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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比拥有一辆好车更重要……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问心无愧。”
麻烦的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短短三年后，我找到了答案。“您是谁？”在迈阿密海滩上，当我一屁股坐在一位性感的黑美人身边时，她这样问我。
我十六岁离开家，寻找自我。
并没有任何压力迫使我出走，尽管我不快活。一分为二的家庭格局没有改变。爸爸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而妈妈坚决不肯动摇。爸爸仍然把我当成他向妈妈第二次求婚的调解员，妈妈则一如既往地讨厌爸爸让我扮演丘比特的角色。我自己也不喜欢。妈妈已从牙科学校毕业，在拉奇蒙的一位牙医手下工作。她似乎对她崭新的、独立的生活感到很满意。
我并没有离家出走的计划。但每次爸爸穿上邮局职员的制服，开着破旧的老爷车去上班，我都感到心灰意懒。我无法忘记他过去穿名牌西服、开豪华轿车的那副派头。
1964年6月的一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世界某个遥远的角落似乎在低声召唤，“来吧。”于是我就去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告别，也没有留下短信什么的。我有一个200美元的支票活期存款账户，是大通曼哈顿银行西切斯特支行的，这是爸爸一年前为我开设的，我一直没有用。我翻出我的支票簿，把几件最好的衣服装进一只旅行箱，搭上了一辆开往纽约市的火车。确切地说，纽约并不是地球的某个遥远角落，但我认为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站。如果我是从堪萨斯或内布拉斯加逃出来的，到了纽约，看到混乱不堪的地铁，高耸吓人的摩天大楼，拥挤嘈杂的交通，还有人们整天为生计操心，没完没了地奔波忙碌，我一定会被吓得赶紧逃回大草原去。
下期不到一星期，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每星期单靠60美元是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的，即使我住在最破烂的鸡毛旅店，吃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垃圾食品，这点钱也不够我花的。
6、我开始了支票诈骗
下了火车不到一小时，我就遇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我花言巧语地哄骗他把我带回了家。我对他的父母说，我来自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父母双亡，我想出来自己闯荡，在找到工作之前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他们对我说，我尽管住在他们家，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并不打算滥用他们的好意。我急于赚到一笔本钱，然后离开纽约，尽管我还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想做什么。
但我有一个明确目标：一定要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我要到达某座山的顶峰，而且一旦成功，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把我从那个顶峰驱逐下来。我不会犯我爸爸那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很快，我就发现纽约这个大苹果并不是那么甜美多汁，即使在一个出生于本州的人看来也是如此。找工作倒不成问题。我以前在父亲手下做过仓库发货员、零售商店送货员，在文具店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开始拜访一家家大文具公司，非常坦诚地介绍自己。我说，我只有16岁，是个中学退学生，但我对文具业务非常精通。我拜访的第三家公司的经理雇用了我，薪水是每小时1。50美元。我当时天真得很，以为这点钱就够我花的了。
不到一星期，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每星期单靠60美元是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的，即使我住在最破烂的鸡毛旅店，吃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垃圾食品，这点钱也不够我花的。更让我灰心沮丧的是，如今我在泡妞的游戏中只能干饱眼福了。在我认识的这么多姑娘看来，仅在中央公园散散步，吃一个从街头小贩手推车上买来的热狗，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我自己对这种无聊的调情也不感兴趣，而且我吃了热狗总爱打嗝。
我分析局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拿的薪水少，不是因为我中学没念完，而是因为我只有16岁。男孩子当然不可能拿到一个男人的工资。
于是，我一夜之间增长了10岁。人们，特别是妇女听说我还是个10多岁的少年，经常大吃一惊。我想，既然我看上去不止这个岁数，我就不妨真的增加几岁。我在学校里学过书画刻印艺术。我驾驶执照上的出生日期从1948年改成了1938年，效果足以乱真。然后我作为一个26的中学退学生再去劳动市场碰碰运气，皮夹里装着证明我年龄的证书。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没有中学毕业文凭的男人，他的工资标准是不会让“最低工资条例”的制定者觉得尴尬的。没有人对我的新年龄提出疑问，我得到的最高薪水是每小时2。75美元，工作是当一个卡车司机的助手。有几位雇主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决定一个员工薪水多少的不是年龄，而是受教育程度。受的教育越多，报酬就越高。我悲哀地承认，一个中学没毕业的人就像荒野里一只三条腿的狼。它饿不死，但也只能吃个半饱。我后来才想到，其实文凭和出生日期一样，也是很容易伪造的。
一星期110美元，我可以勉强糊口，但靠这点钱要像像样样地生活是不可能的。我太迷恋女人了，任何一个沉溺于赛马赌博的人都会告诉您，要想破产，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赌注下在小牡马上。而我追求的姑娘都是活泼的小牡马，她们真使我破费不少。
我开始动用那200美元的账户了，一缺钱花，我就开支票。
这是一笔我本来不想动用的储备金，所以我开支票时尽量很保守。我兑现的支票金额通常只有10美元，最多20美元，起先我所有的支票交易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完成的。后来我发现，商店、旅馆、杂货铺和其他商行也可以兑现个人支票，只要钱数不多，并出示适当的证件。我发现人们都把我那张经过涂改的驾驶执照看作合适的身份证明，于是，每当我需要兑现一张20或25美元的支票时，我便就近在某家旅馆或百货商店停一停。没有人问我什么问题。没有人向银行核实一下我的支票是否有效。我只需把支票和经过润色的驾驶执照一起递过去，对方就会把执照和现金一起还给我。
这非常容易，太容易了。不出几天，我的账户就透支了，继续开出的支票已属无效。可是，每当我需要钱补贴一下可怜的工资，或想和某个漂亮妞儿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时，还是照样再开一张支票。由于我的工资总是需要补贴，由于纽约的漂亮妞儿比一家养鸡场的小鸡还多，很快，我每天都要开出两三张空头支票了。
我这样解释我的行为。我想，反正爸爸会解决这些透支的支票的。或者，我就用骗子宽慰自己的话来减轻良心的谴责：既然人们这样愚蠢，不核实一下支票是否有效就给我兑现，那么他们活该被骗。
我还安慰自己说：我是个未成年人。考虑到纽约的未成年人法律这样仁慈，纽约的少年犯法官这样宽容，我即使被抓住也不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作为初犯大概会被带到父母身边，甚至都不需要我作任何赔偿。
这些为自己开脱的糊涂想法，消除了我良心上的不安。我索性辞去工作，专门靠假支票过日子。我到底递出多少张空头支票，我没有数，但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我泡妞儿的档次也大为提高。
我就这样大量地炮制无效支票，两个月后，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骗子。用大街上流行的说法，我成了一个职业的支票诈骗犯。这点倒并不令我担心，因为我是个成功的支票诈骗犯，而当时在我看来，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感到烦恼的是支票诈骗犯这个职业带来的危险。我知道父亲已经把我的失踪报告给了警察。一般来说，警察不会花很多时间寻找一个失踪的16岁少年，除非怀疑他有欺诈行为。我的情况无疑是个例外，因为我炮制了大量假支票，构成了地道的欺诈行为。 下期我做个飞行员怎么样？我可不想花许多年的时间学习、培训、上飞行课，重复那些使人适合喷气式班机驾驶舱的单调训练项目。但是如果我弄到了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制服和全套服饰呢？
7、想当一名“飞行员”
我知道警察正在寻找我，他们已把我看成一个小偷，而不是离家出走的少年。我还推测，我骗过的每个商人和企业家也都对我提高了警惕。
总之，我已经被盯上了。我知道我可以暂时躲过警察，但我同时也知道，如果我待在纽约，继续往银行的现金抽屉里扔那些无用的票据，我早晚会被抓住的。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纽约，一想到这点我就害怕。世界上那个遥远的角落突然显得冷冰冰的，不怀好意。在曼哈顿，尽管我追求独立的行为有些鲁莽，但我一直是包在一张安乐毯中的。打个电话就能听见妈妈和爸爸的声音，坐一段火车就能看见他们。我知道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爱我，不管我做了什么错事。而如果我逃到芝加哥、迈阿密、华盛顿或其他遥远的大城市，前景都显得一片暗淡。
我只精通一门手艺，就是开空头支票。我想不出自己能有其他收入来源，这对我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能像骗纽约客一样轻而易举地骗过另一个城市的商家吗？在纽约，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支票存款账户———有没有价值且不去管它，还有一个有效的驾驶执照———尽管上面的年龄大了10岁，这两样都使我的罪恶行为一帆风顺，有利可图。我那叠个人专用支票（名字是真的，金额是子虚乌有的）和那张掺了水分的驾驶执照，换一个城市就成了一堆废纸。我必须更名改姓，弄到伪造的身份证明，用我的化名开一个银行账户，才能够重操旧业。在我看来，这一切真是又麻烦又充满危险。我是个成功的骗子，但还不是个自信的骗子。
几天后，我走在四十二街上时，仍然在琢磨自己的前途问题，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海军准将旅馆的旋转门把答案给了我。
我走近旅馆入口处时，东方航空公司某次航班的机组人员正从里面出来：机长、副驾驶员、随机工程师和四个空中小姐。他们一个个谈笑风生，充满活力，尽情享受着生活的欢乐。男人们都修长挺拔、模样英俊，带金色滚边的制服使他们有一种冒险家的派头。姑娘们都苗条、妩媚，像草地上的蝴蝶一样五彩斑斓，活泼可人。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登上一辆机组人员专用客车，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样光彩照人的一群人。
我继续往前走，仍然摆脱不了他们灿烂光芒的笼罩，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现，有了一个主意，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气魄非凡，构思巧妙，把我自己都给震住了。
我做个飞行员怎么样？当然啦，不是真正的飞行员。我可不想花许多年的时间学习、培训、上飞行课，重复那些使人适合喷气式班机驾驶舱的单调训练项目。但是如果我弄到了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制服和全套服饰呢？啊，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全国任何一家旅馆、银行或商店，兑现支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是些令人羡慕、受人尊敬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是有钱人。您不能指望一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是本地居民。也绝想不到他是个支票诈骗犯。
我打了个激灵，从痴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我居然想到这个念头，真是太可笑、太荒唐了。这个想法很有挑战性，却是愚蠢的。
这时我已走到四十二街和派克大街交汇处，眼前赫然出现泛美全球航空公司大楼。我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看见的不是一幢钢筋水泥和玻璃的建筑物，我看见的是一座需要攀登的大山。
这个著名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们还没有意识到，就在那个时候，泛美公司得到了它最昂贵的战斗机驾驶员。而且那个人不会飞行。不过那有什么关系！科学证明，大黄蜂也不会飞，但它可以顺手为自己弄到许多蜂蜜。
而我正想成为这样一个人：泛美蜂巢里的一只大黄蜂。
我整夜坐在那里仔细盘算，天快亮了才进入梦乡，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试验性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必须靠我的耳朵来实施，但所有的知识不都是靠耳朵获取的吗？听别人一讲，自己就学会了。
我下午一点刚过就醒来，抓过电话号码簿，寻找泛美公司的号码。我拨了总机，要求与销售部门的人说话。电话很快就转过去了。
“我是约翰逊，需要我帮忙吗？”
就像恺撒在鲁比孔河一样，我背水一战了。“谢谢，”我说。“我叫罗伯特·布莱克，是泛美公司的一名副驾驶员，驻洛杉矶。”我停顿一下，听他的反应，我的心跳得跟打鼓一样。
“噢，那么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布莱克先生？”他非常殷勤，语气很实在，于是我乘胜追击。
“我们今天早晨8点飞到这里，我预定今晚7点离开。”我说。随口胡诌了几个航班的时间，但愿他对泛美的航班时刻表不熟悉。我当然是不熟悉的。
“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出了这档子事儿，”我继续说道，竭力使声音显得懊丧。“我进公司7年了，还从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呢。是这样的，有人偷了我的制服，至少我的制服不见了，而替换的那一套在洛杉矶我的家里呢。现在麻烦了，今晚我必须驾驶班机离开这里，但我总不能穿着便服开飞机吧……您知道我在哪里能弄到一套制服？找一家供应商什么的，或者借一套，能把这趟航班对付过去就成。”
约翰逊轻轻地笑了。“呵，问题没那么严重，”他回答道。“您手头有纸和笔吗？”
我说我有，他继续说道。“到精工制服公司找罗森先生。他会给您安排好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您要过去。您叫什么，能再说一遍吗？”
“罗伯特·布莱克。”我回答，真希望他是因为忘记了才又问我一遍的。他的最后几句话使我放宽了心。
“别担心，布莱克先生。罗森会好好接待您的。”约翰逊愉快地说。听他的口气，就像一个童子军终于完成了今天做好事的任务。他确实做了一件好事。
下期机棚就像一座堡垒，四周围着高高的、带尖刺铁丝网的防风栅栏，入口处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把守着。每个入口处的警卫室都有一个招牌，写着：非内部职员莫入。
8、闯进14号机棚
不到一小时，我走进精工制服公司。罗森是个瘦弱而忧郁的小老头，神态举止都有些淡漠，胸前挂着一条皮尺。“您就是布莱克长官？”他声音很尖地问，我说正是，他弯了弯一根手指。“上这边来。”
我跟着他穿过一排排支架，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制服，看样子属于几个不同的航空公司，最后他在一排深蓝色的服装前停住脚步。
“您是什么职衔？”罗森问，在一排上衣中挑选着。
我对航空公司的专业术语一窍不通。“副驾驶员。”我说，暗自希望我的回答没错。
“一级飞行员，是吗？”他说，一边把上衣和裤子递给我，让我试试尺寸。最后，罗森感到满意了。“这套不是完全合适，但我来不及再做别的了。您可以先穿着这套，等有时间弄到一套合适的再说。”他把上衣拿到一台缝纫机上，熟练、敏捷地在每个袖口上缝了三道金边，然后他又给我挑了一顶带遮光眼罩的帽子。
我突然发现制服上衣和帽子上都缺少点什么。“怎么没有泛美飞行胸章和泛美帽徽？”我问。
罗森用探寻的目光打量着我。我一阵紧张，心想，糟了，我把事情弄砸了。接着，罗森耸一耸肩。“噢，我们不经营这些，我们只生产制服。您说的那些都是五金制品。五金制品是泛美直接生产的，至少在纽约是这样。要弄到胸章和帽徽，您必须去泛美公司的物资部。”
“噢，好的，”我微笑着说。“在洛杉矶，给我们提供制服的人同时也提供徽章。我买这套制服要付您多少钱？我给您开一张支票。”我伸手去掏支票簿，突然想起我支票上的名字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想，坏了，这下肯定要露馅了。
没想到罗森自己避开了灾难。“共289美元，但我不收支票。”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哟，天哪，罗森先生，我只好去兑现一张支票，然后把现金给您拿来了。”
罗森摇了摇头。“我也不收现金，”他说。“我要把这笔账记在您的职员账户上，将来从您的制服津贴和工资里扣除。我们这里就是这么做的。”罗森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航空公司的经营知识，我内心不胜感激。
他递给我一式三份的表格，我�