声称口头合同无效。
第五种骗局：单位要“黄”了，没有钱给。
第六种骗局：借口各种原因（主要是民工们的不是）克扣工资，把原来的工资数减去一半甚至更多。
老实无奈的民工，在这一些狡猾的“老油子”开发、承包商面前，哪还能讨得了好呢？
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看似单纯，其实复杂。需要各个方面的联动。２００４年４月，建设部的负责人回答了“为什么难的问题”。
“目前，各地普遍成立了清欠工作小组，有的地方将建筑企业在工资支付、劳动保障等方面的不良记录上网公示，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但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对清欠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的情况。同时，债务人资金短缺、建筑业竞争的不规范等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清欠的难度。一些地方上马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拖欠工程款难以偿还；部分因决策失误停工的‘胡子工程’和‘尾巴工程’等拖欠实际上成了‘死账’。要多源头上彻底治理拖欠问题，根本还是要完善法制制度，加快建立新型投资工程领域风险保障机制和信用体系的建设。”
国家下命令，规定死时间，为民工讨要工资制定了时间表。这是新华社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９日发布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说：建设部已会同国家发改委等１０个部门制定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具体时间表。据介绍，有关部门将于２００４年６月底前基本解决２００３年当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２００５年６月底前基本解决２００３年以前拖欠的农民工工资；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底前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对２００４年以前开工的在建项目，加强建设过程监控，防止产生新的拖欠；对２００４年以后新开工的项目，严格立项和开工审批，杜绝拖欠。
为保证实现上述目标，２００４年５月底前，中国将完成新一轮调查，彻底摸清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底数，６月底前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出本部门、本地区三年清欠工作计划和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督察组，每半年对地方清欠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检查验收。据统计，中国建筑业现有３８００万人，建筑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业主在签订合同时强行附加不平等条款，加上缺乏必要的社会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机制，从而造成了“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不良风气。
就在国家下达死命令，一定要付清农民工工资的大环境下，又一堆“烽烟”升起来了，这是发自边疆的烽火，在向国家领导人告急：解决民工工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德阳一名叫秦刚原（音）的包工头将１８个四川籍民工带到新疆克拉玛依市黄旗坝管理站，为西干渠砌堡坎，在家讲好每人５０元一天。月底结算工资时，秦刚原却要以每方土石计算工资，后来竟连一分钱也不发了。在民工的强烈要求下，他才给每个民工发了３００元钱，并要民工打借条。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为摆脱包工头，民工们决定回家。７月２日零时许，他们从驻地悄悄出发，想走到乌鲁木齐再乘车回家。途中听说有人在前面堵截，不辨东西的他们一下子走进了沙漠。
他们在沙漠中愈走愈远，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加上没带什么干粮和水，又饿又渴，脱水非常严重，后来实在走不动了，都倒卧在沙漠中，直到７月４日晚，搜救的人才发现了他们，这时他们已经在沙漠中走了两天一夜。
获救民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84团医院接受治疗１８个人中有１７人离开工地出走，有１６个人均已获救，却还有１人遇难了，他叫杨继旭，今年才１８岁，而且是独子。
是他们燃起了烟火，向当地近百名搜寻他们的武警呼救，这才最终获救的，至于在无人烟的沙漠中他们烧的是什么，无从知晓，有人说：“很可能是衣服。”
这可称之为“边疆烽火”，它意在告诉那些想要安定团结的各级领导们，民工们因欠薪而痛苦无助的警报，再一次地升起来了。
回家的路很无奈
春运，挤！
春运，太挤！
春运，真的太挤！实在太挤！
忍受这样的拥挤无非是为了享受回家的温馨，然而，有许多人就在这奔向幸福的旅途中，无助地倒下：
——由南京开往温州的火车上，由于太挤，乘客之间发生了成规模的冲突……
——从上海打工返乡的安岳农民杨某夫妇，因列车拥挤同时精神失控，在火车抵达重庆站时，竟发狂地挥舞利刃威胁列车员。重庆铁路公安处民警与持刀杨某夫妇在列车上开展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最终将其制服，但４名警察英勇负伤。
——在北京开往宝鸡的Ｌ１６５次列车上，１３车厢６３座席一名叫王小铃的旅客，突然在拥挤的车厢里胡言乱语、高声叫喊，随后竟拉开车窗欲从飞驰的列车跳下。邻座几位旅客眼疾手快，大家合力将其抱住，并关上车窗，才未酿成大祸。
——由广州开往邵阳的Ｋ５３２次列车上，一名旅客在乘车返乡途中由于人多拥挤加上旅途疲劳，诱发精神病，便以为有人害他，于是做出“破财消灾”的荒唐行为，在车厢内向大家派送现金。
——汉口至连云港的１４４２次列车严重超员，行至青龙山路段，１３号车厢上一男子突然扒掉衣服，操起列车上的灭火器猛砸车窗。砸碎车窗后，又打开灭火器狂喷。旅客四散躲避。
——武汉至昆明的Ｋ１０９次运行至六枝站，一男青年手持竹扁担，嗷嗷叫着向旅客乱舞，旅客的头被当场打伤，周围旅客惊骇不已。
（摘自２００４年春节期间的网络消息《我来说两句》）
● 泥泞回乡路
对于民工来说，每年的春节都是又渴盼又无奈。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深植于他们的脑海中，“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每个中国人总希望在春节期间一家团圆，和和睦睦、其乐融融地过上几天快乐的日子。看望一下爸爸妈妈、妻儿子女，给他们一些打工挣来的血汗钱，然后再怀着好心情到外地去挣第二年的工钱。这种数百数千年来的习俗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反正它早已烙在了中国人的“基因”之中，永远也难改掉。
有人把这种既盼望又无奈的春运称之为“穿越地狱的旅行”。
２００４年的春节将至，《珠海特区报》的记者尚涛想出了一个点子，跟踪民工回家一次，体验这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难。这个点子获得了社长张波的支持。
让我们跳跃式地摘录一些他们的专题报道，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复现给读者。
买票人多，分成小区 《珠海特区报》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３日刊登的《去广州买火车票真难》一文，报道了在珠海打工３年没回过家的张强到广州买票未果的消息，归心似箭的他因为排队累了，倒地睡了平价食品，让人感动自己没请到假，又委托女友小王１５日一大早二次上广州买票。记者闻讯后，随同小王到广州买票，这次的结果如何？请看记者采写的报道。
一、买票：
昨天上午８时３０分，香洲长途汽车总站，记者跟随小王买了一张６０元的票上了大巴，１２时半，吃过午饭，小王开始到车站买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小王“学乖”了，她下决心不再对“黄牛党”说ＮＯ了。
所以，小王没有像男友张强那样老实地去排队，而是径直去寻“黄牛党”。
很快，一个操河南、山东一带口音的“小胡子”凑上来：“要票吗？”
“要。”
“去哪儿？”
“１８号去信阳的。要三张座位票。”
“有！你等着，５分钟就取来！”
５分钟后，小胡子从人群中再次出现，就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摸出３张票。
我们拿过来一看，票是崭新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似乎挑不出明显瑕疵。
小王犹犹豫豫准备摸钱包了。这时，突然围上来一个汉子，问记者，“你是兰州的吧？”记者吃了一惊，说，是呀。
汉子把记者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听口音你就是老乡——别在火车站买４８小时以后的票，一定是假的！火车站只预售４８小时以内的票！”
说得倒是有理，孰真孰假，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老乡”坦言：他手头也没有票。不过他可以领小王到一个叫做“售票大厦”的地方去买，那里才卖到４８小时之外的票。他补充说“锦汉车站”也卖，但那里开了６０多个窗口，人太多。
为了进一步取信我们，“老乡”甚至把他的身份证掏了出来，硬塞给我们看：记者匆匆瞥了一眼，“老乡”的确是兰州人，叫付某某。
我们跟随他来到距流花车站不远的地方，“售票大厦”的规模其实不大，不及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十分之一。这里已经有近百人排队。
“老乡”自告奋勇帮我们去排队，“至于酬劳，意思一下就行了，老乡嘛！”“老乡”似乎很义气。
他在栏杆围成的队伍里排队，我们在外围等，可是，等他花费一个半小时排到窗口时，窗口里说，信阳的票只有年三十晚上才有。
“老乡”到底是吃这碗饭的，门路广阔，左右逢源。他问记者，“去武昌的要不要？”我们说也行。
他随即领我们来到“售票大厦”旁的一个士多店。果然，在这个仅卖干面包和纯净水的士多店，我们找到了三张回家的“救命票”。
三张面值是１２３元的票，小店的老板娘要多加４００元才能成交。我们下决心买下了它，而且多付给了那位“老乡”１００元。但不知道这票是否是真的。
张强及女友从珠海到广州等车，一场大雨让火车站变得更加污浊，汹涌的人流、杂乱的行李、焦急惶恐而疲惫的面孔随处可见。记者和他俩随着人流候车、上车（这才知道他们的票是真的），度过了回家路上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经过了２０多个小时的波折，Ａ３３８次车终于在２０日的凌晨抵达武昌。可是，武昌不是他们的终点站，他们还得从湖北到河南，所以张强还得在武昌再买到信阳的票。
二、倒车：
到了武昌火车站后，张强发现当晚所有的票均已售完，而汽车也只有到第二天早上８点之后才有班车，迫不得已，张强买下了次日早上９点２２分的１３３２次火车票，并不得不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上一夜。
由于晚餐没有吃饱，张强和女友在车站旁的一家快餐馆买了一笼包子，但很快发现所谓的小笼包子根本没有馅，就是几个小馒头！第二天，张强起床有点晚了，在急匆匆地进站前，他换了一家快餐站去买早餐，但到火车上发现，包子还是没馅！原来，在武昌火车站卖包子的都是奸商。
经过一番紧张的拥挤，张强和女友终于通过安检赶到站台。可是几乎每个车门口都堆满了行李。站满了人，根本上不了车。最后他们只好向列车员求助，终于在列车开动前５分钟，从餐车车厢挤上了火车。
车厢里的情形让人傻了眼：凡是能够容纳的空间都塞满了人——坐着的、躺着的、站着的！连车厢座位下狭缝中也有人硬生生地钻了进去，整个车厢就像是一个大蒸笼，太多的人呼出的热气，让人像三伏天一样大汗淋漓。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车厢的天花板上经常滴下大颗大颗的水珠，时不时地砸在乘客们的头上。有的还打在旅客正在吃着“康师傅”的面碗里，好像北方的公共澡堂。有的旅客把衣服顶在头上吃饭，以防止水珠滴到食物上。坐在车窗边的一位乘客因为受不了打开一扇车窗，凛冽的寒风嗖地一下子灌进了车厢，让人打了个冷战：“这么冷！还是关上吧”。
上车后，张强在车厢里挤来挤去，迟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最后他只得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这里空气新鲜一些，可是得忍受一个挨一个过路人的摩擦和碰撞。
在列车上，一个三人座位挤四五个人的事随处可见，最多竟挤了６个人！４个人坐在座位上，另外两个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屁股坐在椅子靠背的横梁上。两个男女在座位上偎依在一起睡着了，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情侣，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太挤太累，只得靠在一起睡觉。
整个车厢充满着脚丫子的味道，桌上则散乱地摆满了杂志和油腻腻的食物。地上坐满了没有座位的人，连座位下也躺着人，被坐车的人戏称为“二等卧铺”。所谓“二等卧铺”，就是躺在座位的底下，过路人的脚不时地跨过这些人的头走动。可是这种“卧铺”竟然成了许多人重点争夺的地盘。
在这种环境下，张强的女友开始头晕，连午饭也没有胃口，可能是因为空气太污浊不流动，她紧紧地靠着张强，脸色越来越差。因为没有地方放行李，张强没有卸下背上的背囊，扶着女友，在列车的晃动中站着苦挨时间。
终于，在接近中午一点的时候，张强拖着沉重的行李和步伐，趟出了信阳火车站大门，然后匆匆地赶到信阳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到孙铁铺镇的车票。
别以为到了信阳就好了，就到家了，不，他们还有一段更艰难的路要走，记者报道说，回家的最后６里路，却花了他们１６个小时——
２０日晚上，６时１７分，张强和女友在孙铁铺镇下了汽车。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靠县道小镇，路边拉客的只有用三轮手扶改装的小棚车。
张强一下车，马上就有三四辆三轮车司机挨了上来。
“到北向店乡。”
出乎意料，几个三轮机动车主态度马上就冷了下来：“那里现在去不了。”
原来，就在张强抵达的前一天，这里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夹雪，通往北向店乡的道路一半是土路，非常泥泞难走，三轮车重心不稳，很容易出事故，车主都不愿意去。最后，张强总算出１０元钱雇了一辆三轮机动车。
一路上，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到了距离北向店乡３公里的卧龙台镇，道路完全是雨后的土路，到了一个泥潭前，开车的说啥也不往前走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透了，张强只得在卧龙台镇上一个简陋肮脏的乡村小店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张强在镇上花了１５元找了一辆四轮的大拖拉机，因为四轮车比三轮车重心稳，底盘高，可以冲过积雨的泥潭。可是，即使是四轮拖拉机，也不能把张强送到村子里。到离家一里路的时候，路越来越窄，大拖拉机无法继续走了，张强只好下车，肩扛手提，步行回家。
张强终于到家了，这是一条充满污浊空气和泥泞的道路，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记者替张强和他的女朋友算了一笔账。
１。原来１２３元的票，按照正常价格是２４６元，现在黑市票变成了５４６元（扣除记者的票，给他们加了３００块黑市票费）。
２。在武昌住店，张强一夜花费５０元（还有卧龙台镇住店未计算）。
３。从信阳到北向店乡，花在汽车、三轮车上和住店的费用大约６０元。
也就是说，张强和女友单程路费花了１０００元（还有珠海到广州的大巴车费、武昌到信阳的车费等等），人均５００元，住不到１０天，他们又同样艰难地走上返程，还得花去那么一些钱。所以，他们每个人来回的费用至少１０００元。而在平时，火车票、汽车票、旅馆都不涨价，那么每个人只需要２５０元就可以到家了（来回５００元）。春运期间，一个民工要多花费一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