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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都不涨价，那么每个人只需要２５０元就可以到家了（来回５００元）。春运期间，一个民工要多花费一倍的费用。
假设一个民工一年中能够节余４０００元钱，那么，这些多花费的冤枉钱就是他１～２个多月苦干实干的积蓄。故而，铁路、公路、旅馆，交通运输行业有那么一句流行话：“春运一个月，赚够半年粮。”而这半年粮的四至五成就是从拿着最低工资、生活最贫穷的民工头上赚到的。
而民工呢，也可以用唐朝苦吟诗人的一句诗来形容——“谁谓天地宽，出门便有碍”，千古感叹，染苦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出门与回家，他们都太不容易。“修一修民工回家这条路吧，让我们更好走一些。”这恐怕是每一个民工心底的呼声。
张强的家里并未团圆，他还有一个哥哥，与嫂子也在珠海打工，夫妻两人在餐馆工作，每年年节就更忙了，每次请假，老板都不准，再加上其他原因，５年都没有回过家。
● 老牛拉快车又如何
应当感谢《珠海特区报》尚涛这样的年轻记者，跟着民工们跑了一路，尝了一把“梨子”的滋味。在全国，有许许多多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做过类似的连续报道，这些报道都得出同一个结论：民工回家的路真难，太难了！
让我们再看一看北京的《京华时报》记者陪着北京民工买票的一些情形吧！
安徽民工杨新立——
杨新立１０日下午５时从北京郊区顺义的一家台球厅出来，进城买回家的火车票。
从顺义到北京西站平时也要３个小时。现在要过年了，又是周末，肯定堵车。结果，到了晚上８时半，他总算到了西客站。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一条条长龙排满西站。一见这阵势，杨新立有点发呆。“先去问问，”记者提醒他。
节还没过完，许多人已踏上打工之路在广场东侧一个临时售票窗口，杨新立刚伸出脑袋凑向前，一只手就按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出来。“后面排队去。”一位民警指着他。“我只问问不‘加塞’。”杨新立显得很委屈。“告诉你，后边排队去，到窗口再问。”民警拖开了他。
看看后面足有３０米长的队伍，杨新立手足无措，醒过神来，赶紧乖乖到后边排队。“初中毕业在家待了３年就上北京打工，第一年没回去，第二年在火车上站了快２０小时，出来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今年最好能坐着回去。”杨新立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三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妇女还没找到工作天很冷，杨新立没穿羽绒服，抱着身子夹在队伍中。晚上９时４０分，终于排到了窗口。“１３日１４２７去安庆硬座一张。”杨新立边说边掏钱。“全是站票，全是站票”，售票员重复着这四个字。杨新立张嘴发呆。“要不要？要不要？”售票员催促。“他来自湖北，胸前写着“厨师”两字还不快买，要不连站票都没有了。”记者也催促他。杨新立却出人意料，收起钱走开了：“站了一年了，我要坐着回家。”（注：杨新立平时在台球厅摆球、端茶送水，坐下一会儿的时间很少，每天要站十二三个小时。）
河南民工李健——
１１日上午９时，北京站，来自河南商丘的民工李健告诉记者，１０日排了一天队，没买到票，今天起了个大早，６点钟就来到北京站。当时天空飘着小雪，雪越下越大，只穿两件薄毛衣的他冻得直打哆嗦。
李健在几个窗口转了一下，最后来到车站广场露天售票窗口排队，记者问他，有室内售票厅，为什么顶着风雪到露天窗口买票。李健说，室内暖和，肯定站队人多，要排老半天。
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在崇文门找工作记者陪着李健排在４１号窗口。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看着慢慢向前移动的长队，李健一会儿跺跺脚，一会儿搓搓脸，“这么冷的天气，真受不了。要是家里种田能挣钱，也不来北京受这份罪。年年春节买票回家，就像上战场，紧张得不行。”
好不容易排到窗口，李健告诉售票员，想买张１４日到河南商丘的票，售票员说，没有啦，看到后面的人往前挤，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的李健急忙又问：“那１５日呢？”
“还没开始卖。”满怀希望的李健再次失望了。
李健只好再到别的窗口碰碰运气。记者问他，这样没有目的地排下去有希望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卖１５日的票，我这样排下去，说不定开始卖的时候我正在队里，就有希望买到，不排队一点希望都没有。１０日就是这样不断地排队，排了一整天。”
雪还在下，风越刮越大。缩着脖子的李健又来到露天广场的又一个露天窗口，排在长长的购票队伍后，开始了新一轮希望渺茫的等候。
湖北黄冈民工夏春和满脸无奈地对记者说：“我想打个电话就知道哪一趟车次有票，票价多少钱？也邪门了，铁道部门公布的热线从来没有打通过，只好一次一次往火车站跑。”
一位从北京前往广州的旅客向新华社反映，他于７日开始买１２日以后的车票，排了一天一夜的队等到了８日零时，却被告知已经没票，“心都快碎了”。前往哈尔滨的民工刘成吉卡住时间点到了车站，得到票已售完的回答。“可转过头来，就有人向你兜售高价车票，有关部门真应该管一管。”铁路部门规定列车票提前４天出售，临时客车票提前８天出售，可是旅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预售票开卖之时往往就是车票告罄之际。
在１．３亿的春运出行人数中，第一位的就是民工，他们约占人数的四至五成，而且通常是住在离车站很远的郊区，他们既没有电脑可以上网，也无法打通车站热线可以问询，因此他们总是盲目地往返于住地与车站之间，两眼一抹黑像没头苍蝇似地瞎碰瞎撞，为了买一张有座位的车票，他们甚至往返三至四次，结果等到的还是失望。
不错，铁路部门为此也叫苦不迭，在那样的高潮期间，铁路员工几乎都得不到休息，３０天？４０天？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精疲力竭，力竭精疲，还落不到好。并且，每到春运高潮来临之前，铁路部门都像有“大敌来临”的感觉，做足了计划，打足了提前量，仍然是那样狼狈不堪。
对于这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我也深有体会，那是１９９８年春节前，因为母亲病重，我要赶到苏州去，就到处去买车票，结果买到了一辆加车的车票，不但正常２４小时的路程走了３６个多小时，而且是一辆“文化革命时代”用过的那种车，没有暖气，厕所根本就不能用，因为它都已经被尿冰冻住，不小心还得摔一个跟斗。没有开水，没有服务员前来清扫。整个晚上都在冻、脏、臭、挤、吵中度过，折腾到家里后，就得了一场重感冒。
凭良心讲，中国的铁路在不断改进，迄今为止，已经努力地做到了五次大提速，拼上老命为完成这高负荷运转而硬挺着，但是，还是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据说，春节期间的铁路运输，负载量已达到了２００％，一个厕所里竟能挤进１１个人，而长途汽车、轮渡的超载率往往更加惊人，由于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黑车”盛行，而黑车的超载引发的事故又不断，人为地造成了许多的灾难。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不绝增加，春运期间的运输人次也逐年大幅度地增加。光春运这４０余天的旅客铁路发送量就达到１．３亿人次。据交通部门的统计，２０００年有１６．１６亿人次；２００１年有１６．６０亿人次；２００２年有１７．４０亿人次；到了２００３年则增加到１８．１９亿人次。在２００４年这年春运中，运客量是１８．９亿人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都没有如此集中、如此巨量的乘车往返记录，要是上吉尼斯世界记录，这绝对是无可比拟的独一份。
在１８．９亿人次中，铁路运输达到１３．７亿人次，比前一年增加２％；公路运输达５．１７亿人次，比前一年增加３％；水运２６００万人次，与上一年持平；民航１０５０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９．６％。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民工们“钟情”的还是火车和汽车。试想，他们一年中只挣到那么一点的钱，春节比平时还得多花一倍，他们哪里还敢去坐飞机呢？
从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铁路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平均每年增加１０００多公里，这在中国铁路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但是，从横向来看，我国铁路里程只占全世界的６％，但却完成了将近全世界铁路工作总量的２４％，即四分之一，运输密度为世界之最。我国铁路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然大大地滞后。
中国的铁路落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非常流行、也十分贴切的比喻说，“中国的铁路还不及一根香烟长。”因为中国的铁路有７．２万公里，人口总数是１３亿，因此人均铁路的长度只有５．５４厘米，比一支烟短多了。
中国的公路更是如此，到去年为止，中国的高速公路达到２．９８万公里，按人均去摊，也就更加可怜。像这样的交通运输，要对付突如其来的亿万民工，岂不问题百出？
因此，据统计，春节回家的民工，只占到了全部民工的１／３强，还有大半民工没有能做到与家人团聚。
● 春的气息与冬的严寒
据我们采访所知，对于那些较大较正规的企业，人性化的管理愈来愈鲜明，一般来说，如果民工来源地比较集中，加之路途又不是太远的，企业就组织自己的大轿子车，直接将民工送回乡去。这是一些明智的老板极为厉害的“笼络民工（心）”的做法。当那些几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的民工无功而返，一脸无奈与懊丧的时候，忽然听到消息，老板作出了决定，要派专车送全体民工回家。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正是雪里送炭，这时的民工，哪能不平添了几分对老板的感恩之心，并暗下决心，回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工作，报效这样好的企业、好的老板？
奥康集团就是这样做的。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奥康集团公司包了十辆豪华大巴送员工回家过年，员工再也不必担心回家过年买不到车票了。
据从各处交通部门得到的讯息回馈，１月１２日到１月１９日发往省外的各方面的车票已被抢购一空。奥康集团生产管理部门统计，２００４年奥康外省员工准备回家过春节的人数有５００多人，其中湖北、湖南、江西、南昌四个方向的员工就有４５０余人。在无车票可购的情况下，奥康决定包车送员工回家，每辆车统一命名为“奥康送亲团”。
温州奥康集团的民工宿舍刚来奥康不到一个月的安徽小姑娘吴灵说，当我听说公司只订购到１００张火车票的时候，我的心情一下子坏了许多。在外面打工近６年，只回家过了一次春节，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就是因为火车票太难买了，现在公司包车送我们回家过年，那种兴奋是用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心里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已经到了家一样。
奥康一开始是通过中国皮革协会为员工订火车票。但是火车票实在太紧张了，于是就下决心包车送员工回家。然而细心的奥康领导不仅如此，１月未满，却把一个月的工资发到了员工的手里，并且随着员工回家的车上，还每人送上了一个红包或礼物。
那份舒心，那份感动，会给每一个员工带来什么呢？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精神化为物质的冲动。这就是最聪明老板的所为，他付出一份爱心，得到的却是十倍的回报。
让我们再把一个极为悲惨的例子对比地排列在这里，作为结尾，看一看天上与地下的民工，也看一看天上与地下的老板，而民工的命运与回家的路，是如何天差地别的。
来自山东的民工孙文流原来在河南省孟州市东小仇乡的小宋庄砖厂拉砖坯，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吃不消，屡次想请假，可工头就是不批准。
温州奥康集团的员工下班回宿舍阴雨绵绵的一天，孙文流冒着雨在泥泞的工地上拉砖。每天负责喊工人开工和负责砖厂部分财务开支的吴传达抱怨孙文流干活不卖力，砖拉得太少。满心委屈的孙文流反驳说：路太滑，不好干活啊。这次顶撞在对方的心中埋下了仇恨。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６日晚１１点，吴传达提着根棍子直接闯进民工宿舍，阴沉着脸对刚刚躺下的孙文流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两人在漆黑的夜里没说几句话，吴传达就突然举起棍子将他击昏了，随后又猛打他的胳膊和腿。在此过程中，孙文流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导致左胳膊和右腿骨折。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７日，当孙文流从疼痛中醒来时，发觉自己的左臂和右腿都断了。他当时的念头就是实在不能干下去了，一定要回家。于是他既没有找吴传达算账，也没有讨要半年来应得的工钱。不能走就爬。在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长达６个月的时间里，孙文流爬过了几十座城市和村庄。
离开孟州市后，孙文流一路向东爬，他没读过书，不识字，只听别人说山东在河南的东边，他知道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对着太阳爬就不会错。没太阳时，他就四处打听。他一边爬，一边乞讨。在河南荥阳市豫龙镇的一段时间天天下雨，心力交瘁的孙文流又累又饿，实在爬不动了，就干脆睡在马路边。这时路边一家烩面馆的老板孙战胜看他十分可怜，就端来热气腾腾的烩面给他吃。
孙文流就这样在马路上躺了半个月，而孙战胜就给他送了半个月的烩面。同时孙文流的遭遇还引起了镇政府的重视，镇党委书记王志明亲自协调派出所将孙文流送到了镇卫生院。在卫生院，孙文流得到了１０天的免费救助。
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把孙文流送到了郑州火车站，还给他买了火车票。可是，因为火车站工作人员嫌他身体残疾活动不方便，不让他上火车，他被迫再次选择爬行，一直爬到河南兰考县，一位好心人看到他穿的裤子都磨破了，就做了一个小滑轮车送给他。借助这辆简易的滑轮车，孙文流从兰考滑回了临沂。这是一个弱者的特殊旅程，他的左臂和右腿也在这段旅程中畸形愈合了。
２００４年２月３日正月十三，孙文流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村主任到医院做伤情鉴定。鉴定结果是孙文流受伤属钝性外力所致，受伤程度为重伤范畴。目前，此事已引起了山东和河南警方的高度重视，两地专门就此事成立了调查组。央视记者向孙打工的砖厂提到孙文流半年来的工钱。砖厂的老板和工头马上给记者提供了一个账本，根据砖厂的记载，孙文流一共在砖厂干了１３１天，按每月工资３００元计算，应得１３１０元。而砖厂说孙文流中途离厂出走只能８０％结账，应付１０４８元。但是，孙文流在吴传达开的小卖部里经常买东西，共赊账１２５８元，这样砖厂不仅不欠孙文流的工资，孙文流反过来还要给吴传达２１０元。现在，孙文流的哥哥无力负担孙文流的生活，孙文流目光呆滞，瘦骨嶙峋，对未来生活一片茫然。
好马也吃回头草
在社会中，经济体系就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每一个人，每一个民工，都是一个积极的作用者。他们会预测自己的行动，而这种预测是建筑在其他作用者行动基础之上的。
假如，一些在外面打了工，已经发了点小财的民工，回到家乡来过春节，却发现自己的家乡今非昔比，成了一个空壳村：田地荒芜，杂草掩门，荒山野岭渺无人迹，他会怎样想呢？最直接的想法可能是：这太可惜了，那么多的荒地野岭都荒废了！为什么不能利用呢？种水果，种有价值的树材，再拉到城里去卖，岂不是可以赚个好价钱？
于是，用不着政府动员，他们自然能够主动承包农田和荒山，来展开他们设想的事业。
也用不着政府去考虑安排，他们的果园、苗圃必然需要劳力，他们当然会招收自己家乡的农民，把他们培训成有技术的园丁。这样，他们也许会更加方便。因为在自己的家乡耕种，用不着再远行千里万里，去承受外面那些包工头、大老板的剥削，也不必去承受春节回不了家的痛苦；他们招收的是自己家乡的乡亲友邻，熟门熟路，知根知底，也就更加便于领导和管理。
这种思维方式，相信先富起来的农民工是用不着费什么脑筋就能想得到的。
● “凤还巢”工程
这就是在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里那些“建设砖块”在自动完善系统的过程。
此举比较明显的是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省。有的省把它叫做“回归”工程，有的省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